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君子》 之十

第三章《相信是一首歌》

(一)

   1921年深秋的洛陽城,公雞剛打鳴,軍閥吳佩孚的軍隊,就已經在街上招兵征夫。此刻,正好有個流浪少年路過,他心想當兵管吃管喝,還有軍餉,便大大咧咧地走上前說:“長官,俺願意當兵。”於是這個剛滿十六歲的少年,穿上“號子皮”扛起“東洋槍”,成了一名大頭兵。他就是後來威風凜凜的解放軍上將—許世友。

   時間到了1969年冬,這時的中國,年輕人最好的選擇依然是當兵(盡管此兵不是彼兵),不管是城裏的,還是農村的,是夢想成為毛主席好戰士的,還是盼望能吃上一口軍餉的,是為解放全人類甘灑熱血的,還是逃避上山下鄉的,隻要穿上了軍裝,他們的世界就會改變。

   清晨,南京火車站,離候車大樓最遠的站台上,緩緩地駛進了列髒兮兮的貨車,大約它也為自己灰不溜瞅的身形有些害羞,丟下了一節悶罐車皮,就悄悄地開溜了。隔著一道道站台和站台上重重疊疊,綠白相間的水泥柱,沒有人會留意那節悶罐車的存在,隻有裏麵的人才在意自己的存在。

   靠在車廂裏一角的瞿中倫,睜開疲憊的眼睛,看到一線白光從門縫裏透進,才知道天亮了,從離開家鄉新沂到現在,火車行駛了足足一個漫長的冬夜,記不清中間停了多少站,疲憊的身體唆使他盼望這就是終點站—上海。

 “哐當”一聲,沉重的車門被打開了,帶隊的軍官大聲說道:“帶好各自的行李,按順序下車!”頓時,車廂裏“嘩啦啦”站起來近百號人。所有的人心裏想的和他是同一個問題:“上海到了嗎?”等下了車,排好隊,才被告知,這兒是南京站,他們要在這換車去上海。

   瞿中倫從來沒有出過遠門,他揉著酸痛的太陽穴,冰冷的晨風掠過,他伸手拉了拉嶄新的軍裝,想想自己已經是個不愁吃穿的解放軍戰士了,心裏再次擁起幸福的喜悅。他雖然沒到過南京,但知道它是家鄉的省會,他的家鄉—新沂,是江蘇最窮的縣之一,每年到了開春季節,就吃不上糧食,盡管沒有人餓死,但是那種被饑餓折磨的感覺,對於把思維活動用於抑製饑餓的人群來說,如同災難一般沉重。

   他是家裏的老大,下麵有三個弟弟,兩個妹妹。他自幼體弱多病,父母把他供到初中畢業,碰上文革,就綴學了。由於無法勝任農活,當大隊支部書記的舅舅就按排他在村裏的小學做代課老師,沒有工資,按一個全勞力記工分。年初,他第一次參加征兵,因為身體不合格,沒當上。這一次,征兵小組就往學校裏,他費盡了口舌,舅舅又出麵求情,再加上帶兵的喜歡有文化的人,三方的勁使在一起,當兵的門就被擠開了.和全國所有的農村一樣,在他的家鄉,能當上了兵,就算脫離了苦海,如果在軍隊裏入黨提幹,那就是不得了的事,家裏人出門都帶三分笑。因此,現在的他,一隻腳已經跨出了苦海。

   在寒風裏吹了沒多久,瞿中倫這對人馬就被調到一號站台,和另一隊新兵合編在一起。這隊新兵和他們農村兵有明顯的不同,不僅說話的腔調,走路的姿勢,混身上下每個動作都有種高高在上的感覺,就連他們戴在頭上的軍帽,後簷都比別人故意頂高一些。雙方站在一起除了身上的衣服顏色一樣,再難找到相同之處。

   不一會,一列客車駛入一號站台,整支隊伍上了最後兩節車廂。瞿中倫被安排和一個比自己矮半個頭,滿臉孩子氣的城市兵坐在一起,他十分驚訝,居然還有這麽小的兵,和自己教的學生年領差不多。車輪剛動,小兵就站起來,四處張望著,末了,才把視線落在他身上。

 “喂,你們從哪裏來的?”對方直截了當地問。

 “從新沂。”

 “沒聽說過,遠嗎?”

