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去的故事我的淚（連載二） ? ? ——《龍岸悲歌》一文寫作過程及有關細節

/格利　  

 

（三）  

 

我伯外公何文運早年參加北伐在國民革命軍內任職，南征北戰，馳騁疆場多年，民國18年即1929年曾任職梧州市公安局長，作為呂煥炎（短暫曾任廣西省主席）的部下，後與廣西軍界首領李宗仁和白崇禧意見不合，與俞作柏楊義等桂係將領避居香港多年，後受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政府委托，做一些廣西軍政當局上層人物的分化工作，直至日軍侵占香港前的1941年底方回廣西公營第一礦即南丹大廠錫礦任主任職。 

 

伯外公的冤死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夜即一九四五年的春節前。 　　

 

1944年10月，黔桂交通基本斷絕，滯留柳州的萬餘難民大部以乞食為生。當年廣西省政府將全省劃分為桂東、桂北兩個行署區，代行省主席職權。行署範圍內的軍政機關，均由行署指揮。桂北行署主任由柳州專員尹承綱升任。桂北行署、 柳州專員公署、桂柳師管區先後遷到羅城三防、龍岸、黃金。 　　 

 

1944年11月，侵華日軍第六方麵軍第十一軍的一個師團和一個獨立混成旅團加上偽軍，共計約3000人，兵分兩路，其中一路1000多人往西入侵天河縣（現羅城縣天河鎮），另外一路也是1000多人往東入侵羅城縣。 　　 

 

1944年11月22日，天河縣城淪陷。  

　　 

國難當頭，大兵壓境。我伯外公為保衛鄉梓，臨危受命，1944年12月13日出任國民政府桂柳師管區副司令兼任羅城縣縣長職務。 　　 

 

三日後，12月16日羅城縣城不幸也落入敵手。 

 

一九四四年秋，湘桂告緊，日本侵略軍即將侵入廣西之際，桂林、柳州一些國民政府的機關、學校疏散遷移到羅城的龍岸鄉。當時柳州專員公署駐在龍岸的地隆、地旺兩村，後來縣城淪陷。羅城縣政府也遷到龍岸來。 

 

當時國軍四十六軍和九十三軍曾先後駐紮龍岸，但時間不長即從龍岸撤走。桂北行署則一直撤到羅城最偏遠的大後方深山裏的三防鄉。 

 

龍岸地區一時住滿從外地疏散來的大批難民，當時糧食和食鹽的供應是一個大問題。 

 

毗鄰融縣被日軍第二次占領之後，龍岸的形勢更加緊張，廣大群眾迫切希望抗日保衛家鄉，各鄉村紛紛組織起抗日武裝自衛隊。 　　 

 

在此時刻，早已成為驚弓之鳥的桂北行署主任尹承綱[5]、柳州專署專員倪仲濤[6] 強令羅城縣政府征繳大量糧食和食鹽並要派民夫運至三防。 

 

縣長何文運考慮大敵壓境，交通斷絕，民不聊生，糧食及食鹽是民眾生活必需品，前段時間不少軍隊過境已征用過度，再征有很大困難。何況龍岸到三防山路崎嶇，當時群眾四散逃難，人心不安，要征派民夫談何容易。何再三請求行署和專署留在龍岸與縣府共保鄉土，就近供給行署和專署必需的糧食和食鹽，合情合理，問題不大，但確實無力將大量糧食和食鹽運往三防深山。 

 

他激憤地對尹、倪等官員說到：“想要軍糧，請到前線打日本鬼子嘛！” 　　 

 

作為軍人，身經百戰的何縣長認為日軍沒有能力也沒有願望打到龍岸來（後來事實證明何的估計是對的，日軍以後始終沒能打到龍岸來）。因為當時是抗戰末期，日軍的戰線拉得太長，同時入侵中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緬甸、錫蘭和泰國等國，兵員明顯不敷所出。而經過珍珠港事件，當時美國已經參戰多時，日軍疲於奔命，早已是強弩之末。中國民眾響應國民政府的焦土抗戰的指令，覺得已是退無可退，與其繼續向深山倉皇撤退，不如就地抵抗日寇。各地各鄉已經自發地成立了抗日自衛隊準備就地抵抗，與日本鬼子拚了，與守土共存亡是民心所向和大勢所趨。 　　 

 

不料，何縣長的這番有分析、有道理的觀點和表態卻觸怒了尹承綱主任和倪仲濤專員等人。 　　 

 

尹、倪等人知道何縣長資曆不淺，秉性耿直，又是羅城當地的望族首富，他出任縣長完全是出於保家衛國，不是為了自己的私利，故敢理直氣壯地頂撞和違抗行署和專署的命令。 　　 

 

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三日這一天陰雲密布，刮著冷冽的寒風，天空飄灑著令人討厭的小雨。 

 

尹、倪等人經過整夜的研究，便以專署的名義謊稱要在龍岸開會，通知何縣長參會。 

 

何縣長騎著的白馬在村前濕滑的青石板橋上趔趄了一下，極不願意往前走，馬夫趕忙抓緊了馬頭的韁繩。村頭那顆落了葉的白玉蘭樹上站著幾隻老鴉，淒厲的叫聲預感著可能有什麽事兒將要發生……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