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思夫人(連載二)

/格利

 

當時我們每一個同學都有一個美國筆友，那是老師通過他們的朋友或親友給我們回信，讓大家練習寫英文信，鍛煉寫作能力。我的筆友Jon felt當年是一位近四十歲的電腦工程師。在一段時間裏，我們互相通有二十多封信。我的筆友還給我寄來許多學習英語的圖書和磁帶，我們一起談論世界和人生。直到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那場所謂的政治風波之後，社會政治空氣日趨緊張，我才不得不暫時休筆。直到二十年後才恢複與美國筆友Felt 的聯係。

 

我老師一直住在鹽湖城市中心的一棟自己的公寓裏。2000年佩思博士心髒病發作逝世以後，佩思夫人就一個人住在那裏，但因為她有一個大家庭，也一直有一些兒孫輩跟她住在一起，互相可以照顧。

 

二十年後我與老師重新見麵，佩思夫人對我說，她生活並不寂寞，每天做一些教會領回來的手工藝半製品，不緊不慢，力所能及。星期天一定要上半天教堂參加禱告和其它教會活動。 

教會活動是美國人的一種精神生活，不可或缺。

 

信教的美國人認為，人是上帝創造的生物，神無所不知，所以作為人要對上帝有所敬畏，不可胡作非為。平時要多做善事，死後才可入天堂，與你逝去的家人永遠在一起。

 

我不信教，但我尊重他們的信仰。我認為人的一生能有一種信仰是幸福的，因為他（她）一生可追尋一種精神層麵的東西，而不至於在世俗的塵世裏盲目無方向，更不至於無所畏懼和貪婪作惡。

 

我認為這一點對於我們這個國度的國民在失去共產主義信仰後，國民信仰的普遍缺失有一種啟示作用。那就是在這個迷亂的時代裏，我們應該相信什麽和追求什麽？我們個人以及我們的社會應該向何處去？哪裏才是我們心靈的安身立命之地？

 

物質生活是必須的，但在物質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之後人們還應該追求更高層麵的精神生活。

 

二

 

二十年後的那個秋末冬初的日子裏，借參加兒子博士候選人儀式之機，我通過電話與老師聯係好，專程到鹽湖城拜訪她。

 

老師那年剛過完九十歲生日。近幾年的每一個聖誕節我都要打電話問候她。每次我老師接我的電話，問清來人後總是有點兒驚愕又有點兒誇張地感歎到“我的天啊，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啊”。

 

特別是我兒子拿到獎學金到美國讀博士學位之後，每次我打電話去，她總是關切地問起我兒子的學習及生活情況，這使我很感動，也感到很親切。

 

但二十年來我們一直沒機會重新見麵。前年我們夫婦倆去美國參加兒子的碩士畢業典禮，也給我老師打了電話通報信息，老師很高興並邀請我們隨時到鹽湖城玩。但因為時間緊安排不過來也就沒去成。

 

這次兒子早早為我定好了去鹽湖城的機票，雖然要在芝加哥轉機，前後需要六小時左右，但我也沒有任何怨言，隻身赴約。

 

十二月四日一早我從馬裏蘭州的巴爾的摩機場出發，先飛芝加哥，再飛鹽湖城。下午三時多，我準時到達鹽湖城機場。

 

我老師派她兒子Greig 和一個外孫Jesten來機場接我，他們在一塊紙板上寫上我的英文名字，這是我要求他們那樣寫的。這樣我就能很快地發現他們。雖然他們的車來晚了一點，與我相錯而過。但我通過機場的工作人員還是順利地找到了他們，老師的兒子Greig開車把我接入一個十分舒適的小旅館安頓下來。

 

我老師有一個大家庭。她一共有七個子女、五十個孫字輩和四十七個重孫輩。按中國人的傳統叫法，這叫四代同堂了，這是一個幸福的大家庭。我在我老師家裏看到了他們一家幾十口人到海邊出遊的集體照，一色的家庭T恤，上麵印有專門製作的家庭標記，十分醒目有趣。

 

我老師說每周總會有不同的家庭成員來與她共進晚餐，她並不寂寞也不孤單。

 

而我相信她所說的話。我在鹽湖城短短的四天中就參加過她的兩次家庭聚餐活動。

 

在美國這個被我們的一些國內媒體妖魔化為“人情淡漠”的國家，一名九十歲的老人，不用住專門的老年人公寓，還能在自己的公寓裏生活確實很少見。

 

我老師身體狀況很好，這可能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她耳不聾，眼不花。“牙齒是自己的”——這是我老師對我說的原話，她的意思是沒有裝假牙。雙眼明亮，隻是腿腳有些行動不便，上下車要人扶一下。她對我說，前兩年她還能自己開車呢！這真讓我吃驚，年紀那麽大了還能自己開車。她說辦有一個老年人停車證，這樣她就可以在任何無論多麽擁擠的停車場裏都能找到專為行動不便的老年人或殘疾人留有的專用車位。

 

這一點在美國做得很好，老年人和殘疾人給照顧得很好，有專用停車位、有專用行人道還有專用廁所。任何人不得占用他們的車位，如果不小心占用了，有可能吃罰款。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