 “靠近徐州。”

 “徐州,就是彭城,對嗎?”別看對方小,卻一點也不怯。

 “對了,古代叫彭城。你們從哪來?”瞿中倫對眼前這個大孩子有了興趣,因為他居然知道彭城。

 “我們這一批都是南京的,我叫梁海生,你呢?”

 “我叫瞿中倫,來,握個手。”

   梁海生握著他的手問:“瞿是兩個‘目’,還是羽毛的‘羽’?這兩個字,我從來弄不清。”

 “是雙目。”

   原來這批城市兵,正是今天早上開拔的海生那一撥大院子弟。接兵部隊為了照顧自家的子弟兵,特地申請兩節客車廂送他們到上海。說起來,瞿中倫這批農村兵還是沾了他們的光,享受了一次特殊待遇。

   兩人正聊著,朝陽出現了,很遠就聽到他的聲音:“梁海生,原來你躲在這兒,害得我找了你半個地球。給你介紹一下,”他一拉身後的人說:“這是軍院的趙凱,我姐的同學。”

   還沒等兩人打招呼,他就把趙凱按在對麵的座位上,弄得原本坐在那的兩個新兵,摸不清什麽情況,急忙站起來躲了出去。

   朝陽這一番動作,讓海生很尷尬,他天生怕大動作,偏偏朝陽總是喜歡大動作,他隻能轉向趙凱:“你也是衛崗的吧?我見過你。”

   原來海生這批南京兵中,不光是他們一個大院的,還有一批老軍事學院的子弟,趙凱便是其中一個,他答道:“沒錯,我和田麗娜一個班,比你大一屆,就住你們宿舍後麵的新三樓。”

   南京的大院子弟,隻要說到是衛崗小學的,就算是朋友了,因為他們相互間認識的人太多。

 “知道嗎?我們這兩節車廂的新兵,全部分到‘南京路上好八連’所在團。”朝陽總算把屁股放在座位上說話了。

   海生頓時對這則新聞來了興趣,這年頭,就算不知道“好八連”,誰會不知道“霓紅燈下的哨兵”呢。他說:“那麽,我們是在市區當兵了?”

 “別做夢,帶隊的幹部說了,離市區十公裏遠,是吧,趙凱?”朝陽說完了,才想著問趙凱,一看就知道這消息是他剛批發來的。

 “對,在郊區,那地方叫大場,和南京江浦的大廠音同字不同。”

 “那也不錯,能和‘好八連’一個團,多神氣啊。”榮譽在這一代人心裏高於一切,海生理所當然地說。

 “神氣個屁呀,肯定會管得很嚴。”朝陽到現在都懊惱他老爸把他放到步兵裏當兵。

 “你知道南京路上好八連嗎?”海生問旁邊的新朋友。

 “知道啊,不都上電影了嗎。”瞿中倫微笑著說。

 “行啊,老鄉,那南京路你也知道嘍?”朝陽向這個臉色菜黃的農村兵問了個低級問題。

 “是不是上海最有名的十裏洋場啊?”

   朝陽到這會兒才正眼看了看坐在對麵的瞿中倫。這一看,竟然大驚失色地叫道:“梁海生!”

 “怎麽了?火車還沒出軌呢!”海生被他叫得幾乎靈魂出竅。

 “快看,這家夥還是個團員呢。”

   三個都把腦袋湊到瞿中倫胸前,果然,他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旁,還有一個小小的團徽。這一下,幾個城市兵對他肅然起敬。海生問道:“你們那還有團員?”

