一段特別的往事(ZT) 特別介紹這位了不起，經曆不凡女作家的前生。。。。。。。。
來源：時光背後
1948年，一艘船行駛在茫茫的太平洋上。一對年輕的美國夫婦，手牽著兒子John和一個兩歲的小女孩Teresa站在甲板上，眺望著遠方。這對夫婦是從紐約出發，前往上海，前去勸說在那裏的父母離開上海。
跟他們一起的兩歲的小女孩Teresa，是受一位中國女子的托付，送到上海交給從未謀麵的外婆。對於Teresa的未來，他們心中並不樂觀。在登船前，他們也不知道Teresa的外婆是否還會留在戰火中的上海，等待自己的小外孫女，他們沒有把握。
船到碼頭。終於，在混亂的人群中，他們找到了Teresa的外婆。她正在焦急地等待著這個滿頭卷發的小外孫女。她看起來是位極有教養又很沉穩的女士。那對夫婦放了心。
上中學後，Teresa（韓秀）才從外婆那裏知道，自己出生在紐約，父親韓恩（Willie Hanen）是一位外交官。1943至1945年，他曾被派駐重慶協助抗戰。母親是留美的學生，父親隻在紐約她出生的醫院中匆匆看過她一眼，之後母親便和他離異。韓秀外婆原本打算離開大陸的，卻為了要等她，留在了上海，於是一生再不能離開……
生就一副洋娃娃臉與滿頭卷發，可是無論韓秀多麽清秀可愛，多麽懂事有禮，多麽出類拔萃，她依然不可能被那個時代所接受。韓秀說，在那個年代、那種環境，她一直是一個“外人”。
還好，有外婆的細心嗬護，韓秀在可能的範圍裏健康長大。出身大家閨秀、在國外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的外婆，也給了她最早的文化啟蒙，並教導她基本的做人道理。
韓秀的外婆是位特別的女子。三十幾歲時，她的先生就去世了，她獨自一人生活，她曾在交通銀行做事，接到韓秀之後來到北京定居，她靠祖傳的修訂善本書手藝為中國書店修書。
韓秀的青少年時期都是在北京度過的。從女十二中到北大附中，她的學習成績一直名列前茅，然而家庭背景的陰影也一直伴隨著她。
外婆告訴她說：“好好念書，誰也拿你沒辦法。你得相信你自己，隻要自己做對了，別人說什麽，就隻當沒聽見。”她牢牢地記住了。
轉眼，她已經十七歲，即將高中畢業。優異的成績，讓她得到了北京市銀質畢業獎章。報考誌願表上，她一口氣填了八個誌願都是清華大學。老師覺得她瘋了，特別是她的家庭出身並不好，能有大學上就不錯了，怎有把握一定上清華？她覺得有道理，就修改了誌願表，加上了幾所她原本看不上眼的學校。可是，錄取單下來，卻根本沒有她的名字。一向寵愛她的數學老師特別到招生辦公室去問，隻見卷子被封著，上麵蓋著“此生不宜錄取”的印章。原來，她的考試卷連被批改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出身問題，雖然韓秀成績優秀，但最終不能進入大學。
真的沒有希望了嗎？校領導把她叫去，問她能否寫一個聲明，表示和她父親斷絕一切關係，劃清界限，隻要一、兩百字就行，寫了就可以讓她上大學，不寫就要馬上去山西插隊。
十七歲的她淡淡地說：“既然這樣，我要早點回家了。我還沒收拾行李。”說完便轉身走了。於是，她成了第一批北京市上山下鄉、插隊落戶的中學生。那是1964年。
談到當年她為何能夠有如此毅然決然的態度，韓秀說，她當時想的隻是絕對不能背叛父親。“我很清楚的知道，父親在中國的時候，就是1943年到1945年，是在幫助中國抗戰，他沒有做任何對不起中國人的事情。”
“絕對不能背叛”，多麽簡單的幾個字。可是，在那個年代，又有多少人能做得到呢？“那時候我覺得，隻有守住我的原則，可以送我到鄉下去，要怎麽苦、受什麽樣的罪都不要緊，但是人不可以把自己心裏頭那塊淨土都丟出去了。”韓秀這樣說到。
