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紐約州的共和黨眾議員Elise Stefanik,在 聽證會上對三位大學校長咄咄逼人的質問, 成功地讓很多人產生一個[錯覺], 美國大學內有強烈的反猶太思潮。
極左的美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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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派的一個主要目標是"爭取社會平等"。
美國左派民主黨中的有極左派,他們的行為特征之一是,隻要是為" 弱者(弱勢群體)爭取平等",強者合理的權益可以任意犧牲, 從而讓產生了"政治正確"的概念。
"政治正確"的核心含義是,"弱勢群體永遠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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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助比自己弱小的人,會給人一種真實的崇高感,這讓左派" 追求平等"的訴求對知識人群(大學教師,學生) 帶有巨大且天然的吸引力。
在麥卡西後, 隨著年輕的肯尼迪入駐白宮而開始的越來越寬鬆的美國政治環境下, 二戰後逐漸開始爆破的左派崇高理念在美國得到廣泛的傳播。 崇尚學術自由的美國大學, 更為這些崇高的理念提供了舒適的生存環境 --- 被自己的理念所感動的代價,除了上街喊兩句口號外, 沒有更多實際的責任,What a deal,從而造就了今日美國大學極左的局麵。
以哈戰爭給美國大學管理層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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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後西方社會意識形態開始左轉, 其中的一個標誌是禁止任何形式(種族,膚色,宗教,殘疾,性別, 性取向)的歧視行為,以達到爭取人人平等目的。 美國左派大本營的美國大學內,屬於少數族裔的猶太裔,非洲裔, 南美裔,亞裔等少數民族,都被視為"弱者" 而得到左派的天然保護。二戰中血淋淋的教訓,更讓歧視/ 仇視猶太族裔被視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種族歧視"來加以額外防範。
通常情況下,美國社會中的種族糾葛,是發生白人與少數族裔之間( 沒有白人參與的種族糾葛,很少被視為種族問題)。 在政治正確的語境下, 少數族裔幾乎永遠是這種糾葛中美國極左派無可挑剔的寵兒:" 問題的根源是白人的種族歧視, regardless"是"政治正確"的標準回答。
因此,指責美國極左大本營的美國大學(管理層)"支持/ 縱容歧視/反對猶太主義(種族歧視的一種特殊形式)", 是違反美國政治常識的無稽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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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曆史和現實的原因, 猶太族裔與穆斯林之間存在著無法調解的矛盾。在美國社會中, 似乎讓位於兩個群體各自麵臨的社會歧視, 以及美國社會比較寬容的種族政策,讓猶太/ 穆斯林兩個群體之間的糾葛得以成功地得以淡化或隱藏。
哈馬斯10月6日對以色列的恐襲事件, 讓這對原本隱藏的矛盾突然爆發。 恐襲後代表穆斯林的馬聚在視頻節目中亢奮的表現, 以及隨之而來的以色列的強烈反應,讓人幾乎可以相信,以色列/ 猶太人與阿拉伯/穆斯林之間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
以色列對加沙無情轟炸造成的巨大破壞, 讓穆斯林群體得以迅速把自己定位受害者,用血淋淋的傷亡照片/ 數字來掩蓋以色列回擊的合理性。把自己(巴勒斯坦)成功定義為" 弱者"的行為,讓"以支持弱者為既定己任"的美國大學, 無可避免地重操左派舊業,在全美校園內幾乎無一例外地打起" 支持巴克斯坦/反對以色列"的持久且聲勢浩大的遊行。
與以往不同,以哈戰爭讓美國校園內這次依然"不問緣由支持弱者' 的"政治正確"遊行,被美國政客別有用心地予以利用, 給左派傾向的美國大學管理層帶來了之前不曾有過的政治麻煩。
美國政客的醜陋
和平遊行示威是美國自由的一個標誌,美國大學管理層無權製止。 這次遊行反對的弱者,恰恰是美國政治中的一個敏感人群( 猶太族裔)的現實,讓別有用心之人, 可以把通常情況下反對強者的行為,輕易解釋為"反對/ 仇視猶太人" 的行為。
反對/仇恨猶太人,是美國政治上一個殺無赦的罪過。打著" 支持巴勒斯坦人民解放事業" 旗號的憤怒的遊行人群中針對猶太族裔的仇恨言論, 以及因口無遮攔而遭眾議院斥責的民主黨眾議員Rashida Tlaib(穆斯林), 都可以讓共和黨可以將"民主黨與反猶太"輕易聯係起來, 為明年大選做準備。
於是有了共和黨控製的眾議院,發起這個有關為" 大學普遍中反猶太思潮"的聽證會。通過裝扮出的憤怒, 紐約州的共和黨眾議員 Elise Stefanik 試圖將根本不存在的"美國大學(左派聚集地) 中存在普遍且嚴重的反猶太思潮"現象,當成一個既成事實來討論。 在蒙古律師的指導下, 三位大學校長聽證會上正確但過於生硬的對答,讓這位利用" 保護猶太人撈取政治資本"的共和黨眾議員 Elise Stefanik 幾乎得逞 。說出"One down, two more to go" 之後,她失望地發現,one down 是她要挾美國大學的最佳結果。哈佛/MIT 校董會全票決定留任各種的校長的決定,是明確告訴 Stefanik,這事輪不到你操心。
在沮喪地看到美國政客的醜陋表演後,美國大學拒絕政治壓力/ 堅守獨立治校的作法讓人看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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