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爸爸送香煙
爸爸被隔離審查的次數已經記不清了，而這一次關押的時間特別長，我們已經大半年沒見到爸爸了。每過一段時間，媽媽就會接到通知，讓家裏給爸爸送些日常用品。送東西的通知大約每月會來一次。每次接到通知，我們就知道爸爸還活著。通過送物品，我們也得知爸爸的關押地點。以前幾次，爸爸關的地點都是在安福路上的上海青年話劇團。這次他的審查升了級，被囚禁在上海交響樂團內，是文化局的局級隔離地點。
1937年抗戰全麵爆發後不久，爸爸在武漢參加了上海救亡演劇隊。不久，這個演劇團體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屬下的八支抗敵演劇隊之一。八個抗敵演劇隊分別隸屬於八個戰區，在行政上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第三廳統管。中共派駐國民政府的首席代表周恩來直接參與了演劇隊的組建和領導。周恩來時任政治部副主任，佩戴國民革命軍的中將軍銜。詩人、劇作家郭沫若擔任三廳廳長。演劇隊的成員大多是共產黨地下黨員或左傾文藝青年。演劇隊的人員授銜領餉，骨子裏卻是共產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前，重慶與東京不時舉行秘密談判，而延安則十分擔心中日全麵休戰。演劇隊的使命是在國民黨軍隊中演抗日劇目，在火線上啟發國軍官兵的抗敵覺悟，反對分裂磨擦，宣傳槍口一致對外。國軍的一般官兵自然喜歡看演劇隊的演出，而國軍上層以及政工部門則非常清楚演劇隊和共產黨的聯係。他們之所以能容忍演劇隊的存在，和演劇隊中一些知名藝術家不無關係，如鄭君裏，瞿白音，等等。大敵當前，搞一些文化人而在社會上造成不利於國民政府的譽論。
1949年全國解放後，演劇隊員在演劇隊服務的年限都算作革命工齡。演劇隊在八年抗戰中訓練出的大批隊員，其後在中國現代戲劇事業中成了一批骨幹。六十年代初出版的《中國話劇運動五十年史》裡收入了爸爸寫的一篇題為‘試論演劇隊的發展經過及其特點’的長篇綜述。沒想到幾年後，這篇學術性論文替爸爸找上了大麻煩。
解放後，周恩來成了人民共和國的開國總理，曆經數十年黨內政治鬥爭的風風雨雨，一直到1976年去世。周恩來，人稱“周總理”，或“總理”，是中國近代史上少有的政治領袖。他不僅集聚了高度的機智，手腕，銳敏，政治才幹和管理能力，而且還英俊瀟灑，個人魅力十足。與總理有過接觸的人，不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國際政要，是敵是友，每每為其傾倒。儘管在文革中他對毛澤東的種種作為一直推波助瀾，“總理”在多數中國人心中始終代表著十二級瘋狂中微弱的理性一麵。有總理在，讓人還能存有希望，對共和國的將來不至於完全失去信心。這也是為什麽在1976年周恩來去世後，北京萬人空巷，凜冽的寒風中成百萬人聚集在長安街上揮淚送別總理的靈柩。清明節後又自發地聚集天安門廣場吟詩悼念。軍警民兵大舉出動鎮壓，釀成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
66-67年之際，中央文革中那些用筆殺人的要員們也在秘密地搜集周恩來的黑材料，以便在時機成熟時把周搞下台。周恩來政敵的策略之一是到他的曆史中去翻舊帳。在白區工作那麽多年，鞋子不髒也難免不濕吧？叛徒，內奸，曆史反革命，扣上一頂帽子就夠了。他在抗戰期間組建和領導演劇隊也成為了一個調查的重點。要是演劇隊員裏麵充斥著叛徒、內奸、曆史反革命和國民黨員，那演劇隊的這位祖師爺不就要費力解釋一番了嗎？
在這樣的大形勢下，爸爸政治上的麻煩急遽升級了。
1967年12月的一天，中央文革控製的上海文匯報用整版篇幅刊登了題為‘演劇隊是反革命的別動隊’一文。第二天傍晚，爸爸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關上門窗，在我們邊上坐下。
“你們知道，我正在接受審查。”
我和哥哥不知說什麽。
我們從來不談爸爸的‘問題’，這時更不想和爸爸當麵談。
爸爸接著說了下去：“你們年記還小，很多事還不理解。 我也不知道今後幾個月的運動中，我會怎麽樣。不管發生什麽事，我都希望你們知道，你們的爸爸從來沒有做過一件能讓你們為恥的事。
“我從來沒有對不起黨和人民。在演劇隊中穿國民黨軍服隻是我們必要的偽裝，隊裏按隊員的軍銜領到了薪水後從來是放在一起平均分配，實行共產。1941年皖南事變後局勢緊張，我們隊所在的陳誠第九戰區政治部命令全體隊員加入國民黨。通過重慶八路軍辦事處請示了總理後，我們全隊集體加入了國民黨，以便保存組織。當時國共合作，在國統區工作的同誌有必要時，集體入國民黨是黨中央許可的。那時，總理還穿著國民黨將官的呢子軍服，這都是工作需要。這些問題到運動後期會搞清的。我相信，黨和人民會對我作出正確的結論的。”
