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夜思》原句為什麽是“舉頭望山月”
馬執斌
[摘要]宋代版本的《靜夜思》：“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是以“山月”為媒介，由安陸山月聯想到峨眉山月，觸動了縈繞詩人心頭故鄉的形象，直截了當、十分自然地誘發了鄉情。
馬執斌：人民教育出版社編審，曾任中國教育學會曆史教學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兼秘書長。參加編寫過多套初中、高中和幼師、中師的曆史教科書。
李白的《靜夜思》膾炙人口，千古傳誦，乃至家喻戶曉。然而，這首隻有四句二十個字的短詩，現今域內域外卻有眾多版本。袁茹在《李白〈靜夜思〉版本嬗變及其詩學思想闡釋》（《安徽大學學報》2010年第2期）一文中就舉出由宋代到清代《靜夜思》的八種版本。這在中國詩歌史上實屬罕見。
在《靜夜思》的這八種版本中，有兩種版本最為重要。
一種是宋代版本，現存李白詩文集中，最早的就是宋代版本。域內域外的宋代版本所載《靜夜思》具有一致性，全文是：“床前看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文學研究者普遍認為，宋代版本的《靜夜思》為李白原作的可信度最高。
另一種是定型於明代中後期的“兩個‘明月’版本”，全文是：“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這個版本最先見於明萬曆閔氏刻朱墨套印本《唐詩選》。《唐詩選》在明朝後期作為啟蒙教材“盛行鄉塾間”，所以，它流傳廣泛，影響巨大。
清初著名學者顧炎武在《日知錄》卷十八中指出：“萬曆間人，多好改竄古書。人心之邪，風氣之變，自此而始。”李白《靜夜思》被明朝萬曆間人竄改，便是一例。
比較這兩種重要的版本，差別發生在第一、三兩句。宋代版本的第一句“床前看月光”到明代萬曆閔氏刻本《唐詩選》變為“床前明月光”，改“看”為“明”。宋代版本的第三句“舉頭望山月”到明代萬曆閔氏刻本《唐詩選》變為“舉頭望明月”，改“山”為“明”。看來，改動者對“明”字，情有獨鍾，以至不避重複。
薛天緯教授在《漫說〈靜夜思〉》（《文史知識》1984年第4期）一文中，單純從遣詞用字上分析，對明人的改動，大加讚賞。薛天緯教授是新疆師範大學副校長、西北大學國際唐代文化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李白研究學會會長。以薛教授的身份和地位，他的說法，影響不小。前麵所引袁茹的文章就接受了薛教授的觀點。
清中後期文史理論家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德》中說：“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之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因為任何作家和作品都無一例外地必然要受到時間與空間的限製，所以知人論世是研究、鑒賞古人詩文的必要方法。像薛教授那樣，離開知人論世的方法，單純從遣詞用字上品評不同版本的《靜夜思》，就失掉客觀標準，落入見仁見智，莫衷一是的境地。
薛教授說：“第一句如作‘床前看月光’，中間嵌進一個動詞，語氣稍顯滯重。”一句五言詩，嵌進一個動詞，就“語氣稍顯滯重”，嵌進一個形容詞，語氣就會變得流利通暢；從修辭學上講，這種說法沒有根據。
體味宋代版本《靜夜思》全詩，短短四句，每句都嵌進一個動詞，整齊劃一，“看”、“疑”、“舉”、“低”，流暢、完整、形象地揭示出詩人的內心活動，鮮明、精煉、生動地勾勒出一幅遊子秋夜月下思鄉圖。這哪裏有一絲一毫的滯重感？可見用“看”並不比用“明”差。
薛教授又說：“‘月光’是無形的東西，不好特意去‘看’，如果特意‘看’，也就不會錯當成‘霜’了。”這話貌似有理，可是經不住推敲。雖說“月光”無形，可它照在地上卻有色，色是可以看到的。再說，“看”的方式，絕非一種“特意看”。正如薛教授下文提到的，“明月光”，“則似不經意間”，“映入眼簾”。試想，在一個清冷的秋夜，詩人獨臥旅舍，短夢初醒，意識朦朧，不經意地乍看到照射在地上的明月光，從而產生錯覺，懷疑地上鋪了一層白皚皚的濃霜，這十分自然、合理。
薛教授說：“第三句，‘望明月’較之‘望山月’不但擺脫了地理環境的限製，而且，“山月”的說法不免帶點文人氣——文人詩中，往往將月亮區分為‘山月’‘海月’等，‘明月’則全然是老百姓眼中的月亮了。”這話說得讓人感覺有點莫名其妙。
首先說，薛教授將“山月”歸屬文人，將“明月”劃給百姓，這種區分法恐怕缺乏科學根據。其次說，任何作家、任何作品都必然受環境的影響。這裏所說的環境，當然包括地理環境。現代著名史學家陳寅恪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寫審查報告，其中談到“古人著書立說，皆有所為而發，故其所處之環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則其學說不易評論。”