韓秀曾經這樣描述自己在山西插隊的生活：到了林城，住進了一個挺寬敞的三合院。行李被褥各自安頓在木板床上，箱子放在床頭，擱些飯碗之類的零碎東西，臉盆腳盆放在床下，這就是每個知青的那點屬於他們自己的天地了。
當時勞動是非常苦重的，農忙時節起五更睡半夜是尋常事。地裏的活相當苦重，我的腰常常痛得好像是斷成了兩截。傍晚收工後，我帶著兩手血泡，年輕的女子們還教我用一條家織布裹住手掌。傷好之後，手掌上留下厚厚的繭子，我幹起活兒來就更利落了。
來林城之前我連扣子都沒有縫過，很快地，我學會了拆洗棉衣、縫縫補補，然後，我學會了做鞋。老實說，林城的人們待我是很厚道的，我的膚色、我的長相、我的複雜的背景都沒有成為農民與我之間的隔閡。
也就不到一年吧，大隊梁書記看我毫無心機地無日無夜地苦幹，再加上一口純正的北京腔，就讓我晚上在廣播站給社員們念新聞。
1965年推廣漢語拚音，在農村展開掃盲運動，我兩天之內便熟練了這一套拚音法，不但在“掃盲學習班”教課，還主動“送字上門”。婦女們家務繁重，晚上沒法子出門念書，我就走進她們的家，坐在她們的炕頭兒上，手把手地教她們。婦女們對識字這件事的渴望讓我感動不已。
在這個親密的活動裏，我又發現了農村女青年對毛衣的熱愛。女知青領口袖口露出的鵝黃、粉紫、天藍每每吸引著農家少女羨慕的目光，於是在送字上門的同時，我開始教她們織毛衣，階級鬥爭的風雨完全消失在繽紛的色彩之中。我想，那一段時間，女知青們的心裏都充溢著短暫的快樂。
1966年初，我開始在林城小學教書，有時候還到鄰近的香邑“示範教學”。這種學校要求老師具有十項全能，因為整個學校隻有一位老師，從一年級到六年級的孩子們都擠在一個教室裏，叫做“複式教學”。除語文、算術之外，體育、唱歌、圖畫等課程也都由這位老師一手包辦。
幾個月下來，我跟我的學生建立起了深厚的感情。外村的親戚來訪，孩子們會驕傲地告訴人家：“咱村的老師是從北京來的！”那時候，我也真心地相信，我可以在這裏存活，我可以和鄉間的孩子們、和這裏的人們廝守一輩子，而且我樂意在這裏度過一生。
然而，沉醉在快樂之中的日子非常短暫。運動開始後，有人揭發說，死不改悔的北京市長曾將一批出身不好的人送到他山西老家插隊，這是一個大陰謀，一定要把這些狼崽子揪回來。
聽見風聲的縣長找到他們，要他們這些人快些遠走高飛，並為韓秀聯係了到新疆兵團農三師的關係，可是剛為她開出“支援邊疆證明”不久，連縣長本人也被打倒了。韓秀在去新疆的半途轉車先回到北京，她外婆已經被掃地出門，住在一間小耳房裏。
韓秀對外婆說：“書是可以自己找來讀的，誰也擋不住我。現在我的雙手布滿老繭，我的雙臂結實有力，山西的鄉親們教會了我生存下去的能力，再苦再累，我也不怕。我倒是突然明白了，今後我的一個重大人生目標就是頑強地活下去。外婆你放心，我絕不會把屍體丟在戈壁灘上。”
韓秀登上了西去的列車。手握支邊建設的路條，韓秀被納入新疆生產建設兵團：農三師四十八團五連，總部在接近塔克拉馬幹沙漠中心的麥改提，而韓秀的連隊在巴楚。
南疆一待就是整整九年。那是一個異常偏遠、艱苦的地方。風沙大的時候，人和人撞上，都看不清彼此的模樣。別說走路，大風來時，人被吹得隻能在地上爬。住在潮濕的地窩子裏，每天吃著鹽水煮白菜，啃著窩頭，繁重不堪的體力勞動常讓她腰痛欲斷。
但不論再苦再痛，她也得咬牙忍著。“我自己當時唯一的想法就是要活下去，活著離開這個地方。這成了生活的全部目標。”在那裏，她和當地的維族人建立了很好的關係，她也有了幾個來學漢語的維族學生。
難以應付的倒是兵團內的人。一次，兵團召開批鬥大會，台上血肉橫飛，台下口號聲聲。坐在馬紮上的韓秀實在看不下去了，想找個藉口遛出去。她的身體剛離開馬紮，旁邊的人馬上大叫，“我可不會幫你拿凳子回去！”其實，那人是有意提醒在場的民兵有人要走。