屋裏的空氣太沉重，我們什麽也說不出來，隻是不時的點頭。
我無法直視爸爸的眼睛。他說這些話不容易。
我們從來也都相信爸爸是好人。這點不用他來解釋。至於他的‘問題’，他不用說，我們也都背得出來。小樓門前貼著的列舉爸爸的條條罪狀的大字報已經換了好幾批了。我們也被別人罵過小反革命，也學會了罵回去，或者幹脆以拳腳相見。
我們從來不談爸爸的‘問題’，這時更不想和爸爸當麵談。
爸爸接著說了下去：“我最擔心的是你們，擔心你們對社會抱抵觸情緒。我相信黨，你們也要相信黨，相信人民。每次運動一開始總是會牽涉到很多人，而在後期問題都會搞清楚的。你們那時要是走錯了路就太晚了。
“你們能保證做到嗎？”
我們點了點頭。
兩天以後，爸爸又被隔離了，我們也重新開始給爸爸送東西。這次爸爸關的地方離家更遠，我們有時走路，有時還坐公共汽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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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我們知道，這次和爸爸關在一起的盡是頗有名氣的人物，包括前上海市委統戰部陳希同部長和宣傳部陳其五副部長。陳其五副部長在59年聽信學院黨委副書記一麵之辭，曾經在全市文教幹部大會上不點名地批評爸爸與黨沒有共同語言，由此開始了爸爸政治生涯上的波折。而此時與這些難友相比，爸爸的資曆最淺，職位最低，問題也最輕。因此他被紅衛兵指定為組長，管理生活雜事。陳其五早年在清華大學參加學生運動時多次被國民黨特務機關抓捕，對如何應付審訊者頗有心得，此時成了給爸爸出主意對付紅衛兵的顧問。
爸爸後來回憶說，隔離時不是沒日沒夜的寫材料，把過去幾十年的經曆逐年逐月地交代清楚外，就是被提審。審問者除了上海各個文藝團體的造反派外，更多的是全國各地的外調人員。他們專程趕來，不外乎是來核查爸爸的交代材料與他的老同事們是否相符。
與過去相比，這次來的有些人神秘得很。 他們年紀往往過了四十，很明顯不是紅衛兵。一開口就能覺出他們不是文藝界的，反而很像抗戰時爸爸打過交道的國民黨政工機關調查人員。他們對爸爸自身的問題毫無興趣，隻是不停地盤問爸爸所知道的周恩來對演劇隊工作的指示，還反複詢問爸爸幾次聆聽周總理講演的具體內容。爸爸很警覺，盡量迴避與總理有關的事。事實上他也確實知道的不多。那時，他隻是演劇隊裡一個年輕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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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接到給爸爸送東西的通知，媽媽都會炒一包炒麥粉，去買幾包前門牌香煙，一些筆記本，包上一些幹淨的換洗衣物，裝在一個袋子裏。當天晚上，我們兄弟倆帶著這包東西，走上長長的路途。
天氣總是覺得很冷，路燈覺得很暗，而我們腳步則拖得慢慢的。路人似乎都知道我們要去哪兒，和去那裡的目的。到了交響樂團後，每次值夜班的門房都是同一個六十出頭的工友。不用問，他就知道我們為何到來。他總是先問一下爸爸的姓名，然後拿起電話通知院內的人。掛了電話後，他會讓我們去隔壁房間等待。他的口氣雖然嚴肅， 不過沒有失禮，尤其是對我們這樣年齡的孩子。
過了不知多長一段的時間後，一個麵部沒有任何表情的中年人會來到會客室。來人從不是紅衛兵小將，倒像是個文革前的基層行政辦事員。他不屑一顧地掃我們一眼，一聲不出，冷冷地拿過包裹，放在桌上打開，一項一項地檢查，同時列出一張清單。字跡公公正正，做的是例行公事。他把清單交給哥哥，下巴點一下，示意讓我們核實一下清單的準確性。哥哥看了看，一聲不響地把清單遞還給他。
接著他就拿著清單離開了房間。
我和哥哥安安靜靜地坐在長板凳上等待，不時交換一下眼光。幾分鍾後，中年人回到會客室，還是一聲不出，冷冷地遞回上麵有了爸爸簽名的清單。
看到爸爸那熟悉而有力的簽名，我頓時覺得安心不少。我能感覺到爸爸此刻離我們很近，就在這個我不熟悉的大院裡某個樓上，某個房間裡。看到他那強健的筆劃，我能感覺到他還挺得住，還沒倒下。
我們回到家，把這張清單交給媽媽。媽媽總是問我們，傳遞包裹的人有沒有帶什麽話。答案照例是沒有。
媽媽拿過清單，看一下，然後就把它撕碎，扔進字紙簍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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