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中的國慶節是與兩件東西聯係在一起的：國慶日天安門廣場的遊行和國慶夜的禮花。
後來，國慶節在記憶中漸漸消失了。那是我們叛逆的年代，不再相信那些從小就被灌輸的諸如“祖國”、“人民”、“民族”這類崇高和神聖的概念。我們感興趣的是那些剛剛舶來的新詞－－“個性”、“自我”、“個性自由”等等。這種反叛情緒在八九年國慶中達到了頂點。那時京城一片恐怖後的壓抑，戒嚴部隊隨處可見。我和同事到單位附近的空地上看國慶煙火。周圍聚集著一些不相識的人群。黑夜中，隻見遠處天安門廣場一簌簌綻開的禮花，觀看的人們卻異常地沉默，沒有歡呼，沒有讚歎。忽然同事在身旁低沉地說：“回光返照。”我驚呆了，趕快推著他離開了。
我在努力去做一個自由主義精英教導我們那樣的、西方意義上的“絕對的個體”。我們將不再屬於任何被賦予至高無上權威淩駕於個人自由、個性解放之上的群體。我們以冷峻的理性解剖任何限製這一個體發展的群體權威。我們是全球化了的地球村裏最現代的絕對自由的“人”，沒有任何“祖國”、“民族”、“集體”的羈絆。我們被告知，那些在當今世界大同化時代還奉諸如“祖國”、“民族”、“國家利益”這些過時概念為圭臬的人，不過是跟不上時代的當代“拳匪”或腐儒之流。我們學會用冷靜的第三者的眼睛來審視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我們努力學
著把自己這個個體與“中國”分開，與“中國人”分開。我們在努力向接納我們的國家證明，我們正在脫胎換骨，變成一個認同新時代個性文明的人，在我們的新生活中，過去視為無限崇高的“祖國”“民族”已經或正在被拋棄，追求個體利益，個性自由才是我們人生的最終目標。
但我仍然說不清，我為什麽還會在觀看奧運會電視時，為聽到中國國歌而興奮；我也說不清為什麽謝晉的《鴉片戰爭》會讓我嗟籲，香港回歸的錄像會讓我激動；每當我讀到錢學森和老一代留學知識分子為發展中國兩彈一星而獻身的故事，都會感動與慚愧交加。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楊振寧先生回憶鄧稼先的文章。中美恢複邦交後，楊與鄧首次會麵。楊向鄧詢問中國的原子彈發展是否有外國人參與。鄧告訴他說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搞的。楊說，他聽後，不可抑製地衝進洗手間激動地大哭了一場。不知為何，每次讀到這裏，我都禁不住會熱淚盈眶。
這種無可名狀的複雜感情在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慘遭北約轟炸後，忽然變得更強烈也更清晰了。當看到廢墟般的大使館、血淋淋的中國人的屍體、飄揚的五星紅旗，我們腦海裏閃過的是百多年來許許多多數不清的民族屈辱的畫麵：是圓明園的廢墟，是八國聯軍的淫燒搶掠，是天津望海樓的屍橫遍野，是上海租界的驕奢淫逸，是南京大屠殺，是北京的沈崇事件，是美軍越過三八線的驕橫，是胡誌明小道上的狂轟爛炸……。世界又走過了一百年，但西方列強弱肉強食、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強盜原則依舊。忽然間有種南柯一夢的感覺，這一刻，似乎豁然領
悟了毛澤東，領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悟了父母一代投身人民共和國理想的激情。這個人民共和國，最本質的是一個民族複興的運動，是自１８４０年以來，前仆後繼延綿數代人從民族救亡到民族自強自盛的艱難曆程，是這個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西方強勢文明的致命打擊下，憤而崛起，欲求以平等之身份立於世界強者之林的百折不饒的奮爭。它匯集這個民族中最優秀，最具理想主義，最為理想而獻身的幾代英才的努力。人們可以批評它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扼殺個性的冷酷性，但沒有人可以否定它的民族性。
在民族主義血紅的旗幟麵前，自由主義的批判很蒼白，也很無力。從過去的胡適之到今天的朱學勤，他們在民族主義狂潮麵前所表現的獨善其身、唯我獨醒的知識分子的理性令人欽佩，然而他們對西方文明、西方主流話語的天真認同，卻令人惋惜。不知這些勸說人們放棄“民族”“國家”認同的精英們是否意識到，西方文明才是近代民族主義狂熱的始作俑者。是西方近代文明先發明了“種族”（ｒａｃｅ）“國家”（ｓｔａｔｅ），“民族國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等一係列民族主義觀念和民族國家的社會製度，其後才有非西方文明文化的民族複興運動。是西方文明先將世界劃分成了三六九等的種族、民族和國家，才有了非西方文明爭取民族平等的反抗。當今世界一切所謂“落後”民族的民族主義其實都是對“先進”民族的“唯我中心”的民族主義的反動力（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當自由主義的精英對西方的政治民主製度頂禮膜拜的時候，不知他們是否認識到這種“平等”製度起始卻是建立在種族壓迫和對其它民族野蠻掠奪的基礎上的。這些“先進”的民主國家實際上是最純粹的民族主義的國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推行的是最嚴格的國家民族主義政策。是他們最先發明了護照、綠卡、公民身份，還有什麽國旗、國歌、國徽、國花、入籍儀式，將掠奪的領土劃地為國，將其它非我族類，非我教類的地區文明統統歸為另冊。他們的平等、民主、人權原則，從最大範圍說，也僅僅施於自己國家之內的人們，出了這個疆域，人就不再是與西方人處於同一“平等”地位的人。