於是，就在她的身體還沒有完全站直的時候，一個槍托狠狠地砸在她的後腦上。眼前一黑，她失去了知覺。等她蘇醒過來，已經是三天以後了。她發現自己被人扔在茫茫戈壁灘上，大半個身體都被埋在沙子裏。忍著傷痛，她一點點爬出沙堆，一直爬回到營房。衛生員給她塗了些紅藥水，就了事了。
那一槍托所造成的病痛，直到數十年後還一直折磨著她。“這九年中，我也目睹了很多非常有誌氣有思想的人被發配到這大漠邊陲，很多人就葬身在戈壁灘上。”
自從上初中時，韓秀就從外婆那裏知道了自己出生在紐約，是美國人。在新疆的艱苦日子裏，她利用做廣播員的機會，也常常偷聽外台廣播。她隱約感覺到，回國的可能性越來越大了。
從1974年開始，各地下鄉的城市知識青年開始陸續返城。1976年的一天，忽然從北京某辦公室傳來了一張紙條，上麵寫著：“此人不宜留在新疆”。這張紙條讓韓秀的命運再次發生了變化，她很快登上了返京的列車。
當時她並不知道這是怎麽回事，隻曉得中美關係已經開始解凍，情況有所改善。回到北京，她被分配在大集體工廠。上班的第一天晚上，就發生了唐山大地震。自家中的老房子沒啥問題，工人朋友的家中卻都房倒屋塌。於是她主動替廠裏年長的師傅們加班，讓他們能回家照顧家人，收拾破瓦殘垣。
廠裏對她的表現很滿意，就問她有什麽要求。她說，想要被抄家拿走的出生證明和護照。廠裏幫她找到北京市公安局，居然順利要回了這些在保險櫃裏躺了十年的檔案。緊接著，她又來到了北京市公安局外事科，希望確認自己的美國身份，要求返國，這下可把外事科的人搞愣了。
在1956年的華沙談判中，中國再三強調“沒有一個美國人非自願地留在中國大陸”，而現在居然有人一個美國人要返國？一段時間後，公安局領導的答覆下來了，結論是“無論是美國方麵和中國方麵都認為，你的檔案已經過期、無效了。”
韓秀不死心。於是她騎著自行車，直奔北京建國門使館區。當時中美還未正式建交，但是尼克鬆訪華後有一個美聯處（美國駐京聯絡處），她要自己去闖闖看。果然，在日壇公園的西南角，她一眼就看到了寒風中的美國國旗，也看清周圍的武裝警察、以及周圍的各國大使館。於是，她默默地回到家，開始她的“行動計劃”。
1977 年2月21日，一個她永生難忘的日子。她身著自己專門做的時髦喇叭褲和緊身夾克，散開一頭長發，逕自來到友誼商店西門。存了車，她像沒事人一樣，慢慢走向不遠處的美聯處。
快接近時，她故意走向美聯處對麵的非洲某國大使館。守門武警看著她笑，以為是哪個國家的使館秘書走錯了路。還沒等武警開口，她猛然轉身，向另外一側的美聯處衝過去。
她的腳剛踏上美聯處的白線，一名武警已經端著槍向她衝過來。“你幹什麽？你快出來！”“我是美國人！”手握自己的護照和出生證明，韓秀一動也不敢動。“我護照過期了，來申請延期或換一本新護照。”
“你肯定不是美國人。”對方的嘴角有一絲嘲諷的笑意，“因為美國人都知道今天是假期，這裏根本沒人上班。”韓秀的心一下涼了半截。冒著生命危險來闖關，卻趕上人家假日，還有比這更倒楣的嗎？
她站在那裏發呆，心裏默默琢磨該怎麽辦。就在這時，一輛小汽車忽然直駛過來，跳下一個年輕的美國人。他一眼就看到了韓秀手中綠色的40年代美國護照，跑過來問道：“這是你的護照嗎？”
“是的。”
“我可不可以看一眼。”
“當然可以。”
“請你千萬不要離開這條白線，我馬上找人來！”後來知道，他就是在美聯處裏工作的萬樂山。他手拿韓秀的文件，大叫著衝進了樓裏。很快，一位年齡較大的美國領事和萬樂山一起走了出來。他就是美國資深外交官滕祖龍。雖然是假日，裏麵幾位主要負責人卻都在。
萬樂山與滕祖龍來到門口，看過了她的出生證和護照，便要求武警放韓秀進去，“她確實是美國人，隻是進去辦個手續。”武警當然不敢作主，隻好用電話叫來了他的領導。
