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親為增加收入，總要在我們睡下之後，堅持織土布到深夜。我們在手工織布機有節律的撞擊聲中入睡，往往一覺醒來，母親還沒有停息。到了農閑時節，母親會將布匹染上花色，然後肩挑背扛，經大埠過長江，由鄂州上武漢，周遊三鎮，走街串巷，直到將布匹賣完。遙遠的路途，全靠雙腳步行，還要扛著布匹。一個文盲，一字不識，沒有地圖，沒有全球定位係統，全靠沿途問路。每次回家，帶回的不僅有終於將布匹賣掉的輕鬆，還有每年不同的沿途故事。其中的心酸曲折，難以言敘。
有一次母親走夜路，三番五次走來走去，卻發現自己總是回到原地。難免會有被野鬼纏身的恐懼，但最終還得硬著頭皮走出去。直到我上學了，才從書報中得知，人的雙腿不一樣長，而在黑夜中視覺難以發揮作用，行走路線得不到矯正，所以才會走圓圈。在現代化的今天，這樣的事不會發生。今天的少年，會覺得這樣的故事，象神話一樣匪夷所思。
寄人籬下的極端不便激發了無與倫比的勇氣決心。我家七四年開始填築廢棄河床中那塊低窪“地基”。那河床有一兩丈深。填屋基需要與天奮鬥，剛填起的沙土，一經雨水衝洗，又會流失大半。父母兄姊一得空便去填土，屢填屢毀，屢毀屢填。到了七五年正式開工建房之前，又請來數十村人，將地基完全填起。雖遭強鄰粗暴阻撓，但幸得多數村人鼎力相助。房子建起，除了牆根的石頭，全是土坯，因為買不起磚塊。到房子落成，家中已無米下鍋。母親隻得去村南關係較好的一戶人家，借來兩升米，做了頓搬家飯。全家依然吃得歡天喜地，畢竟終於有了自己的家。
搬家不久，大哥參軍。那是當時他脫離農村、改變命運的唯一可能途徑。一年後恢複高考，農村青年才算又有了一條出路。這時二哥已經升入高一，而附近的初中開始實行三年學製。父親將二哥轉過去讀初三，以夯實基礎。我那時九歲，在母親的鼓勵下，給二哥背了一床棉被過去。母親教我，不認識路，問路邊的老人，要有禮貌。鄉間的土路是完全沒有路牌的。
農村也沒有托兒所、幼兒園。大人在田間勞作時，小孩隻能在田頭抓泥巴玩。不存在什麽學前教育。整個小學一年級到三年級，我完全一片懵懂，至今想不起是怎樣混過來的。七八年開始上四年級，吳水才、劉月蘭兩位老師分別教我的語文、數學，我竟然開竅了，由以前的一塌糊塗，一下變成全班第一。五年級後，劉月蘭老師去縣師範學校進修，數學課由劉才詠老師接任。我的成績依然遙遙領先。這三位老師都很優秀，於我有再造之恩，永誌難忘。
另外很重要的，二哥給我訂了份《中國少年報》，每周一期，帶給我看。這張報紙對我所起的作用，難以估量。那是窮鄉僻壤的少年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有了它，我感到自己相反是富足的，因為我知道那麽多周圍的人完全不知道的事情。我至今記得報上連載的外國野生動物學家的關於大猩猩的日記，怎樣讓我期盼著二哥帶回下一期的報紙。依然，我不知道有美國，更沒有想到今後要來美國。但是向往外部世界、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心情與日俱增。後來，二哥還教我將喇叭搭在廣播線上，收聽廣播，接受更多的信息。讀報培養了我閱讀的興趣。我開始向父母要錢，去附近的供銷社買書。每次父親都責怪我亂花錢，但他從未真正阻止我。因為他知道，我從沒買過零食或者玩具，我隻買書和文具。
三十多年以後，上小學一年級的兒子告訴我，那位野生動物學家是簡·古德爾。他是對的，我流淚了。
