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的原因是電影有幾處敗筆。首先右派陸焉識從勞改農場逃跑後回家約見老婆的情節,不可信。經曆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那是一人打倒,全家遭殃的年代。焉識不可能不知道,他一個逃犯,回家後會給老婆孩子帶來怎樣的結果。是的,他想他們,但他也愛他們,他不會不顧及他們的命運。如果影片改成他偷偷逃回來,悄悄地從遠處看一眼他們,而不是約見在人流如織的火車站,就更有感人的力量。
另一敗筆反映在寫信讓婉瑜到車站接焉識的戲裏。既然準備重新演一場歸來的場麵,焉識竟然沒有帶一件行李。麵對拿著寫有他名字紙牌的婉瑜,他沒有呼喊著婉瑜的名字向她奔去,他甚至始終沒有走上去叫她一聲,說一聲我回來了。這合情合理嗎?對方既然舉著牌子,就意味著可能認不出來,需要來人自薦。焉識偏不自薦,隻是悄悄地走過去,如一個陌生人。這兒究竟是婉瑜有病,還是焉識有病呢?更有甚者,後來既然已通過舊照片,勾起了婉瑜的記憶,而在見麵的關鍵時刻,我們的主人公竟會沒有想到略微化妝一下,刮去那半寸長的白胡茬,理一下亂發,換一件衣服,多少恢複一點往日的風采,多少拉近一點現在的他和照片裏的差距,來喚醒婉瑜的記憶。他竟然會仍然一身邋遢,不改“方師傅”的容貌,出現在她麵前。他這不是有意不想讓婉瑜認出他來嗎?我相信,真實的焉識是不會這樣做的,這隻是導演不想解決這問題,好拖著觀眾繼續往下看一部拖遝而不出彩的電影。
這電影另一失敗之處是淺。貫穿全劇的是女主人公失憶,但沒有演繹出真正的矛盾衝突。沒有矛盾,就不出戲,不出人物性格。除了開頭火車站狂奔一場外,陳道明永遠是一副無可奈何的麵孔。悲傷和焦慮,但不深,沒有進展。影片沒有告訴我們很多應該思考的問題,似乎這悲劇都是由於一個不明原因的疾病。對於造成這疾病的社會原因,導演沒有去作深層次的剖析,而是有意作了回避。為什麽?是缺少才華?還是缺少膽魄?同是以文化大革命作背景,這電影比不上《芙蓉鎮》,遠比不上。這電影也比不上以前的《活著》。編、導、演都不及《活著》讓人震撼。這也許就是為什麽《活著》國內仍然禁演,而《歸來》卻放行了。
說到演員,我欣賞的是演方師傅老婆的那位。那臨門的一頓怒罵,演得自然潑辣,活生生見脾性。至於鞏俐的表演,雖然勾勒出了一個中學教師的形象,到位,但表演藝術基本還是《活著》裏的套路。由於劇本不深,她也就沒有什麽特殊的亮點。陳道明雖然領銜,但這角色沒有太大的難度,因為戲裏沒有劇烈的感情衝突。演丹丹的,換其他演員演,大概也差不多。當然丹丹要會跳舞。
朋友傳來了嚴歌苓的原著。有時間想讀一下,看看這電影是不是被編導們改糟了。嚴歌苓是我尊敬的作家,她在《霜降》裏對改革開放後腐敗的鞭笞,可謂十分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