 “有啊,我是1965年入團的。”瞿中倫沒有被對方想當然的話噎著。

 “哇,那是老團員了,你今年多大了?”趙凱插了一句問。

   1966年後,共青團作為一個組織,除了軍隊裏,其他的都癱患了。瞿中倫的團組織關係是暫時放在大隊黨支部,已經有三年多沒過組織生活了。

 “19歲,你們呢?”老團員客氣地說。

 “他16歲,我們倆15歲。”朝陽一個個點過來。

 “都還不到參軍年齡呢。”

 “那不影響我們穿軍裝。”趙凱像是戲裏念台詞般地說。

   農村來的瞿中倫,根本無法想像城市中大院子弟的生活,如果他聽了海生最後一刻當兵的故事,隻怕要目瞪口呆。

   火車停在蘇州車站時,帶隊的幹部依然不允許任何一個人下車,他們隻好坐在車廂裏看風景。朝陽從挎包裏拿出一個巨大的麵包,剝開外麵的紙,往桌上一放,說:“來,團員同誌,吃麵包。”

   焦黃外殼的麵包很誘人,瞿中倫還是拒絕了,從自己的挎包裏掏出個褐色饅頭,海生見了,不容分說從他手裏拿走了褐色饅頭,又從自己包裏掏出一個麵包塞到他手裏。城裏的麵包果真好吃,鬆鬆的,香香的,鹹中帶甜、入口即化。瞿中倫一邊謝梁海生,一邊心疼地看著他把自己的饅頭掰散了,放在小桌上玩弄著。

 “這就是你的幹糧啊,咬都咬不動。”海生難以置信地說。

   他哪裏知道,這饅頭,是瞿中倫家裏最好的食物了。

   離開蘇州,又開了一個多小時,火車在一個小站停了,新兵們被命令下車,梁海生四處尋找,才找到一個很小的站牌。

 “真如車站。不是說到上海了嗎?”他自然要質問新聞發布官田朝陽。

 “你看到箭頭方向兩個小字嗎,”朝陽得意地說:“上—海!豬!”

(二)

 “南京路上好八連”所在團,是支終年在上海灘擔負守衛和警衛任務的部隊,紀律森嚴,作風硬朗。從新兵連開始,甭管你是農村的,還是城市的,都將嚐到非常嚴格的軍人生活。梁海生所在的新兵連共四個排,等訓練結束,他們將分到一營四個連裏,田朝陽在一排,自然會分到一連,海生、趙凱和另一個軍院子弟李一帆在二排,日後會分到二連,還包括火車上認識的瞿中倫。

 “我們,是祖國的鋼鐵長城!我們,擔負著保衛大上海的重任!我們要時時刻刻捍衛南京路上好八連的榮譽!……”新兵連第一天上課,連長一番豪言壯語,點燃起100多個年輕戰士心中的火焰,所有的人隨著連長一塊振臂呼喊口號,從沒經曆這種場麵的海生,小心髒立馬變得強壯無比,他站在隊伍裏為自己能成為其中一員而興奮。會後的討論會上,當場就有人咬破手指寫了血書,消息傳到海生所在的班,班長立即坐不住了,要求大家效仿,表示自己對偉大領袖的忠心。可憐梁海生,暗地裏使勁咬了咬自己的手指,活生生地疼痛,令他怎麽也咬不下去,再看周圍的人,沒見誰咬破了自己的手指,他心裏萬分佩服那個寫血書的人,推測他一定有什麽竅門,於是把手上每個可以下口的部位都咬了一遍,還是下不了口。最後,還是瞿中倫想起驗血時醫生的方法,拿個縫衣針,在每個人的中指上紮一下,擠出血,按在自己的簽名上,頓時斑斑血跡躍然手絹上,算是印證了他們的決心,樂得班長屁顛屁顛去交差了。

   緊急集合,是新兵訓練最不好玩的事。連部總是揀早晨起床之前,突然吹響緊急集合哨音,聽到哨音,所有的人員都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穿好衣服,打好背包,扛上槍,跑到指定集合地點。其中最難的是打背包,第一次緊急集合,手腳麻利的梁海生,三下五除二就打好了背包,率先衝了出去,手腳慢得什麽洋相都有,有的把三橫二豎的背包打成了麻花,也有的鞋沒穿好就光腳跑了出去,最慘得的是瞿中倫,怎麽也打不好背包,幹脆抱著被子跑到集合的操場上,原本緊張無比的隊伍,“哄”得一聲全笑開了,海生更是笑到肚子疼。