七九年夏天，大哥在部隊呆滿三年，第一次回來探親。他已經提幹了，算是真正脫離了農村，大家很高興。他借來一輛自行車，帶我去縣城，買酸梅湯給我喝。那是我第二次到縣城、第一次喝酸梅湯。但是他在家，依然要幫家裏幹很多活。不久，他經人介紹跟大嫂戀愛。大嫂是財政局長的女兒，看上大哥，最好地證明了愛情是盲目的。但是她父母很快同意他們交往，似乎說明也不完全盲目，雖然門不當、戶不對。伯伯是少見的好人。以後他還教育我，世上農民最好，工人其次，顯示很深的民本思想，不簡單。
大哥返回部隊之前，要求我考滿分。我成績雖好，但從未考過滿分，感到很緊張。那一年，二哥分數達到黃岡高中，最後被縣一中錄取。第二年，我數學真的考了滿分，語文、英語也是第一，進入縣一中初中部。英語隻學了兩個月，老師花大力氣讓我們背“龍來無前門毛！龍龍來無前門毛！！”這些都是家裏的喜事。
母親最擔心的，是我們陷在農村受苦。農村的苦，非農民不能忍受。我小時候，每年三伏天，鄉間總有人在烈日暴曬下，從事重體力勞動，中暑身亡。總有人不堪其苦、陷入絕望，服毒身亡。總有兒童無人照看，溺水身亡。父親總要歎一句，“窮人的命薄！”但是下一年，同樣的事還會再發生。
現實的殘酷不容任何的幻想。我和二哥很早就意識到，升學是跳出農門的唯一途徑，雖然在這座獨木橋上行走，就像掙脫地球引力一樣困難。小學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考大學，任何一步失敗了，你都會被重重地摔回地麵，世代從事修理地球的職業。
在我和二哥求學的同時，母親和姐姐們承擔了所有的農活。在集體生產的年代，她們用辛苦掙得的工分換取養家糊口的糧食。每年生產隊的年終結算都說，她們掙得的工分，與我家實際領取的口糧相比，存在不足。所謂的缺糧戶。糧食都吃掉了，而且還不怎麽夠，當然無法退還給集體。生產隊唯一能做的，是將缺糧戶集中起來，開批鬥會。每到年終，母親都被勒令參加這種羞辱人的批鬥會。人們隻知道土改時批鬥地主，而不知道無辜的貧下中農也會挨批鬥、像被地主逼租一樣。所謂窮人翻身得解放，跟我家實際不相符合。父親忿忿然：“比國民黨還壞。”更要命的，生產隊會根據各家各戶的具體情況，作出對下一年的預期，下發一張叫做《一年早知道》的圖表，要求各家貼在堂屋的牆上。我家每年領取的《一年早知道》都說，今年你缺糧，明年你還缺。這一切都發生在臨近春節的時候，不能不給大人小孩內心平添一份哀愁。製度的設計者顯然知道怎樣讓老百姓難受。
大姐出嫁後，我們那裏實行分田到戶、自給自足。二姐和母親兩人耕種分得的土地，除滿足自家所需，還略有結餘。直到這時，我們才算擺脫饑餓。集體時期的所謂缺糧戶，被證明完全是一場騙局。後來讀北島的《我不相信》，自然很有感覺。
讀初一那年，我十一歲，第一次去大嫂家。伯伯那時在新成立的稅務局當局長。他給我拿來一隻大蘋果，那是我見過、吃過的第一隻蘋果，是一隻粉蘋果，以後吃的蘋果都沒有那麽香過。伯伯逗我，問我長大後想不想幹稅務工作。我晃動我那被過時政治書格式化的腦袋，回答不想，稅收是階級社會的產物，到共產主義，從事稅務的人都要失業。我哪裏知道，後來大家都削尖腦袋、想鑽進稅務局。這成為多少年大家取笑我的話題。
這下伯伯來勁兒了。他問我一連串的問題，然後用政治經濟學來解釋。他讓我吹電風扇，然後問我家裏有沒有電風扇。回答沒有。為什麽沒有？我答不上來。他告訴我是因為城鄉差別，是社會主義社會三大差別之一。那是我第一次親眼看到、親身體會到城鄉差別。
