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之十四

之十四

(九)

   過了兩天,戒指的事沒有任何回音,連裏卻突然來了通知要他們立即返回。原來,為了全力以赴落實偉大領袖的戰略部署,動員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連裏調他們回支左第一線。

   回到明光中學後,海生與一個工宣隊員,一個革命教師組成一個組,負責本校住在金陵街道的70屆畢業生插隊落戶的思想工作。簡單地說,就是每天晚上,挨家挨戶走訪學生家庭,動員他們到農村去。別看大馬路上每天敲鑼打鼓,紅旗招展地歡送知識青年去廣闊天地大有作為,真實情況遠沒有那麽風光。全上海每天不知有多少像梁海生他們這樣的小組,費盡口舌去說服麵如石像的父母同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遙遠的農村去。

   動員小組對每個學生都要事先編好進攻策略,從他們的家庭背景,本人表現,親屬關係中找到談判的突破口,三人還要分工明確,誰先說,誰後說,怎麽說,說僵了怎麽辦。常常會有家長與動員小組吵起來的場麵,這時候,代表解放軍的梁海生就要出麵安撫對方,揀好聽的大道理說。當然,吵架畢竟是極少數情況,大多數時候,他這個“解放軍同誌”隻是廟裏的一尊菩薩,擺擺樣子。海生每次踏進一個門檻,都默默祈禱,不要出現“極少數情況”,哄人的事,他真做不來。

   那晚,按名單排列,最後一個家訪學生是丁蕾。丁蕾的家在金陵路上的一條弄堂裏,走進弄堂,是清一色的石庫門房子。同去的老師指著最後一個門洞介紹,以前這個門洞裏隻住差她一家,文革來了,造反派把他們全家三代人趕進樓上東廂房裏住,其餘的房子全分給工人階級們住了。這種事在文革中太普遍了,梁海生的連隊,現在住的就是一個資本家的花園洋房,據說那對資本家老夫妻,現在就住在旁邊弄堂一間亭子間裏。

   踩著“吱吱”作響的樓板往上去,海生的心在往下沉,他極力想鎮靜,腿卻有些不聽使喚,一個勁地打顫。敲開了門,迎接他們的是一張中年女性的臉,和丁蕾像極了,走在前麵的老師客氣地說:“你是丁蕾的媽媽吧?”聽完了來意,那張麻木的臉上顯出些許不以為然的表情,然後,不卑不亢地把他們讓進了房間。

   十來個平方大的房間,中間放了張方桌,桌子一圈,坐了老老少少六、七個人,丁蕾從他們中間站起來,說了聲老師好。一個貌似她弟弟的男孩拿來了三張小凳給他們坐,一下子多了三個人,把僅有的空間擠得滿滿,走在最後的海生,幾乎坐到了門外,好在除了丁蕾之外,這家人都不會在意這個縮在後麵的小兵。

   他們怎麽睡覺呢?望著隻有一張床的房間,海生在心裏琢磨祖孫三代采用什麽方法,在放滿桌子,櫥子的空間裏安排每天的睡覺。

   幾句寒暄之後,學校老師把話引入了正題,她簡單地介紹了市裏和學校對今年上山下鄉工作的要求和去向安排,又說了些上山下鄉的偉大戰略意義,接著就請丁蕾的家長表個態。一直低頭不語的丁蕾父親,小聲地對丁蕾的母親說:“儂說,儂說。”這是文革中“黑五類”典型的舉止,沉重的社會壓力,使他們無法承受,隻能退縮到家庭最後的角落裏苛且。這一幕,使海生想起了躲在另一個角落裏的謝老師。

   丁蕾的媽媽清了清嗓子說:“我們丁蕾一定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到廣闊天地裏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丁蕾在家是乖女,在學校是好學生,作為家長,我們要求學校能安排她去軍墾農場。”

   軍墾農場的半軍事化的國家單位,去那的人是職工待遇,不是農民,住集體宿舍,吃大鍋飯,平日裏要好的同學一塊去了,還能住在一起想互有個照應。所以,去軍墾農場,是上山下鄉的上選。按丁蕾在學校裏的表現和人緣,去軍墾農場沒問題,但是,去軍墾農場要通過政審,家庭出身不好的,去不了。

   當工宣隊師傅把這個政策向丁蕾的家人一解釋,房間裏的空氣就和海生預感的一樣,完全凝固了。丁蕾的爸爸身形似乎縮得更小了,而一直躲在陰影裏的另外兩個老人,丁蕾的爺爺奶奶,幾乎看不到了身形。沉寂之後,還是做母親的開口問道:“我們家小囡,能不能去浙江嘉善她外公家落戶呢?”