假使在這裏“望明月”果真較“望山月”優長，筆者以為，憑詩仙李白的才華，不會用錯。李白一生與月結緣，“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古朗月行》）；長大吟詩，以月亮作為素材，這類作品在他的詩集中俯拾即是；終老還留下醉酒投江捉月的傳說：“捉得江心波底月，卻歸天上玉京仙。”（周紫芝《李太白畫像》）“不因采石江頭月，哪得騎鯨去上天！”（李俊民《李太白圖》）李白對於“明月”的感情猶深。開元十六年（728），長女平陽降生，李白給他的寶貝女兒所起的小名就是“明月奴”。甘心情願讓自己的愛女去伺候“明月”，足見李白對“明月”的感情是何等深厚！“明月”在李白的詩歌中屢見不鮮，如《對酒》：“流鶯啼碧樹，明月窺金罍。”；《春日醉起言誌》：“浩歌待明月，曲盡已忘情。”；《把酒問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卻與人相隨。”；《月下獨酌》：“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關山月》：“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從軍行》：“笛奏梅花曲，刀開明月環。”等等。在該用“明月”的地方而不用，卻用“山月”，這對於李白來說，是絕對不可能的。
那麽，李白在詩中為什麽用“山月”呢？
李白《靜夜思》內容過於單純，人們很難據以確切斷定它作於何時何地。詹鍈先生編著的《李白詩文係年》所著錄的詩文篇目，占李白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二以上，卻不包括《靜夜思》。複旦大學中文係古典文學教研組選編的《李白詩選》，雖選編了《靜夜思》，可還是把它放入“不編年部分”。
薛教授認為，李白“二十七歲前後婚於故相許圉師的孫女，曾在安陸白兆山桃花岩渡過幾年幸福而平靜的歲月。……《靜夜思》或者就是作於此時。詩中說“山月”，也切合安陸的地理環境。“薛教授的這個分析很有見地。這恰好驗證了詩人和作品必然受到環境影響的定律。李白在詩中真實地描繪了安陸的地理環境———“山月”，而正是這個“山月”，誘發了詩人的思鄉之情
李白出生於中亞碎葉（一說出生於蜀），五歲時，隨父親李客遷居於蜀郡綿州彰明縣青蓮鄉。他的少年和青年時代是在蜀郡度過的。李白可以說是蜀人。青少年時代的李白，觀奇書，作古賦，學劍術，慕神仙，喜遊曆，愛山川，任俠尚義，性格倜儻。二十二歲時，李白遊峨眉山。他在《登峨眉山》詩中寫道：“蜀國多仙山，峨眉邈難匹。周流試登覽，絕怪安可悉？”峨眉山給詩人留下了極其美好的印象。
開元十三年（725），二十五歲的李白，以為大丈夫必有四方之誌，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臨行，賦《別匡山》詩，其中有“莫謂無心戀清境，已將書劍許明時”的佳句。這佳句透露出李白此次辭親遠遊懷抱著忠君報國的理想。
於是，他再遊成都、峨眉，然後自嘉州乘船沿江而下，至渝州；次年春，出三峽，過荊門，到江陵。李白有《峨眉山月歌》，記載離開嘉州前往渝州的情景：“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峨眉山是蜀郡名山，也是蜀郡的名片。峨眉山月的美景，讓詩人難以忘懷。在李白的心目中，“峨眉山月”就是“故鄉”最形象的代稱。扁舟載著詩人，自清溪驛順著江流蜿蜒而下，因峨眉山和月亮被兩岸的高山遮擋，看不見了，因而引發了詩人的思念。“思君”句中的“君”，就是指“峨眉山月”。在這裏，詩人采擬人化的手法，已經把峨眉山月當作親人，與她們告別，故鄉成為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對象。這樣，詩人就把他與故鄉依依惜別的深情，表達得極為生動、形象。
對於故鄉，有難以割舍的情懷，這是人之常情。李白還有一首題為《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的七言詩。唐肅宗至德二年（757）至上元二年（761），西京長安曾改稱“中京”。至德元年（756）冬，李白應聘入永王李璘幕府。至德二年（757）二月，永王李璘兵潰，被殺。李白逃往彭澤，係尋陽獄中；十一月，因附逆罪，被判長流夜郎。乾元二年（759）二月，李白在流放夜郎途中，乘舟江行上三峽，至巫山遇赦，返舟回江陵，旋至江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大概作於此時或稍後，是李白晚年作品。當時，李白已是六十歲左右的老人，生命即將走到盡頭。詩歌一開頭就寫道：“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裏長相隨。”接下去，詩人還不厭其煩，反複地吟誦“峨眉山月”：“峨眉山月還送君，風吹西到長安陌。長安大道橫九天，峨眉山月照秦川……一振高名滿帝都，歸時還弄峨眉月。”這終生難忘的“峨眉山月”，不正是詩人那濃重的思鄉情嗎？
