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年文革後首次高考前夕，青年時代的老公還是省歌舞團的一名小提琴演奏員，正隨團在貴州山區做慰問演出。
得知這次高考不看成份，不查三代曆史問題，人人有報考的權利，可以憑本事去競爭。他的父母馬上設法通知遠在山裏的兒子。告訴他不能放棄這個報考音樂學院的機會。並把樂譜寄到了兒子要路過的村寨。老公自己開始還猶豫不決，在山裏搞慰問演出很辛苦，特別是貴州山區，地勢險要，常常一天才翻越一座山，到了目的地，腿都累得發軟，因為村民們眼巴巴地等著，人累癱了還得堅持演出。那種日子哪兒有練琴的功夫啊。可如果不參加這次考試，可能就永遠失去上音樂學院的機會。他最後還是同意了去報考。
他的父母於是就為兒子忙開了，為他報名首先要單位出證明，雖然中央已經規定各單位領導必須支持高考，但是手上握有大權的某些領導還是不情願合作。領導足足刁難了一番他的父母，最後實在找不到不出證明的理由，才不得不同意，拿取證明那天，領導擺足架子，背著他們躺在靠椅上，頭都沒轉過來，讓人遞出了那張至關重要的證明。
慰問演出結束那天，隨團歸來的老公下了車，等在那兒的父母把一包裝了幹淨衣物的行李交給他，找個地方換了身上的髒衣服，家都沒回，就直接上了火車，奔赴中央音樂學院在設於成都的考場。
因為在山溝溝裏穿鄉走寨多日，一直沒能好好練琴，可其他選手卻個個有備而來的，為了爭分奪秒練琴，上了火車，老公就拿著小提琴，到車門邊沒有座位的地方，背靠著車壁，微曲雙腿，拿出他打太極的站功，保持好平衡，就開始練上了。琴聲吸引了很多人，這場麵令他們覺著稀罕新奇，不懂為何要這樣練琴，當得知事由後，大家非常諒解敬佩。於是老公練了一路琴，沒人抱怨吵鬧，還有人圍觀，甚至要求他演奏幾首中國作品，他就順手就拉了幾首“苗嶺的早晨”“黎家代表上北京”這類當年的流行曲，獲得了滿車廂喝彩。車到達成都，大家下車時都對老公說：你一定會考上的！
托眾人吉言，老公以成都考區第一名的成績進了中央音樂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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