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到一則中國國內報道：對電信詐騙分子現在實現 “連誅十族”，一個不留！作為一個過來人，讓人不由自主的同情他們的子女以後的人生。
“家庭出身”和“個人成分”， 是兩個自解放以後，2002年前，和我們這代人就業，升學，升職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名詞。估計這種荒謬的“術語”，現在年輕人已經無法理解了。而當年所有“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都曾感慨自己生活的艱難不易，羨慕別人家的父母。希望下輩子托生到一個“好的家庭“。
據網上資料顯示：解放後的土改，全國基本上是按8%來劃定地主的。四川解放初期的土改情況，如按30畝或40畝來定地主的話，就達不到8%的標準，於是標準一降再降，有的縣甚至降到有土地10多畝就是地主的現象。一個革命的時代，它需要革命的對象。解放初時的革命開始，是從經濟上和肉體上消滅地主階級。先羈係關押的地主，上級一聲令下，統統搶斃了。 一個月後，上級改了主意，餘下的在押地主 得以留下命來，成為以後的革命對象。解放後孵化了一個全新的社會等級結構。處在結構頂端的是“階級成分”好的工農兵，處於底層的則是“階級成分”不好的地主、富農、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壞分子， 後來又加上右派分子。
父輩的“階級成分”或“個人成分”，即是子女的“家庭出身”。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出身”一段時間成為一個重要指標。基本原則是，優先選拔出身於工農兵、革命幹部等家庭的“根正苗紅”的子女，同時限製剝削階級子弟向上流動。這個階級成分問題，讓幾代人背負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也造成很多無辜人的痛苦：
我的中學班主任，家庭出身地主，高中畢業以優異成績考上大學，錄取過程中，學校必須對學生一一作政治審查，依據並非個人表現或學習成績，而是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基本上都是不宜錄取和降格錄取者。最後老師的政審時因“政治思想不合格”，“不宜錄取”，被取締入學資格， 一輩子車富八鬥，卻隻能以高中學曆教初中。
中學時下鄉學農的時候住在老鄉家，發現隔壁家的大門總是關著。隊幹部告之，這對夫妻是親兄妹，出身地主家庭。兄妹兩個三十多都談不上對象，無奈之下，親兄妹自己成親，結婚證領不了也就不要了，成了事實婚姻，生了兩個孩子，也上不了戶口，成了黑戶。這是一個全公社都知道卻是無解的難題，幹部們隻好睜隻眼閉隻眼。
上山下鄉的時候，隊裏僅存的一戶地主。老人早已經是病魔纏身，臥床多年。每逢政治運動一來，需要有人為之承擔曆史責任，他的幾個兒子，輪流代父到縣裏區裏，公社大隊報道，低頭彎腰認罪，接受批鬥。
我的外公，一輩子所有積蓄都買了地，毫無疑問被化為地主階級，趕上了被搶斃的命。 母親的家庭出身因為父輩的階級成分，從此就是地主，成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代。在剛解放初的幾年裏，家庭出身不好的年輕一代，還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 所以母親還得以入職就業。但是後來要想進步升職，入團入黨， 基本無望， 一生隻能甘當一個吃瓜群眾。
我的父親出生資本家，卻自年青時就以一介書生的熱情，反內戰反饑餓，加入了N個民主黨派----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中國民主同盟（簡稱民盟）、中國民主建國會（簡稱民建）。解放後拚命爭取入黨而每次都被拒。當時的政治運動強加給知識分子的政治壓力，在1952年、1957年和1966年達到了高峰， 讓許多正直而潔身自好的知識分子產生厭世的社會心理。文化大革命的社會政治環境壓力，讓父親不堪被批鬥的恐懼，投河自盡，在“畏罪自殺的”名義下更被罪加一等。我的家庭出身一夜之間從革命幹部變成為自絕於人類的“黑幫子女”，或者叫“黑五類子女”。我從小被一些同學嘲笑過，被有的老師嫌棄過，被部份幹部訓斥過， 給我的童年留下巨大的陰影。有幸1977年高考改變了我的人生命運。更要慶幸中國於2002年廢止了使用《家庭出身代碼》國家標準。
聯想到印度已廢除的種姓製度將人分為四個不同等級：婆羅門即僧侶，為第一種姓，地位最高，從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王公、貴族等，為第二種姓，從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商人，為第三種姓，從事商業貿易；首陀羅即農民，為第四種姓，地位最低，從事農業和各種體力及手工業勞動等。印度人從出生就決定了其所屬的種姓，一生沒有機會改變。這種種姓製度給高種姓的成員提供了很多特權，卻對於低種姓群體采取了鎮壓和歧視。
其實哪個孩子不希望生於“帝王“家，高貴的血統，崇高的地位，眾多的特權，富裕的生活，可難在投胎是個技術活，無人能選擇。喜歡美國的體製：父輩無論犯什麽罪，孩子的前途不受任何牽連。希望今天的文明社會， 給電信詐騙分子的孩子留條活路。無論父輩有何罪，孩子無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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