  “原則上可以,但必須經當地人民公社革委會同意,由他們寫接受證明給學校或街道裏,”工宣隊師傅解釋道:“其實除了軍墾農場,這次插隊落戶方向裏,還有安徽、江西,都是靠近上海的地方。丁蕾在學校表現一直很好,隻要符合政策,我們會盡量滿足你們家長的要求。”

   離開丁蕾家時,雙方的關係已經融洽了許多,很會做人的丁蕾媽媽,千謝萬謝地把他們送到門口,海生從頭到尾除了陪笑和點頭,沒有說一句話。直到出了弄堂口,另外兩個同伴還在討論如何安置丁蕾。一個說:“去她外婆家很困難,她外公是當地的大地主,當地革委會不會開這個證明。”另一個說:“那就安排她去皖南,離上海近,也比較富裕。”海生一聽立刻接口:“皖南肯定比皖北好,聽說皖北很窮的。”三個人就這樣在丁家的弄堂口把丁蕾的去向給定了。

   道別同事,海生獨自一人穿過華燈閃亮的人民廣場,此時已是深秋,冷瑟的夜風從身後吹來,令他縮緊了脖子。今晚又看見她了,在一個狹小的空間裏,那是她每日蝸居的地方。他不知道她心裏是否仍然不願看到自己,或者還是視而不見,而他是多麽希望在一屋子人中能捕捉到她的眼神,哪怕是不經意地看他一眼也好。對他來說,丁蕾是他走上社會碰到的第一個特別想取悅的女孩,雖然他還不懂得愛,但是她令他著迷,她的矜持和微笑,她的眼神和下巴,她的肩膀和胳膊,還有那每個動作都恰如其份的雙手,向他展示著另一種生活的魅力,無奈,引導他和異性交往的,是他那天真加閉塞的腦袋,這樣的腦袋在兩性世界裏,隻夠格扮演一個傻瓜,而且是個無法忍受的傻瓜。就像今晚,他冀盼能有機會和她說話,可他連一個巴結的微笑都無法送給她,因為她自始至終都沒看他一眼。最後,她低著頭送他們出來時,他當著眾人的麵鼓足了勇氣想對她說兩句安慰話,可話到嘴邊,又覺得這種空洞的大道理她肯定不愛聽,結果,說了句“再見”就倍感狼狽地離開了,麵對丁蕾,他身上那點大院子弟的勇氣和矜持,如同夏季的浮萍,秋風一起,就全蔫了。

    廣場已經移到了身後,寒風也不再肆意,他已經嚐到了梧桐樹下的滋味,雖然滿是悲傷,但他喜歡悲傷,他能從中一遍遍品味和丁蕾在一起的時光。他有一個很可憐的心願,隻希望她能給自己一個當麵向她道歉的機會,然後能看到她報以一個寬容的微笑,可是,她仿佛猜透了他的心思似的,就是不給他這樣的機會。

   可憐的海生,直到丁蕾上火車那天,都無法得到她的寬恕。

    那些年,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搞得比送孩子當兵還隆重。那一天,先是街道組織把人送上紅旗招展的彩車上,接著彩車一路鑼鼓喧天開到火車站,這時的火車站,比節日的天安門不差上下,鞭炮、鑼鼓、口號和著大喇叭裏的廣播調度聲真衝雲霄,地球上再冷血的動物,都會被鼓動的熱血沸騰。

    在車站負責安排本校同學上車的梁海生,忙到最後一刻才見到丁蕾,她和幾個紅衛兵團幹部擠過紛亂的人群走過來,一齊向學校領導告別。輪到他倆握手時,海生的臉又紅了,他隻是笨拙地說了兩個字:“再見,”同時,似乎聽到她輕輕地“嗯”了一聲,她細小的手在他的手心上一碰即收。兩人之間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握手,竟是這般匆匆而過。

   猛然間,汽笛轟鳴,整個彭浦車站籠罩在它的響聲裏,海生從悵然中驚醒,火車要開了,最後時刻到了,歡送的和被歡送的人們在巨大的響聲中寂靜下來,幾秒鍾後,汽笛聲漸弱,一個母親歇斯底裏的哭嚎傳徹在站台上空,跟著,哭聲四起,淹沒了所有的鑼鼓聲、口號聲、亦或是:沒有人再敲鼓,沒有人還有心思喊口號。人情在最後一刻總爆發了,父母流著淚水,所有的車窗從裏到外擠滿了哭泣的人們,眼淚在熟悉和陌生的目光注視下,毫不害羞地流淌著,淹沒了意誌,淹沒了羞恥,也淹沒了莊嚴。

   數千人在一分鍾之內產生的巨大的情感反差,也淹沒了海生心底對丁蕾的惦念,他被巨大的反差驚呆,他無法把這種反差放時同一個地點和相同的人群身上。巨大的車輪在他麵前滾動起來,它分離了擁抱,淚水,分離了車上車下難舍的目光,他想最後再看一眼丁蕾,目光裏隻剩下空空如也的站台,唯有兩人初識時,她那含笑的一瞥,像是片雲,飄蕩在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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