直到今天，世界還不是被分為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財富還不是以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來衡量？生活水平不也還是按國家評定？當西方“先進”、“發達”國家要占領別國市場、控製別國政治的時候，它們打出“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而當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要受影響時，卻又高築國家的圍牆，搞什麽進口配額、移民配額，限製非西方國家人民在出國旅遊、經商、就業方麵的人權自由。西方大國拚命鼓吹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不知為何卻從來不提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不管自由主義精英承認與否，當今世界上的人，在西方人眼裏，是絕對不平等的，他們首先是按國籍劃分的，其身分的高低貴賤又是按這些國家與西方文明的遠近親疏，在西方經濟中地位輕重來排列的。當西方傳媒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稱：“Ｔｈｅ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當你在取得西方
公民籍後，仍會被隨時隨地提醒是一個Ｃｈｉｎｅｓｅ－ＸＸＸＸ”，你就會清楚地意識到，絕對的個體，割裂民族的個體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在今天的西方文明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不管你取得了什麽樣的國籍身分，不管你個人的文化認同是什麽，在西方民族文明中，你永遠是一個“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國現在更多的是一個精神認同的符號。我或許不會象老一代留學生那樣回國服務了，我也許會用比上一代更苛刻更理性的目光來關注中國。我能為它做的事情現在已微乎其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有一天西方的炸彈落在中國人頭上，不管我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都會為祖國去抗議。
“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中國人一百五十年鍥而不舍、苦苦追求的夢，這是世界上所有炎黃子孫千
山萬水不棄不離難圓的夢。
祝福你，祖國！
後來，國慶節在記憶中漸漸消失了。那是我們叛逆的年代，不再相信那些從小就被灌輸的諸如“祖國”、“人民”、“民族”這類崇高和神聖的概念。我們感興趣的是那些剛剛舶來的新詞－－“個性”、“自我”、“個性自由”等等。這種反叛情緒在八九年國慶中達到了頂點。那時京城一片恐怖後的壓抑，戒嚴部隊隨處可見。我和同事到單位附近的空地上看國慶煙火。周圍聚集著一些不相識的人群。黑夜中，隻見遠處天安門廣場一簌簌綻開的禮花，觀看的人們卻異常地沉默，沒有歡呼，沒有讚歎。忽然同事在身旁低沉地說：“回光返照。”我驚呆了，趕快推著他離開了。
我在努力去做一個自由主義精英教導我們那樣的、西方意義上的“絕對的個體”。我們將不再屬於任何被賦予至高無上權威淩駕於個人自由、個性解放之上的群體。我們以冷峻的理性解剖任何限製這一個體發展的群體權威。我們是全球化了的地球村裏最現代的絕對自由的“人”，沒有任何“祖國”、“民族”、“集體”的羈絆。我們被告知，那些在當今世界大同化時代還奉諸如“祖國”、“民族”、“國家利益”這些過時概念為圭臬的人，不過是跟不上時代的當代“拳匪”或腐儒之流。我們學會用冷靜的第三者的眼睛來審視中國、中國人和中國文化。我們努力學
著把自己這個個體與“中國”分開，與“中國人”分開。我們在努力向接納我們的國家證明，我們正在脫胎換骨，變成一個認同新時代個性文明的人，在我們的新生活中，過去視為無限崇高的“祖國”“民族”已經或正在被拋棄，追求個體利益，個性自由才是我們人生的最終目標。
但我仍然說不清，我為什麽還會在觀看奧運會電視時，為聽到中國國歌而興奮；我也說不清為什麽謝晉的《鴉片戰爭》會讓我嗟籲，香港回歸的錄像會讓我激動；每當我讀到錢學森和老一代留學知識分子為發展中國兩彈一星而獻身的故事，都會感動與慚愧交加。印象最深的是一篇楊振寧先生回憶鄧稼先的文章。中美恢複邦交後，楊與鄧首次會麵。楊向鄧詢問中國的原子彈發展是否有外國人參與。鄧告訴他說全部是中國人自己搞的。楊說，他聽後，不可抑製地衝進洗手間激動地大哭了一場。不知為何，每次讀到這裏，我都禁不住會熱淚盈眶。