核對了韓秀的所有證件，最後那位領導想想說：“根據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精神，我們不反對美國人進入美聯處。”萬樂山與滕祖龍一聽都樂了，忙說：“我們都認為她是美國人。”那位領導做了個手勢，“請吧！”於是，韓秀就這樣被“請”進了美聯處。
蓋茨主任、丁大衛副主任等主要負責人都在。在辦公室裏，滕祖龍撥通了美國國務院的電話，國務院又聯絡紐約。根據韓秀的護照號碼和出生證明，五分鍾內，她的美國公民身份就被確認了。
不過，這隻是第一步，滕祖龍告訴她，她需要重新申請護照，因為舊的那本早已過期。機警的韓秀拿出早就準備好的幾張二寸脫帽照。但丁大衛說，這裏隻是聯絡處，不能簽發護照。她必須要等一個月，才能再到這裏來領新護照。而他也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事情已經鬧大了，走出這裏，等待韓秀的會是什麽，誰也不知道。
他估計回去後，她的所有東西都可能被抄走，於是他讓韓秀馬上背下五個電話號碼，以備聯絡。那是美聯處五位領事、包括他自己的辦公室電話。半小時後，韓秀走出了美聯處。
回去後，倒是風平浪靜。可是，當臨近她回美聯處取新護照的日子，幾名公安來到了廠裏，警告她犯了“私闖美聯處的錯誤”，並向她宣布了兩條紀律：“第一、不許去美聯處，不得以任何方式和美聯處官員聯絡；第二，即使在街上碰到他們，也不許以任何方式接觸。”如果違反，後果當然可想而知。隨後，每天都有一位公安在廠裏看著她，比她到得早，並每天“護送”她回家。
眼看該回去取護照的日子已經過了。韓秀開始利用各種機會，到公用電話處去撥那五個背得滾瓜爛熟的電話號碼。可結果卻令人絕望，因為聽筒裏永遠是忙音。原來，北京普通的市內電話與使館區的是兩個係統，根本不相連。她隻好耐心等待。
一天，外婆讓她到西單去買隻醬鴨。韓秀排在長長的隊伍裏，一抬眼，忽然看到廚房的牆上有個老式的分體式電話。心裏一動，她跑了過去。
“四分！”看電話的老太太大喝一聲。她毫不猶豫地付了錢，拿起聽筒，撥了電話號碼。通了！不但通了，而且傳來滕祖龍先生的聲音。“你的護照已經好了。”“我明天早上八點會出現在美聯處附近。”她簡短地說。
第二天清晨四點，韓秀就爬起來，穿著普通的工裝，登上了開往密雲的火車。到了密雲，又轉上從密雲直達日潭醫院的一趟長途車。這是她早就想好的擺脫警察的高招。
到了日潭醫院，她隨著來看病的人在醫院轉了一圈，美聯處就在五十米遠的地方。於是，她緊隨著一批來看病的人出了醫院，穿過馬路。當她越過第一個警察、走向第二個警察的時候，遠處，她已經看到了滕祖龍的身影，手裏舉著她的護照。看到她，滕祖龍大步走過來。
“她是來取護照的。就在這兒！”他手指著護照。
看門的武警看了看，還沒有反應過來，她已經大步走進了美聯處。“我們一早上就在盯著監視器，隻要你一出現，我們就出去接應你。”滕祖龍非常得意。的確，上天護佑，她又順利的闖了進來。
“快簽字，簽了字，這本護照才真正生效！”韓秀簽下自己的名字。
“好了，你現在就是持有合法護照的美國公民了。我們要全力以赴，為爭取你的返國而努力。”此時，滕祖龍又顯得憂心重重了。韓秀當然沒有想到，未來等待她的是更加困難的返國之旅。
回到工廠，就像什麽都沒有發生一樣，直到晚上回到家，把那本新護照和出生證明放到枕頭底下。半夜，窗下有人影閃動，屋頂也有人踏在上麵的聲音，急切中，韓秀把一張出生證明塞在內衣裏。
公安闖了進來，她被宣布逮捕，塞進一輛小轎車。經過三個小時的審訊，她以堅定而機敏的態度讓審訊者無功而返。她被釋放了，但是護照和出生證明再次被抄走。
在隨後長達八個月的時間，她以智慧和堅毅麵對著一批又一批找她談話的公安，來者的級別也越來越高。她早就橫下心，絕對不讓他們抓住任何把柄，他們想把事情搞大，她就把事情盡量變小。每次那些人都被她駁斥得灰頭土臉，啞口無言。
