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當代文學，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和顧彬持相反觀點的有老作家王蒙，他在2009年說：“中國文學處於它最好的時候。”陳曉明在同一年也說：“中國文學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人說有大批的中國小說家已經和西方小說家的水平不分上下，他們的依據是中國文學龐大的創作數量、翻譯到國外的作品越來越多，以及數十萬計的中國作家陣容。
中國作家正在融入世界文學主流，中國作家獲得國際文學獎的已經很多，高行健、莫言的諾貝爾獎自不必說，賈平凹也獲得過美國美孚飛馬文學獎、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等，餘華獲得過意大利格林紮納·卡佛文學獎、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薑戎、蘇童、畢飛宇曾獲得亞洲布克獎等等。2013年閻連科獲得布克國際文學獎的提名。還有一些非常好的中國詩人，也獲得過許多國際性的詩歌獎。可以說，十多年來有很多中國本土作家和華裔作家，在各個國際文學獎中獲獎。
不論中國作家取得多大成就，即使現在是處在最好時期，和世界文學相比，還有明顯的不足和差距。在國外書店裏，很難找到譯成外文的中文文學作品，不論是現代中國最偉大的作家魯迅、沈從文、老舍（他的《駱駝祥子》等譯作發表時一度暢銷）、張愛玲，還是當代的傑出作家，偶爾看到也是在最不顯眼的角落裏，張戎的《鴻》是個例外，那是回憶錄，不是小說。而我們能看到很多日本作家的譯作，最多的是三島由紀夫的小說，還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人的作品。
什麽時候中國文學能引領或代表世界文學的某個潮流或方向？什麽時候中國作家能成為西方讀者耳熟能詳的名字？哪怕局限在作家知識分子圈子裏？成為他們的榜樣和模仿的對象？顯然這樣的日子還很遙遠，假如不是遙遙無期。毫無疑問，我們至今還沒有看到一部偉大的作品。
中國作家作品形式上缺少創新，中國的長篇小說缺少結構，大部分都是以編年史的方式平鋪直敘，線性展開，要有也隻是自然時間的結構。中國作家沒有原創力，中國小說資源不豐，傳統不厚，致使作家營養不良，底氣不足，沒有內涵，思想不深刻，還有更重要的一點，中國作家容易被市場左右，缺少道德勇氣。
前蘇聯在斯大林統治下的黑暗歲月裏，出現了別雷、巴別爾、葉賽寧、勃留索夫、古米廖夫、阿赫瑪托娃、布爾加科夫、紮米亞京、安德烈耶夫、曼德爾施塔姆、茨維塔耶娃等一大批經典作家，以他們為代表的白銀時代開創了世界眾多的文學流派，其中別雷的《彼得堡》，與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一起成為意識流文學的三座高峰；布爾加科夫的《大師和瑪格麗特》是魔幻現實主義的開山之作；勃留索夫的《白雪公主》打開了以荒誕派手法重新改寫童話的先河；而紮米亞京反烏托邦的《我們》先於奧威爾的《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問世；更有蒲寧、帕斯捷爾納克、肖洛霍夫、索爾仁尼琴、布羅茨基五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創作出了如《日瓦戈醫生》、《靜靜的頓河》、《癌症樓》、《古拉格群島》等不朽經典。即使是後來加入美國籍的納博科夫，也屬於世界級別的，他的《洛麗塔》和《微暗的火》震動了西方文壇。《日瓦戈醫生》以大悲憫、大解脫的心境書寫俄羅斯文學高貴的人道主義傳統，更被有人譽為20世紀後半葉最偉大的三部小說之一。
其中最難能可貴的是布爾加科夫，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以後，到1940年去世，他沒有一篇小說能在蘇聯發表或出版，他流落街頭，隻剩貧窮和死亡。在遭受迫害的日子裏，寫下注定不能發表的曠世傑作《大師和瑪格麗特》。曼德爾施塔姆更以《我們生活著，卻飄忽無國》這首詩，無情諷刺斯大林，對他的獨裁統治進行了揭露和批判。有人告訴索爾仁尼琴別寫《古拉格群島》，勸他忘了吧，否則會失去一隻眼睛。索爾仁尼琴回答：如果不寫，我會失去兩隻眼睛。
在相同的製度下，我們有類似前蘇聯“大清洗”的經曆：如土改、鎮反、反右、大躍進、三年大饑荒、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還有民國時期的軍閥混戰、抗戰、內戰，中國人所承受的苦難比前蘇聯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為什麽我們的作家無所作為？為什麽沒有創造出偉大的小說？不但看不到《靜靜的頓河》，甚至寫不出《苦難的曆程》那樣的小說。章詒和的《往事並不如煙》記錄反右，楊繼繩的《墓碑》反映三年大饑荒，但不是文學作品。楊顯惠的《夾邊溝記事》、《定西孤兒院紀事》是寫大饑荒的好作品，但不足以稱為傑作；至於寫土改、肅反、整風運動、工商業改造、反胡風運動、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等的小說，在海外出版了幾本，也不屬於優秀的小說。
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說過一句話——“現實即是諷刺”。在黑暗年代中國發生的事情是那樣匪夷所思，中國現實的荒誕性超越了曆史，超越任何文學作品，隻要把真實的故事寫出來，去掉無關的枝節，就能成為一部好作品。
也不是沒有中國作家在作宏大敘事（我們至今還寫不出接近《戰爭與和平》、《罪與罰》那樣偉大的作品，因此還需要有作家去寫宏大敘事。），但往往大而無當，好作品少，偉大的作品還在書寫過程中。中國作家滿腔熱情寫下的東西，過了短短幾年就被曆史淘汰，甚至淪為顧彬說的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