我對很多的第一次都有明晰的記憶。比如說，我十七歲第一次穿羊毛衫，十九歲第一次有自己的雨靴、雨傘，三十歲才第一次喝上“鮮”牛奶。上學的時候，經常缺吃少穿，還要避免讓家裏人擔心。在一中上學的時候，冬天沒有毛褲、棉褲，衣著過於單薄，下課後從教室走到食堂，然後端著飯菜走到宿舍，好幾次凍得全身篩糠，心跳好像都要停止。隻有馬上蓋上棉被，待全身暖和一點之後，才能開始進食。這樣的經曆，我從未給人講過。
到美國來之後，秋天跟柳第一次去蘋果園摘蘋果。看到滿園的樹都結滿蘋果，滿地都是主人來不及摘、熟透掉下來的蘋果，可以隨便摘、隨便吃。自然會聯想到，為什麽自己在十一歲才第一次吃上蘋果，而且還是在親戚家裏。自然會思考，同樣是人類，為什麽會有這樣大的差別。
今天回憶以前的艱難歲月，心中泛起的不僅是酸楚，更多的是屈辱和悲憤。那種生活，實在不是人過的。我能夠理解，為什麽大哥寧可挨餓，也拒絕吃糠，他隻是在捍衛人的尊嚴。糠，隻是豬食。
我從來沒有真正怨恨過自己出生在農村，怨恨也沒有用。父親是公辦教師、吃商品糧，母親是農民，製度規定戶口隨母，所以我們一出生就是泥巴腿子，就是賤民，就要過那種不是人過的生活。這跟你出生後，是俊是醜、是高是矮、是胖是瘦、是機靈還是笨蛋、是勤奮還是懶惰，統統都沒有關係。戶口製度在你出生前就決定了你的命運。為了改變這一命運，大哥花了二十年，二哥花了十八年，我花了十七年。我們一二十年艱苦卓絕的奮鬥，取得的隻是城裏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錯，當然不在一般的城裏人，而在於那實行了數十年的戶口製度。戶口製度根本違背了人生而平等的原則，限製、剝奪了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實際上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數十年來億萬農民被其限製為二等公民，其中許多人過著非人的悲慘生活。這項製度的罪惡，罄竹難書。基於人生經驗，我對這個萬惡的製度深惡痛絕。直到今天，任何人在任何時候、以任何形式替這項製度辯護、粉飾，我都要不留情麵地猛烈抨擊。
在我成為“城裏人”甚至是一個所謂的知識分子之後，每當看到路邊等候工作的農民工，我就會想到我自己。人不應該忘記自己是誰，從哪裏來。剛來美國時，跟一位同事談起自己出身於農村。這位出身於高級幹部家庭的同事，立即表達了對我的尊重，並且提到另一位同事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出身於農村。我能夠理解，農村生活苦難的深重，使很多人在脫離農村多年以後，都沒有勇氣麵對自己卑賤的出身。我也有過類似的經曆。中學時代，母親和二姐有時來看我。按照城裏的標準，她們的外表當然是土氣的。也許她們從未察覺，但是我在同學們的眾目睽睽下，感到羞愧。這種感受是自然的，但卻是錯誤的；是她們養活著我，我應該為我的羞愧而羞愧。我也是在好多年以後，才積攢了足夠的勇氣，正視自己的出身，返樸歸真。
我要感謝多年來的同學、朋友，他們未曾因為我的農村出身而歧視我，起碼我沒有感受到。他們的心靈沒有被世俗的塵埃所汙染。沒有成為馬加爵，是我的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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