這種無可名狀的複雜感情在五月八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慘遭北約轟炸後，忽然變得更強烈也更清晰了。當看到廢墟般的大使館、血淋淋的中國人的屍體、飄揚的五星紅旗，我們腦海裏閃過的是百多年來許許多多數不清的民族屈辱的畫麵：是圓明園的廢墟，是八國聯軍的淫燒搶掠，是天津望海樓的屍橫遍野，是上海租界的驕奢淫逸，是南京大屠殺，是北京的沈崇事件，是美軍越過三八線的驕橫，是胡誌明小道上的狂轟爛炸……。世界又走過了一百年，但西方列強弱肉強食、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強盜原則依舊。忽然間有種南柯一夢的感覺，這一刻，似乎豁然領
悟了毛澤東，領悟了中國共產主義運動，領悟了父母一代投身人民共和國理想的激情。這個人民共和國，最本質的是一個民族複興的運動，是自１８４０年以來，前仆後繼延綿數代人從民族救亡到民族自強自盛的艱難曆程，是這個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民族在西方強勢文明的致命打擊下，憤而崛起，欲求以平等之身份立於世界強者之林的百折不饒的奮爭。它匯集這個民族中最優秀，最具理想主義，最為理想而獻身的幾代英才的努力。人們可以批評它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扼殺個性的冷酷性，但沒有人可以否定它的民族性。
在民族主義血紅的旗幟麵前，自由主義的批判很蒼白，也很無力。從過去的胡適之到今天的朱學勤，他們在民族主義狂潮麵前所表現的獨善其身、唯我獨醒的知識分子的理性令人欽佩，然而他們對西方文明、西方主流話語的天真認同，卻令人惋惜。不知這些勸說人們放棄“民族”“國家”認同的精英們是否意識到，西方文明才是近代民族主義狂熱的始作俑者。是西方近代文明先發明了“種族”（ｒａｃｅ）“國家”（ｓｔａｔｅ），“民族國家”（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等一係列民族主義觀念和民族國家的社會製度，其後才有非西方文明文化的民族複興運動。是西方文明先將世界劃分成了三六九等的種族、民族和國家，才有了非西方文明爭取民族平等的反抗。當今世界一切所謂“落後”民族的民族主義其實都是對“先進”民族的“唯我中心”的民族主義的反動力（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ｃｔ）。當自由主義的精英對西方的政治民主製度頂禮膜拜的時候，不知他們是否認識到這種“平等”製度起始卻是建立在種族壓迫和對其它民族野蠻掠奪的基礎上的。這些“先進”的民主國家實際上是最純粹的民族主義的國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ｉｃ ｓｔａｔｅ），推行的是最嚴格的國家民族主義政策。是他們最先發明了護照、綠卡、公民身份，還有什麽國旗、國歌、國徽、國花、入籍儀式，將掠奪的領土劃地為國，將其它非我族類，非我教類的地區文明統統歸為另冊。他們的平等、民主、人權原則，從最大範圍說，也僅僅施於自己國家之內的人們，出了這個疆域，人就不再是與西方人處於同一“平等”地位的人。
直到今天，世界還不是被分為發達國家，欠發達國家？財富還不是以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來衡量？生活水平不也還是按國家評定？當西方“先進”、“發達”國家要占領別國市場、控製別國政治的時候，它們打出“全球化”、“資本自由流動”、“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而當它們自己的國家利益要受影響時，卻又高築國家的圍牆，搞什麽進口配額、移民配額，限製非西方國家人民在出國旅遊、經商、就業方麵的人權自由。西方大國拚命鼓吹資本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不知為何卻從來不提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不管自由主義精英承認與否，當今世界上的人，在西方人眼裏，是絕對不平等的，他們首先是按國籍劃分的，其身分的高低貴賤又是按這些國家與西方文明的遠近親疏，在西方經濟中地位輕重來排列的。當西方傳媒年複一年，日複一日地稱：“Ｔｈｅｙ Ｃｈｉｎｅｓｅ”，當你在取得西方
公民籍後，仍會被隨時隨地提醒是一個Ｃｈｉｎｅｓｅ－ＸＸＸＸ”，你就會清楚地意識到，絕對的個體，割裂民族的個體是不存在的，至少是在今天的西方文明占統治地位的世界中是不存在的。不管你取得了什麽樣的國籍身分，不管你個人的文化認同是什麽，在西方民族文明中，你永遠是一個“Ｃｈｉｎｅｓｅ”。
中國現在更多的是一個精神認同的符號。我或許不會象老一代留學生那樣回國服務了，我也許會用比上一代更苛刻更理性的目光來關注中國。我能為它做的事情現在已微乎其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有一天西方的炸彈落在中國人頭上，不管我在世界的哪個角落，我都會為祖國去抗議。
“歌唱我們偉大的祖國，從今走向繁榮富強……”這是中國人一百五十年鍥而不舍、苦苦追求的夢，這是世界上所有炎黃子孫千
山萬水不棄不離難圓的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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