正是因為“峨眉山月”的形象時常縈繞在詩人的心頭，所以見到安陸的“山月“，詩人就情不自禁地聯想起“峨眉山月”，誘發了思鄉之情。
薛教授說：“從鄉情的特征看。《靜夜思》中的鄉情，十分輕淡。非但古詩中常見的那種客子思鄉懷親的悲愁與痛苦在《靜夜思》中看不到，就連遊子最起碼的孤寂和淒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覺不出來。……它所抒發的鄉情，就像詩中那彌漫於天上地下的月光一樣，輕盈似紗，清淡如水。”筆者以為，倘若李白泉下有知，讀到薛教授對《靜夜思》的這段評論，是不會把薛教授許為知音的。
懷念故鄉的方式多種多樣。現代散文家楊朔在《茶花賦》中說：“久在異國他鄉，有時難免要懷念祖國的。懷念極了，我也曾想，要能畫一幅畫兒，畫出祖國的麵貌特色，時刻掛在眼前，有多好。”後來，楊朔在昆明見到豔麗的茶花，想到：“如果用最濃最豔的朱紅，畫一大朵含露乍開的童子麵茶花，豈不正可以象征著祖國的麵貌？我把這個簡單的構思記下來，寄給遠在國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許她肯再斟酌一番，為我畫一幅畫兒吧。”把故鄉的某種“麵貌特色“刻畫出來，印在心田，寄托濃重的思鄉情結，楊朔先生這種懷念故鄉的表達方式，說不定是從詩仙李白那裏學來的，即便不是直接從李白那裏學來的，也是落於李白後塵的。作為故鄉麵貌特色的“峨眉山月“深深地刻印在李白的心田，它終生縈繞在詩人心頭。這樣的思鄉情結，難道還不夠濃重嗎？怎麽能說它“輕盈似紗，清淡如水”呢！
懷念故鄉的格調也絕非“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充滿“悲愁與痛苦”那麽一種。李白回憶在流放夜郎途中，經過長江三峽時，說：“我在巴東三峽時，西看明月憶峨眉。月出峨眉照滄海，與人萬裏長相隨。”在服刑期間抒發的思鄉之情都絲毫不見“悲愁”與“痛苦”，相反，讓人感到格外輕鬆與親切。這是詩人風流倜儻，任俠尚義性格的表現。
《靜夜思》是詩人青年時代的作品。那時候，李白離開家鄉不久，被招贅於故相許圉師家；正懷抱著“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雄心壯誌，結交卿相。所以，詩中不帶“古詩中常見的那種客子思鄉懷親的悲愁與痛苦”。這一點薛教授是說對了，可接下去，薛教授說：“連遊子最起碼的孤寂和淒清之感，都淡得使人覺不出來”，這就讓人難以讚同了。《靜夜思》給我們展示的是這樣一幅圖畫：在一個漫長的秋夜，萬籟俱靜，詩人獨臥旅舍，短夢初醒，在朦朧中，不經意地看到床前從天空灑到地上的月光，好像給地上鋪了一層白皚皚寒霜。試問：這樣的畫麵還不夠“孤寂和淒清”嗎？要知道，完成這幅畫圖，詩人僅用了兩句話，十個字。如此精煉，除去詩仙，孰能為也！
定型於明代中後期的“兩個’明月‘版本”改變了宋代版本《靜夜思》結構的內在邏輯和思鄉的具體內容。
宋代版本的《靜夜思》：“舉頭望山月，低頭思故鄉”，是以“山月”為媒介，由安陸山月聯想到峨眉山月，觸動了縈繞詩人心頭故鄉的形象，直截了當、十分自然地誘發了鄉情。從思鄉的具體內容看，側重的是對故鄉山水的懷念、依戀。這跟詩人喜遊曆，愛山川的個人愛好有關係。詩人曾講：“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 （《廬山瑤寄盧侍禦虛舟》）但是，山是家鄉的美，月是故園的圓。普天之下，哪裏的山月也取代不了“峨眉山月”在詩人心目中的地位。詩人思念“峨眉山月”，並不能因此就排除詩人對親朋的懷念。就像《峨眉山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所說：“黃鶴樓前月華白，此中忽見峨眉客”。在異地他鄉，偶遇鄉親，詩人便送上一首十六句的七言詩，足見李白對鄉親是滿懷深情的。
定型於明代中後期的“兩個‘明月’版本”的《靜夜思》：“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明月”成為媒介，誘發了詩人的鄉情。因為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月最明時形如璧，是圓月。眼前，皓月團圓，而詩人卻跟親人，天各一方，因此誘發了詩人思鄉懷親的情感。從詩歌結構的內在邏輯說，它不如宋代版本直截了當，繞了一點兒彎。從思鄉的具體內容看，側重的是對故鄉親人的懷念。
比較兩種版本，後者對前者的改動，讓詩人的個性在作品中喪失了。
“那麽，改詩的人是誰呢？”薛教授提出這個問題。他給出的答案——“隻能是人民大眾”。
筆者不禁要問：李白的《靜夜思》，自誕生之日，直至明代萬曆之前，大約經曆八個半世紀，在此期間，人民大眾都不曾改動詩句，為什麽到明代中後期萬曆年間人民大眾突然興起改詩的雅興呢？其實，閔氏刻本的《唐詩選》、蘅塘退士孫洙的《唐詩三百首》，都是由封建文人編輯、審定的。改動《靜夜思》就是明代萬曆年間的封建文人，跟人民大眾不相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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