   和天天在笑的海生相反,田朝陽則是無一日不在抱怨:“你喝了中午的菜湯沒有,連涮鍋水都不如,輪到我打湯時,連一片白菜葉子都沒留下。”

   海生一點也不覺得這有什麽,但他喜歡朝陽時不時沒心沒肺地嚷嚷,於是,笑嗬嗬地說:“那你還算好的,等我去打湯,連湯桶都收了。”

   其實,朝陽也不是不能吃苦,他是那種吃了苦必須嚷嚷心裏才舒服的人。而海生則是那種隻要是刺激,無論苦和甜都能讓他興奮的人。喜歡刺激的孩子,通常活得很累,當然也活得更深刻一些。這世上總有些人喜歡活得累一些,否則生活對他們來說,毫無趣味。就像海生,此刻他喜歡上了軍隊裏的任何新鮮事,他夢想用最快的速度成為王幹事,郭班長那樣的人物。他從沒想過什麽叫一腔熱血,但當他把領章帽徽縫在軍裝上那一刻起,就暗下決心,要做個像他們一樣厲害的軍人。

   然而,一件從天而降的倒黴事件,硬生生的砸得他暈頭轉向。

   到達軍營的第六天,是偉大領袖的生日,為了慶祝老人家生日,晚飯全連吃菜肉麵。新兵連難得吃一頓葷,飯桌上,梁海生一高興,隨口說了句:今天,我也過生日。此話一出口,飯桌上立刻鴉雀無聲,所有的人都被他的話嚇壞了。一看這架式,海生伸了伸舌頭,不再吭聲,繼續吃“壽麵”。

   他沒料到自己捅了個大簍子,晚點名時,表情嚴肅的連長對著100多人說:“今天,準確地說,就在晚飯時間,我們連出了起反革命事件,當全連上下紀念偉大領袖誕辰時,”他說到這,下麵一陣騷動,原來他把“誕”念成了“延”音。他對著騷動的聲音一瞪眼,提高嗓音說:“有人,居然說他也過生日,這是非常嚴重的事件,嚴重到什麽地步呢?是現行反革命行為!說這句話的人,不要以為自己年紀小,是幹部子女,就可以不負責任。他必須做深刻的檢查,並把檢查送到連部,檢查不好,不準睡覺!他所在的班,回去後立即開個批判會,要肅清流毒不過夜!”

   站在人群中的海生,這時才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雖然他才15歲,又躲在大院深處,但“現行反革命”這幾個字的印象,他多少能找出一些:胸前掛著牌子,頭上戴著高帽,被人押著在大街上批鬥。他往四處一看,仿佛所有吃了壽麵的人,這會都在摩拳擦掌地看著他,那些目光就像無數把利劍刺向自己,他感到自己快要爆炸了。一解散,別人都往回走,唯有他往前走。

   他快步走到正欲離去的連長麵前,先敬禮報告,連長一看是他,“嗯”了一聲,連禮都沒還,背著雙手,臉轉向他,算是等著他說下去。

 “我要求給我平反,我確實是12月26日出生的,你可以查一下我的出生年.月.日。”當他說出最後幾個字時,語音已經哽咽。

 “你的事,我們會調查的,你先回去做深刻的檢查。”

   從連長冷漠而又威嚴的麵孔上,他看不到一點希望。

   回到宿舍,全班早已圍成一個圈,等著他入坐。縱然他從小聽慣了大小官員的喝斥,此刻空氣中凝結的凶險,還是令他混身不安,他下意識地把兩隻手攥得緊緊的坐下。

班長鄭重宣布;現在開會。他話音剛落,梁海生迫不及待地說:“我向毛主席保證,我的生日就是12月26日。”