與此同時，滕祖龍也每星期到外交部要人，要求允許韓秀返國。那時，滕祖龍說，他們甚至做了最壞的打算，聲明對韓秀“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1977年夏天，美國國務卿訪華，中美建交被提上議事日程。結果是“我被放在一個蛋糕盒子裏，送給了美國。”韓秀幽默地說。她順利地抵達香港，然後在美國駐港領事葛睿毅的協助下，她當天就登上了西北航空公司飛往西雅圖再轉華盛頓的航班。
這裏是韓秀出國前後的一個小插曲。
1978年1月，北京已經決定對韓秀放行，但是隻付她從北京到廣州的火車票費，然後從香港到美國的費用由美國來付。在公安局辦理最後的手續時，一位領導模樣的人遞給韓秀一百三十元人民幣。那是她的火車票費。
“這可是中國給你的。你領這些錢，不怕美國政府追究嗎？”他不懷好意地說。韓秀再也無法忍受，幾十年的怒火一下爆發了。“我在這裏住了28年，還沒成年就開始做苦力，足足工作了13年。這130元是太少了吧，還有什麽不好交待的。”
“算了，一笑泯恩仇吧！不愉快的就都忘了吧！”
“恐怕不容易，我可是個記性很好的人。”
“限你24小時離開北京！”對方已經氣急敗壞了。
“沒問題，我馬上就走！”
“別忘了，你的外婆還在北京！”
“我才不擔心外婆。她是個最不怕死的人。”對方無話可說了。
通過羅湖口岸抵達香港，她馬上見到了美國駐香港的葛睿毅領事。他帶她到西北航空公司的櫃台，拿出450美元，對服務人員說，要訂一張當天飛往華盛頓的機票。
“You must bring her home today.”（你必須今天把她送回去）
韓秀很過意不去地說：“為什麽要用這麽多錢幫我的忙？”
葛睿毅領事笑著說：“這是你借的錢。如果你願意，將來可以還給美國政府。沒有關係的，不要想這些！你趕快回國，這比什麽都重要。”
怕她不懂英文，發生意外，葛睿毅還細心地為她準備了五封信，讓她收好，一封交給西北航空公司的空姐，一封交給機長，一封給入境處海關官員，一封抵達華盛頓後給計程車司機，一封在發生意外時給警察。每封信裏都叮囑他們要好好照顧她，因為她不懂英文。
踏上了美國的土地，憑著手上的幾封信，她順利抵達。每個遇到的人都盡心盡力地幫助她，有人已經為她安排好學校學英文，阿靈頓地方政府給她三個月的生活費。不久，她又被介紹到外交學院教授中文。負責此事的官員特別給外交學校的校長打電話，要他務必錄用韓秀。
不過，沒想到校長很不高興，因為從來沒人敢說要他“務必錄用”某某人。他堅持要親自麵試這位特別的中文老師。一早，韓秀穿著整潔，準時出現在校長室的門口，用剛學會的英語問候道：“Good morning, Mr. Sweft.”
老校長帶著金絲邊眼鏡，白色的西服，銀色領帶，頭發銀白，一副學者風範。他抬頭打量了一番韓秀，忽然摘下眼鏡，熱淚盈眶。韓秀嚇壞了，猜想是自己的英文太差，讓老人很生氣。
“你不認識我，我可認識你！”韓秀又被嚇了一跳。“就是我和我太太、還有兒子John和你一起去中國的。”校長激動地說。“我的天！原來就是您！”韓秀的眼淚也流下來了。
人生是如此奇妙。三十年的時光，一切仿佛又回到了原點，他們再次重逢在美國。校長告訴韓秀，當年他和夫人在船上就已經決定，如果見不到韓秀的外婆，就要把她領養。
“你終於回來了！對，我當然‘務必’要聘用你！”校長興奮地說。
1982年春天，韓秀與一位外交官結婚。婚後，韓秀隨先生曾在亞太派駐一年、北京又派駐了三年、也派駐過希臘等地。在她先生派駐北京時，她終於又見到了外婆，可以盡心地照顧老人家了。
1986年夏天，就在韓秀和先生正準備返回美國之前，給她無限嗬護的外婆平靜安詳地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