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個千真萬確的故事。故事裏的主人翁是我的親戚。
時間回到1940年代末。
在中原的一個古鎮上，有個家境殷實的小地主。地主知書達理，是個開明的鄉紳。他因暗中資助過共產黨，曾上了《毛選》的注腳。可惜，也萬幸的是，老爺子沒能活到“解放”。
地主有兩個兒子。老大在縣城念完了高中，正趕上國共內戰，於是就回家子承父業，繼承了幾十畝地成了一家之主。一日，因事要進趟城，把家裏的諸事交待給老二便出了門。他從此音訊全無。
家裏忽然倒了頂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的悲愴可想而知。平時遊手好閑的老二，忽然便成熟了。在那個槍聲四起的戰亂年月裏，物價飛漲，命賤如蟻。為了不讓這個家散了架，他日夜操勞，然而也再難以為繼。
接著共產黨領著翻身的農民上門開始了“土改”。村上唯一的一家地主，自然就成了當然的革命和專政對象。
一日，村幹部領著民兵，把老二五花大綁拉上了他父親為鄉親們修的戲台。口號震天地開完了批鬥會，“人民法庭”當眾宣判，將老二“綁縛刑場，就地正法！”不到三十的老二連身衣服都沒來得及換，就被平時抬頭不見低頭見的父老鄉親們，連拖帶拽地押往了村口。半途中，當上了村幹部的一位鄰居問老二，“你還有什麽要說的嗎？”老二哭求道，“求父老鄉親善待我的老母，把我腳上這雙鞋交給她老人家吧。”老二在砰砰的槍下，去見了老父親。
時光飛逝，轉眼到了八十年代中。老大從台灣回老家尋根來了！當年他去縣城辦事，正趕上國民黨“抓壯丁”。任憑他怎麽哭求，人還是隨著國軍，節節敗退地離開了大陸。退伍後，他免費上了大學，然後自己創業，做起了小買賣。到了八十年代初，他開起了造傳真機的工廠。就這麽著，他忽然想起了一別數載的家鄉。
他又出現在了親人和打死了他的親人的，分了他家土地和財產的鄉親麵前。他不是一個人回來的，是省裏，市裏，縣裏的各級領導陪著來的。我想象不出當時的情景。我想他除了感歎，一定也有種光宗耀祖，讓家人重新抬起頭，揚眉吐氣的感覺吧。
他要為家鄉的建設投資。他要修路，然後在家鄉建廠，解決就業問題。各級領導喜笑顏開，地主家的狗崽子忽然成了有良心的人上人。親戚私下扯他的衣袖，周圍沒外人時對他好言相勸。他哪裏聽得進去。
各級領導一路為他大開綠燈，提供方便。該批的條子特批，該辦的事抓緊催辦，很快辦工廠需要的用地就被圍了起來。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後代忽然地冒出一群。分了他家房子和土地的鄉裏鄉親家的後代也從四麵八方湧來投奔他了；各級領導的子女自然更不能落下。老大心裏成天忽忽悠悠地，覺著父親和弟弟沒白死，自己這輩子沒白活。
就在老大成天忙著從台灣往家鄉跑的時候，我想方設法地離開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讓我眼花繚亂，我得去邪惡的帝國主義靜下心來受“二茬罪”。
老大在家鄉投下的錢，就像旱地裏的莊稼，顆粒無收，血本無歸地消失了。
他的中國夢和眾星捧月，如日中天的事業，隨著酒籌交錯和天花亂墜的承諾，不知不覺，莫名其妙地煙消雲散了。
我想象不出那些散了席後，嘬著牙花子，腆著肚子的領導們，是多麽喜歡這個順著弟弟走向刑場的路，一路走回家鄉的父老鄉親麵前的愛國人士。
曆史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又在那斧痕斑斑的樹杈上冒出了新芽。
2019年5月11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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