   向一個過生日的人發誓今天也是他的生日,坐在一旁的趙凱聽了,差一點要將肚子裏的壽麵噴了出來。這時,海生身旁一個穿著肥大軍裝的小個子,猛地站起來,用一種侉侉的方言說:“你保證有什麽用,難道連長會說錯嗎!”另一個又高又壯的山東兵接著說:“就你這話,在俺家鄉就是現行反革命分子。”趙凱一看,不服氣地說:“你別亂扣帽子,萬一今天就是他的生日呢。”他話沒說完,就被副班長打斷了。副班長是浙江蘭溪人,鄉音特重地說:“你不要包庇他噢,你們城市兵就喜歡穿一條褲子。”趙凱一聽,立刻不高興了,瞪著眼睛問班副:“你說說清楚,什麽叫穿一條褲子?”

   七嘴八舌之後,全班伊然分成了兩派,一派是城市兵,隻有兩人,一派是農村兵,五湖四海都有。這時,一直沒說話的瞿中倫細聲細氣地說:“我相信小梁說的是真的,如果他是胡說,也不會到現在還不認錯,還是請班長到連部查一查他的出生年月。”他這麽一說,幾個農村兵全楞住了,他們沒想到他會替城市兵說話,這一下,雙方的力量立即發生了變化,他們隻好把目光投向班長。此時的班長,心裏也明白瞿中倫講的在理,隻是今晚的壽麵,是為偉大領袖的,豈能讓這黃毛小子沾光。於是他說:“就算你是今天生的,你也不能說‘今天你也過生日這句話’。所以,無論從哪個角度說,你都要嚴格地檢討自己的錯誤。”其實,他心裏想說的是:你不配說今天你也過生日。

   文革的時候,有一種風氣,用打倒別人的手段,來證明自己才是最革命的,對於那些不容易打倒的人,就采用偽推理的手段:先用革命的權力,把對手綁在反革命的絞架上,然後再做推斷,這樣一來,焉有打不倒的。今天的事,從一開始梁海生就被認定是該送上絞架上的人。即使他現在保持沉默,繩索也將套在他的脖子上,不需辯護,不需要證據,有公憤就足夠了。中國有句老話很管用:一人一口唾沫就能把你淹死!

   人多的那一派,聽了班長的話,心裏頓時明亮了,紛紛開口應合,今晚,他們鐵定要拿這個城裏小子出氣。梁海生呢,此時心裏反倒是一陣輕鬆,他覺得班長給自己定的罪,還夠不到“現反”的級別,在他單純又豁達的心裏,隻要不是“現反”,這事就沒什麽了不起。

   就在這時,排長進來了。他一到,亂轟轟的班務會頓時安靜下來了。他看了一眼低著頭的梁海生,說道:“經查核,梁海生的生日確定是12月26日,黨支部決定,這件事到此為止,不再追究,但是,梁海生同誌要接受教訓,不該說的話,今後不要亂說。”

   排長的話,仿佛解下了套在脖子上的繩索,海生陡然輕鬆下來了,立即十二分真誠地說:“我保證今後一定克服隨心所欲的壞習慣,不該說的話,絕對不說。”

   穿了七天軍裝,耳朵裏聽到的對他們這幫子弟兵的指責不下一籮筐,用的最多的批評詞,就是“隨心所欲”四個字,因此,他毫不猶豫給自己用上了。

   散會後,海生跑到冰冷的夜裏,對著星空長長地舒了口氣,他慶幸自己躲過了一劫,他甚至覺得整個過程好玩刺激,仿佛有人拿一個套子想把自己套進去,結果是自己成功逃脫。逃脫就是勝利,勝利了就能揚眉吐氣。他根本不去想萬一被套牢怎麽辦?當然,對那些想套住自己的人,他還是氣憤不過,想置我於死地,沒門!對著身後魅影重重的營區他在心裏大聲說。

