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隻野兔在大地上奔跑，在大地和白雪上奔跑。它在狹窄的樹林裏奔跑，從花楸樹旁跑過，它在狹窄的樹林裏奔跑，向花楸樹哭訴。我這兔兒是不是有一顆羞怯的心，一顆羞怯的心，一顆縮緊的心。我害怕，兔兒，野獸的蹤跡，餓狼的空腹。可憐我吧，花楸樹枝，美人兒花楸樹。你不要把自己的美麗送給凶狠的敵人，凶狠的敵人，凶狠的大烏鴉。你把美麗的漿果迎風揚散，揚散在大地上，揚散在白雪上，它們扔向故土，扔向村裏最後一座茅屋，扔向最後一扇窗戶或者最後一間草屋，那兒隱藏著一位女修士，我親愛的，日夜思念的人兒。你對我的妻子低聲說句熱情的話。我這個士兵被人俘虜，倍受熬煎，在別國的土地上心裏寂寞。我要從痛苦的俘虜營裏掙脫，向我的心肝，我的美人。”這是出現在帕斯捷爾納克筆下的小說《日瓦戈醫生》中一首俄羅斯的民歌。這個弱小膽怯、單純善良的向往自由與美好生活的兔子也是小說中女主人翁拉拉的一個剪影！
與小說《日瓦戈醫生》結緣，是1989年的初秋。我因催辦貨物來到了呂梁山東側的汾陽縣城。閑來無事，我開始遊逛起汾陽縣城。起初映入我眼簾的是汾陽縣城民國時期的老式民居，成片的高大的房屋與圍牆占據了縣城的很大部分。基於專業的敏感（建築）令我由生感歎：閻錫山的時代並非宣傳中凋敝。建築是凝固的曆史，誰也去除不掉。接近中午時分，我走進汾陽縣城的新華書店，在書店的一角，靜躺著一本書，封麵上似素描肖像的人，目光深邃，能穿透人心。我拿了起來，是《日瓦戈醫生》。一部在中國大陸80年代思想最為活躍期，引起巨大反響的書。
我翻開來，讀了起來。小說的第一頁便有這樣的一段文字，合拍著一個在腥風血雨之後苦悶的青年人的心境。我把這段文字抄寫下，與讀者分享：
“這孩子揚起頭，從高處失神地向蕭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頂掃了一眼。他那長著翹鼻子的臉頓時變得很難看，脖頸直伸著。如果一頭狼意也這樣仰起頭來，誰都知道它馬上就要嚎叫。”
盡管我們貴為上世紀80年代為中國大陸思想最為活躍期，但也是到處是雷池。然而《日瓦戈醫生》卻引領讀者去思考去反思血色的革命對錯了。尤其是書中出現的許多的對社會主義的或者革命的微詞，猶如炸雷，轟響在腦中。
我興奮的讀了下去，以至於忘記吃飯。直到店員提醒，我才知曉已是旁晚時分，趕緊買了下來。
其後的日子裏，我詳讀了《日瓦戈醫生》。留給印象深刻的便是拉拉了。
拉拉是《日瓦戈醫生》中的女主人翁。是帕斯捷爾納克筆下最動人的形象。她經曆了三段“情感”。
第一段是，十月革命前，沙皇統治的末期，一個物欲橫流的時代。她委身於她母親的情人富商科馬羅夫斯基，換取了物質享受與虛偽榮華。這個時期的拉拉是膽怯的。動蕩的社會，隨時會吞噬她母親正正經經搏來一點財富，不安全感籠罩著她的母親與她自己。這巨大的恐懼使得這位幼稚的姑娘投入一個老男人、一個能呼風喚雨的欺騙成性的富商人的懷抱。帕斯捷爾納克甚至用這樣的筆觸去描寫此時的拉拉，“姑娘屈從的情景顯得不可思議地神秘而又厚顏無恥地露骨。”隨著年齡的增長，她感受到了屈辱，並且在聖誕舞會上開槍射殺科馬羅夫斯基，而後帶著“驕傲”的神態離去…
第二段是，十月革命爆發了，她愛上心靈純潔的出身於社會底層的狂熱的革命者安季波夫。出於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革命者的他，成為拉拉的精神的燈塔。然而，安季波夫卻不能接受拉拉的過去，離她遠去…這場革命給蘇聯帶來無窮的災難，死亡、饑餓、摧毀與恐懼。拉拉目睹了一切，於是那燈塔熄滅了…
第三段便是與尤拉（日瓦戈）的愛情了。傾述與傾聽、關心與關愛、尊重與欣賞。這些所能描寫真情實愛的情感文字，無不散落在那些點滴的對話中。比如描寫尤拉留宿拉拉在烏拉爾山區的逃亡的家中章節中，她們的對話占據五六頁紙張，一句恩愛的直白都沒有，全隱藏在“您說…聽著…聽我說…”“好的…我聽著…您說…”的字句中。那些目睹的、那些道聽途說來的、那些朋友與家人的消息，那些切身的感受，多麽想急切的告訴對方，並且寬慰著對方。我個人讀小說的感受，這是描寫愛情最為偉大的作品，尤以“烏拉山”邂逅相遇一節，最為突出。如果說：“托爾斯泰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陀思妥耶夫斯基則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深度”。那麽我要說：“鮑利斯·列奧尼多維奇·帕斯捷爾納克則能代表了俄羅斯文學的廣度與深度！”（文學即人學）
我不喜歡大衛的電影《日瓦戈醫生》，盡管她好評如潮。但卓別林女兒的健康陽光的麵容總帶給我喜劇效果，與憂鬱的拉拉是不同的人物，觀看此片時，根本不能入戲。尤其是最後，拉拉與日瓦戈相逢後短暫而美好的日子裏，用冰晶剔透的童話世界裏的冰宮來詮釋他們的愛，這是個誤解。是用出世情調渲染入世的情感，好比把《金瓶梅》擰巴成《紅樓夢》，背離了帕斯捷爾納克原著的精神，也削弱了原著關注人性深度的力量。
人性是相似的，曆史也在重複。當CCTV的李小萌、葉迎春被中紀委調查取證的信息傳開，我不由的想到：那個年輕時期的“拉拉”，那首俄羅斯民歌中在花楸樹林裏奔跑的“小白兔”…
“…兔兒，野獸的蹤跡，餓狼的空腹。可憐我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