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音樂: 《萱草花》伴奏版
清明風緊，雲低而闊。
我自柏林城中騎行，向西而去，一路逆風，氣溫尚寒，去路有上坡，咬牙使勁。天色多雲，雲塊層疊如海，陽光從縫隙裏落下，像遲疑的手，輕輕觸一觸人間。
至西郊威廉皇帝紀念教堂墓地。墓園裏卻是溫柔的。草色已綠，有些花已經盛開，樹木剛吐新芽，一切都在將醒未醒之間。
來到一座墓前，這並不像一座普通的歐洲基督徒的墓。
我又來了——約翰·拉貝先生。
馬尾鬆、竹子、梅花、菊花，在周圍安靜地長著——它們都是從南京移植過來的植物。墓碑底座鋪著一層石子，那是來自南京的雨花石，風吹過的時候，它們不動，沒有聲音，讓人覺得很重。
墓碑本身，它被做成一本書的樣子——像是翻開又合上的一頁，象征著他的那本《拉貝日記》。
石材是來自中國河北曲陽的花崗岩，青銅的半身像浮雕嵌在中央。基座是一個四棱台，斜麵上拚著雨花石，像一層一層被時間壓住的記憶。碑體是黑白兩色的石材斜拚，從正麵看，是一個字母“N”，南京的第一個字母。
黑與白，在這裏並不對立。更像是那一段時間裏，生與死交錯在一起，黑暗與人性，同時存在。
有人先我而來——墓前有花，有祭品。
擺放著一些硬幣，幾枚伍角，背麵是梅花；幾枚一角，背麵是水仙；一張五元紙幣，也有水仙圖案，被兩塊南京雨花石壓住。還有一枚來自南京的文創冰箱貼，像一小塊帶不走的城市。
我知道，南京市花是梅花，梅花是南京的骨氣，而水仙是人間的思念。
風很大，花跟著動，像是在點頭。
先生，您在中國多年，娶妻生子，生活本可以隻是生活。可當南京巨變將至，您自北戴河連夜南歸。那一夜，風一定也很急吧。
您與諸位國際友人，在槍火與混亂之間，劃出一方僅約2.8平方公裏的生地——南京安全區。
不過方寸之地，卻容納了二十五萬生靈。
二十五萬——這個數字放在紙上不過幾筆，落在城中，卻是人潮，是呼吸，是一聲聲“要活下來”。
南京市廣州路小粉橋一號，這是您的居所。青磚紅瓦的兩層小樓，安放一家幾口人綽綽有餘，卻被您安排擠進六百餘人。屋內屋外，床鋪之間，廊下簷下，都是人。那房子小了，可人心卻大了。
您佩戴納-粹徽章，升起納-粹旗幟。
這一刻，納-粹標誌是您身上的矛，也是您手中的盾。您借此與侵略者周旋交涉，在街頭、在門前、在驚惶的人群之間，一次次把人攔下、帶回。
您是納-粹黨員，在南京，卻成了守護者。
曆史有時很荒唐，但人心，在關鍵時刻，會自己選擇方向。
同為納-粹黨員的奧斯卡·辛德勒，救下一千二百人。所以，被他救下的猶太人Simon Jeret用自己的金牙熔了一枚戒指送給他，希望他能逃過盟軍的追捕。上麵用希伯來語寫到“Whoever saves one life, saves the world entire 救一人，即救世界”。
而您，在那座江南古城裏，托住了二十五萬人的命運。
若說“救一人，即救世界”，那麽您，是把無數個世界，輕輕托在手上。
先生，您離開南京回到德國後，命運一直坎坷。
而南京和中國卻記得您，也還記得其他的安委會成員明妮·魏特琳，約翰·馬吉，喬治·費奇……。
也還記得後來的張純如先生與邵子平先生等人。是他們讓《拉貝日記》重見天日。紙頁之間，是證詞，是血與火的年代裏，抬起頭，發出不肯沉默的聲音。
我也抬起頭，看天空的一朵雲，很大，很白，像棉花糖。
忽然想，在南京，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孩子能平安長大，能在街角買一朵棉花糖，其中一口甜，或許是從您那裏借來的。
風還在吹，竹葉沙沙作響，邊上的紅梅花盛開了，像是告訴您——南京現在很好。
先生，我不過是一個在柏林生活的普通中國人。
但我知道，我沒有理由不來，我怎能不來呢？
每年都來看您兩次，把一段曆史，從書頁裏的沉重和思念重新帶回到風裏、草地上、雲影下。
您看，還有別的同胞也來過。
中國人會記得的——在清明，在您的忌日，在每一個有人提起南京的日子裏。
拉貝先生！
您是一位德國人，一位納-粹黨員；
您也是一位義士，一位“南京好人”，一個大寫的“人”！
願風不再寒。
願花常開。
願人間少一些成為“拉貝”的時刻。
先生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