   接著,他又得意地對自己說:“你不是常常找不到寫日記的內容嗎?今天這件事可以寫一篇很好的日記,題目就叫‘一個驚險的生日’。”海生從12歲起就被要求天天寫日記。不常在家的老爸,每次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檢查他們的日記本。一開始,他的日記隻有一句話,一行字,稍大一點,一句話變成兩三句話,並且經常是補記,最野蠻的一次,他把一件和別人打架的檢查,分了7天才寫完。

   相信很多人都有從小被逼寫日記的經曆。有的堅持下來,有的半途而廢,半途而廢的或許會羨慕堅持下來的,然則那些堅持下來的,亦不是天天去記,補記是常有的事,隻是在形式上,日記是完成了。等到這個形式成為習慣,每天不寫日記反而會難受。好比梁海生,參了軍,沒人約束他,反而喜歡寫日記,因為他會在其中找到家的影子。

   回到宿舍前麵的走廊上,發現瞿中倫正坐在台階上。

 “你坐在這不冷嗎?”他往他身邊一坐,跟著大大咧咧地說:“謝謝你在會上說得那些話。”

   瞿中倫什麽也沒說,隻是淡淡地一笑,算是笑納了。海生驚詫地看著他慘然的笑容,他攤開手掌讓海生握住,手心裏盡是汗。

 “你又犯病了?”

 “肚子又脹又痛,出來吹吹好多了。”

 “你一定要去看醫生。”海生也記不得第幾次叫他去看病了。

   瞿中倫依然搖了搖頭。海生知道他的苦楚,因為在新兵連期間,如果發現身體有疾病,或者本人家裏有政治問題等。隨時可以退回原籍,瞿中倫生怕自己被退回去,就硬忍著疼不去看醫生。海生不知道自己能為他做些什麽,但是又覺得自己必須做些什麽,於是就陪著他一塊在寒風中坐著。

   自打穿上軍裝後,在形式上,海生就從一個中學生轉換為成人。確實,童年的一切:大院,發小們,所有玩耍的節目,迅速遺失在遙遠的家鄉。但是,在他那顆被扣在軍帽下的小腦袋裏,還是用15歲少年好奇天真和無拘無束的眼睛去掃描剛剛踏進的世界。和瞿中倫不一樣,他不需要考慮未來,也沒有責任的包袱,軍隊對他來說,無非是踩著父輩的腳印進來看看。然而,社會是一個一旦踏進來就甭想脫身的泥潭。今晚發生的“壽麵”事件和眼前這個病痛纏身的農村兵,令他無意中拈到了生命的份量。

   和瞿中倫分手時,海生感到心裏很充實,不為別的,就為自己是唯一能和瞿中倫說心裏話的人。

   六十年代後期,中國不知怎麽就成了世界革命中心,而解放軍又是這個中心的鋼鐵長城。所有能成為這座長城一員的新人們,都希望自己能飛快趕上別人或者超過別人,成為真正的鋼鐵戰士。所以,有些很平常的小事,在這裏做到了極致。

   比如新兵幫老兵洗衣服,就是新兵成長必須經曆的事。但卻把梁海生為難死了,盡管革命隊伍裏天天教育他,這裏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他卻怎麽也下不了決心去幫老兵洗衣服,更讓他看不明白的是,洗衣服都是偷偷地去洗,他在心裏瞎琢磨了好幾天,後來還是李一帆施舍般地點撥了他:“你傻啊,當著老兵的麵拿他的衣服,他能讓你拿嗎,就算他心裏樂的有人給他洗衣服,大庭廣眾之下,也不會同意,你偷偷拿了,他裝著什麽都不知道,這事才算漂亮。”比趙凱還大一歲的李一帆,見識就是不一樣。

   甚至還有這種情景,老兵泡在盆裏的衣服,一轉身就被早看在眼裏的新兵,連盆都端走了。洗衣的結果,新兵將會得到老兵各種形式的表揚,老兵呢,被別人馬屁拍到爽。這樣的事既然兩全其美,也就流傳了下來。

   新兵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打掃廁所。這事海生願意幹,雖然很髒,卻比去搶老兵的衣服,少了許多別扭。打掃廁所的時間,總是在早晨大家起床之前,他或他們悄悄起來,挑著水,拿著掃帚,盆和桶等家夥,把廁所打掃的幹幹淨淨。這時,別人起床了,走進衝洗幹淨的廁所,一定會想是誰做的好人好事。

