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繁榮，往往被理解為社會財富的積累、物質與精神生活的豐富、設施的完善和秩序的良好。然而文明社會當前的繁榮，並不表明其長期再生產能力依然健全完好。縱觀人類世界曆史中諸多文明的興衰，古羅馬文明從王政起步，曆經共和國、帝國，最後衰敗的一路曆程無疑是後人觀察文明的生命周期的一個極佳樣本。羅馬，尤其是西羅馬帝國中晚期的社會演變似乎告訴我們，一個文明共同體如果在繁榮中統治階層與底層離心離德、社會缺乏有效粘合劑的狀態，即便財富大量積累、製度依然完備，其內部潛伏的分裂與消亡的危機也會最終顯現。
本係列文章試圖在羅馬衰亡過程中的內外諸多因素中，聚焦關於內部的人口這一方麵，圍繞一個核心問題而展開：在文明社會的動蕩與危機的各因素中，關於人口的因素占據多大的分量？
一個文明社會的人口並不是一個靜態的狀態，而是一直處於某種變動中。人口爆炸固然是危機的一種可能，在這種危機中，人口的自發繁衍超過了社會資源能支撐的程度，給社會帶來動蕩。而另一種人口危機則是人口減少或者文明認同的減少帶來的文明萎縮。
人口的減少往往並非單指個體的懶散或自發選擇，而是一種社會階層結構中的局部理性的結果。在西羅馬帝國的衰亡中，統治階層追求奢華享樂和消費主義，規避承擔社會責任，無視底層民眾艱難；底層則因土地兼並、經濟壓力、稅負沉重和軍事壓力等等，生育意願和家庭規模受到壓縮。這個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二者在人口問題上的疊加，形成文明共同體自身消解的長期趨勢。當社會的政治經濟結構與文化價值無法有效支撐人口再生產或者文明的再生產，文明的“後代”便開始衰減，危機潛伏在財富和製度的表麵之下。
在現代發達國家，如東亞及部分歐美國家，消費主義文化盛行、城市化壓力、教育和生活成本高企，亦帶來了國民低生育率的趨勢。雖然科技、全球化分工和移民政策在短期內緩解了勞動力壓力，但其長期影響仍存在隱憂：文化認同弱化、社會凝聚力下降，以及製度對人口再生產能力的依賴風險。
回望羅馬的經驗，我們或許能更清晰地認識：繁榮的文明若忽視人口與文化的再生產，其危機往往源於內部的瓦解，而非外部的打擊。
本文參考多種二手史料與公開數據庫資料撰寫，非專業曆史學家所作，難免疏漏。史論亦帶有個人視角，歡迎讀者批評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