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二樓的葛教授是中國最早期的法國聲樂留學生，舉止很具紳士派頭，說話慢條斯理，拉長著腔音，每句話都說得很有分寸，聽別人說話也是一臉的耐心和誠懇的笑容。
葛教授常在早上練聲，我還在被窩裏睡得香甜時，就聽到他嘹亮的嗓音從樓上穿透下來，大概覺得葛教授善良好欺，前麵那幢房子的孩子經常在葛教授開始練聲時從他們的後窗大聲朝著葛家窗戶喊叫，聽著他們大叫：葛朝址， 割腦子！我會在被窩裏偷笑。很奇怪的是，與葛教授為鄰十多年，完全記不得葛教授唱過什麽歌曲，想起他，隻有咪咪媽媽的練聲調子留在記憶中。
當年我們與葛教授家共用底樓的廚房，葛教授常來到旁邊的灶台親自煮咖啡，這時候廚房會彌漫著濃濃的咖啡香味，我會暗暗貪婪地嗅著這股香氣，這與我們在普通食品店買的七八分錢一袋的咖啡味完全不同。不知當年他是怎麽搞到正宗咖啡的。
文革期間他家沒保姆時，他常來廚房幫太太端碗盤上下樓，我家老爸最早發現說：你們看到他托舉碗盤時的架勢嗎，很有氣派，全上海的飯店可能都找不到有這個範兒的服務員，到底是留學法國的。
葛教授的太太是音樂學院鋼琴伴奏老師，母親告訴我她的手風琴拉得極好，她的音箱掌控一流，音色極美。可惜音樂學院不開手風琴課程。我記憶中的葛太太很時髦，短發微卷，眉毛修得細細，衣褲永遠剪裁合身，式樣別致，在素衣素發素麵的年代，她顯得與眾不同。母親說葛太太是我的大恩人，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災害，牛奶訂不到，葛太太把她的那份讓給我享受了整整一年。
葛家倆兒子是我們樓裏唯有的男孩，他們隻能跟我們這些女孩玩，女孩的辦家家跳橡皮筋遊戲令他們沒興趣，經常要求我們遷就他們，好在男孩子衝衝殺殺的遊戲我也喜歡，拿著木棍玩打仗不盡興，纏著父母買了一把長槍。沒少跟著他們在樓道裏橫衝直撞的。不過記憶最深刻的是有天葛家大小子心血來潮，用顏料做了很多瓶針劑，說他開醫院了，要我們排隊看病，懷著好奇我們圍過去，看著他拿出五顏六色的藥瓶，先問我：哪裏不舒服？嗓子疼，他拿起自己用竹筒做的針管說，給你脖子上打一針就好了。我拔腿邊跑。下一個說肚子痛，他說肚子來一針，那個孩子也逃走了，輪到他弟弟，說頭疼，但看到他哥要往他頭上紮針，也學著我們起身就逃，不過這次“醫生”不饒了，盯著弟弟緊追不放，把他逼到屋角，拿起”注射器”往他腦袋就紮，老二裂開嘴大聲嚎哭，鮮豔的顏料從頭頂順著臉盤流下，把一張扭曲的哭臉勾畫得滑稽不堪。到現在我想起那個場景還會笑。
葛家老大畢竟年歲比我們大不少，上了中學後便不屑與我們玩了。老二還繼續紮在女孩堆裏玩。老二胖，臉圓，加上後腦勺扁扁的，我們叫他大餅頭，到了天熱時，大餅頭毫不顧忌自己一身肥肥的肉，鼓鼓的肚子，常打著赤膊，搖著一把大蒲扇晃進門：白相啥？
我去北京上學後不久，他們一家搬去音樂學院另一處住所，就徹底失去了聯係。前幾年我在網上發現一個視頻，看到那個引吭高歌的男歌唱家名字，我笑出了聲：那不是大餅頭嗎？記憶中那張小時候被他哥弄哭的花臉，與眼前熒幕上的人嚴肅的歌唱家距離太遙遠了。早就聽說葛家兩兄弟都繼承父業當了歌唱家，但親眼見到成了聲樂家的大餅頭還是有點回不過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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