   於是海生自告奮勇約了瞿中倫起早打掃廁所,大清早天還沒亮,他倆拿上工具,挑著水,走進廁所一看,田朝陽幾個人已經在裏麵幹上了。

 “朝陽,你小子可惡,搶了我們的活。”海生恨不得上去抽他。

 “誰叫你們起的這麽晚,對不住了。”朝陽捏著鼻子說。

 “沒見過你這麽搗蛋的,我們水都挑來了。”

 “好啊,那就留下給我們用。”朝陽說完,他那邊的人全樂了。

   結果第二天,他倆五點鍾不到就起床,總算搶到了第一。新兵連有兩個公廁,偏偏這個廁所有人搶,因為它是與連部的首長共同使用的,所以特別吃香。你想啊,如果你夠運氣,剛掃完,人還沒走,連首長就進來了,當麵誇你兩句,這個印象分,高了去了。

   好八連所在的軍營,是當年日本人占領上海後建的標準化軍營,軍營中間是一個巨大的操練場,大到什麽地步呢?新兵們場邊練習瞄準,100米遠的靶子,僅到操練的三分之一。據說日本人造這麽大的操場,是做臨時機場用。因此它不僅大,還堅硬平整,它的四周是統一格式的營房,紅磚灰瓦,排列整齊,連每排營房之間的草地都一樣大小。整個營區周圍有一道兩米深的人工河環繞,和外界嚴格區分開,營區的最北麵,還配有一個寬50米,長200米的射擊場。梁海生常常被射擊場不斷傳來的槍聲弄得心癢癢的,時不時地去問班長,什麽時候能去打靶。

   然而,他第一次踏進射擊場,並不是去打槍,而是去看槍斃犯人。那天早上,新兵連接到通知有政治任務,全連隨著大部隊早早坐在靶場四周,進了靶場,才知道這裏今天要舉行公開槍決反革命犯大會。除了上千名軍人,又陸續來了幾千名民兵,一時間,紅旗標語,隨風獵獵,歌聲,口號聲此起彼伏,靶場恍如成了革命的海洋。記得在中學時,學校裏時常組織半夜收聽偉大領袖的最新指示,也是人山人海,燈火通明。但是怎麽也比不上看槍斃人讓人興奮。

   時近中午,一輛架著大喇叭的卡車,首先進了靶場,全場在大喇叭的帶領下,一起高呼口號,口號聲震得靶場中間的池塘都泛起了微波。緊隨著廣播車的是四輛敞篷大卡車,每輛車上有兩名被持槍民兵押著的死刑犯,每個犯人胸前掛著大牌子,牌子上寫著他的名字,名字被打上巨大的紅“×”。最後一輛車上還有一名女犯人。她的出現,引起現場內一陣騷動,飛亂的頭發蓋住了她的臉,看不清她的模樣,隻看見一張白皙的臉龐。八個犯人下車時,腿腳早已不聽使喚,被人硬生生地拽下來,再被人架起繞場一周,最後押到了長長的靶台上,跪成一排,每個人身後站著一個行刑者。

   此時,口號聲停了,全場突然變得格外安靜,遠遠地傳來行刑準備完畢的報告聲,報告結束後,四周更加靜謐,所有的人都迸住了呼吸,急待中,響起一聲命令。隻見第一個行刑者,上前一步,舉起戴著白手套的手,白手套裏是一把烏黑的手槍,對準了跪著的人的後腦勺。瞬間,槍響了,那顆腦袋像球一樣彈起,又迅速聾拉下去,四肢開始掙紮,漸漸地,抽搐越來越慢,直到不再動彈。海生從小負責殺雞,割斷雞的喉管後,雞也會撲騰,等到它把爪子伸直,就是死了,眼前的場景,和殺雞有幾分相似。這時,行刑者老練地拿出一根細長的鋼絲,從死者的後腦的彈孔穿進去,然後來回捅著,坐在海生旁邊的浙江兵王銅再也忍不住,當即嘔吐起來,坐在另一端的班長,甩過來一記嚴厲的目光,迎著目光,海生趕緊一聳肩,表示“不是我。”

   那一邊,槍決儀式依進行,最後一個是那女的,槍響之後,她向前一撲,倒在靶台的土坡下,身子仍在不停地扭動。

 “打偏了”人群開始不停的議論,所有的眼睛盯著那將死未死的女人,隻見行刑走上去對著那女人再補一槍。槍響之後,所有的議論消失了,天空中連風聲也消失了,而那身體也不再扭動。

   這時,民兵隊伍中突然騷動起來,一群人圍在了一起,然後有人從人群中擠出來,再然後,停在場外備用的救護車開進了場內。原來,有個女民兵昏了過去,這消息從靠近現場的人群中迅速散發,已經被刺激的不知所措的海生,聽到這消息更興奮了,原來,人真是可以嚇昏的!

   中午午休時,梁海生、趙凱,還有李一帆湊到了一起,趙凱餘興未盡地說:“我看到最後那個警察開槍時,姿勢和別人不一樣,這小子,瞄準時頭是偏的,我當時就猜他打不死她,果然給我猜中了。”

“我不行,到現在還有些惡心,中飯我們班飯桌上的菜剩了一半,王銅一口都沒吃。”海生很不願意回想當時的場景。

   李一帆不緊不慢地說了一句令人意外的話:“你們有沒有想過,他們拉我們去,是殺雞給猴看。”

   誰小時候沒見過路邊耍猴的人呢?聽了他的話,海生心裏一怔,雖然這話聽上去怪怪的,還有些反動,但是感覺有些與眾不同的道理。新兵連的幹部子弟中,李一帆就是個怪人。不僅因為他的軍帽不是戴在頭上而是扣在頭上,還因為他一開口總說些與眾不同的理。特別是他在新兵連的新年晚會上,朗誦了一首自己寫的詩,令梁海生佩服的要死。那可不是什麽人都能編的口號詩,一聽那句子就是有功底的,與他相比,海生的內心是一片荒蕪。在少年時代,差兩歲就有了代溝,大的不屑一顧,小的誠惶誠恐。兩年在學業上的差距,很可能有天壤之別,李一帆正好比他大兩歲,令海生有了誠惶誠恐的資格。

   槍斃反革命現場會結束沒多久,梁海生又一次進入射擊場。這一次是實彈射擊,每個人6發子彈,他打了57環,趙凱比他多了一環,拿到了全連第一。這次是新兵訓練結束前的實彈考核,在這之後,他們就要去真正的連隊了。直到此時,他們才知道,一營的四個連隊全在上海市區執行偉大領袖的指示:“支持左派廣大革命群眾”,又簡稱“支左。”梁海生、趙凱、李一帆、瞿中倫分在二連,二連駐紮在市中心,離繁華的南京路幾乎一步之遙。、

   當兵當到南京路,海生沒理由不高興,在去連隊,也是去市中心的行軍路上,他像個快活的小鳥,不停地有問題要問來帶隊的老兵,把老兵問煩了,凶巴巴地說:“行軍不準說話,你不懂嗎!”

    海生把嘴緊緊閉了三十秒,又張開,這次是對自己說:“這南京路應該是‘好八連’連駐紮,怎麽是我們二連呢?”

    過了一會兒,還是那老兵憋不住了,說了段令新兵梁海生永遠記住的話:“南京路是香花毒草叢生的地方,最容易被資產階級腐蝕,‘好八連’在那,萬一出了思想作風問題,那不是給光榮稱號抹黑嗎。”

    打小他就一直認為“好八連”和“南京路”,二者是連在一起的,現在才知道自己很傻,傻到兩個明明可以分開的東西,卻在自己心裏分不開來。緊接著,他盯著老兵的後脊梁又犯了一回傻,他懷疑這個老兵,就是人們說的那種部隊裏的落後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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