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種族屠殺，人們馬上會想起希特勒對猶太人的屠殺。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對猶太人慘無人道的屠殺令人發指。其事實無可爭辯。然而。作為戰勝國一方的蘇聯，曾經也犯下諸如此類的暴行。隻是由於蘇聯當時的國際地位以及國際環境等因素，許多暴行均被掩蓋。其中一項令人發指的暴行便是斯大林曾經在抗日衛國戰爭期間對俄羅斯遠東地區的中國人進行了慘無人道的種族大屠殺，先後三十多萬中國人死於斯大林屠刀之下，相當於一個南京大屠殺的人數，則鮮為人知。
海參崴、雙城子、伯力、海蘭泡等地，在清朝時便是中國領土。於清朝末期被俄國侵占。但外興安嶺的中國原住民卻沒有搬走。據統計，有多達30萬中國人生活在這些地區。
七七事變後，特別是在日本占領武漢以後，斯大林認為中國事實上已全麵亡國，並企圖永久性的占領中國遠東地區。
上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政府在大清洗的環境下對海參崴等地的中國居民進行了一係列的政治迫害和慘無人道的屠殺。在日軍占領武漢後，蘇聯開始對在海參崴附近一帶的中國人進行大規模拘捕，把遠東的十多萬世代居住的華僑和二十多萬中國客商勞工，安上各種罪名:如社會危險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務，分別判刑數年到十多年。其中，一大部分人在集中營受虐待而死或被強加以罪名直接殺害。
據俄方新聞網消息，2009年12月，在海參崴近郊附近，為2012亞太經合組織而加工築路的工人發現了萬人以及大量屍骸。
2010年5月，俄方於海參崴郊區附近再次進行了挖掘。 現場共發掘出約480人的遺體，他們全部是被槍殺。在現場，發現了大量包括皮包，內有1930年代的硬幣的錢包，煙嘴，孩子的珠子，杯子，瓷碟，眼鏡碎片和眼鏡等個人物品。
俄方相關機構隨即派遣調查組對萬人坑屍骸進行調查。經調查研究發現，這些是中國人屍骸，是在1937年斯大林大清洗過程中被殺的。據現場專家表示，現場所發現屍骸均是雙膝跪地，後腦一槍中彈。其彈孔顯示，均為上世紀30年代蘇軍配備武器裝備。其中包括個人物品。還發現了中文與俄文報紙，其中一份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
除直接屠殺外，還有許多中國人被強加各種罪名發配到西伯利亞極寒地區的集中營進行勞動。並受盡虐待。其中的絕大多數被發配到北緯六十三度的北極圈的雅庫茨克。這裏夏季兩、三個月沒有黑夜，冬季兩三個月無白晝，氣溫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在饑寒交迫的環境下高強度工作，幸存者十之一二。絕大多數被虐待或饑寒勞累致死。
1938年，斯大林曾經在海參崴實行過大屠殺，“所有在遠東的中國人、朝鮮人、日本人，統統被殺害了”，而這一屠殺的目的是為了維護蘇聯對遠東的牢固統治。在一次與中國曆史考古研討會上，有位俄國學者如是說。
曾經在包括海參崴在內的外東北廣袤的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生息著的原來全是中國人而在19世紀，俄羅斯人比例逐漸增大。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海參崴等外東北地區正式劃歸俄羅斯時，中國人比例約占30%，1920年還生活著20%的中國人，1936年，生活在這一地區的中國人有30萬左右。但奇怪的是1938年後，外東北的中國人所剩無幾，海參崴更是無一個中國人。
那麽多中國人，又能去哪裏呢？難道還能憑空消失不成，是衣錦還鄉，榮歸故國了，還是集體染病或者遭遇某種自然災害，而導致整個種族都滅絕了。這些年關於海參崴的中國的去向都有很多猜測，而這段視頻中俄國學者的回答終於揭開了這個謎團，也讓那段塵封在曆史中的血腥曆史重新浮現在了眾人的眼中。
而這一切的背後都是沙皇俄羅斯和後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功勞”。這些殘忍的政權統治者出於永久侵占劫奪的中國領土的野心，決心把這塊土地上的中國人斬草除根，永絕後患。
自從俄羅斯人逐漸占領外東北的土地，中國人就隻有匍匐在地被壓迫被剝削的份了。但由於俄羅斯人生活的需要，一開始並沒有對中國人趕盡殺絕。但1900年夏天的黑龍江事件讓沙皇感到了這一地區中國人的潛在威脅，沙俄總參謀長命令濱阿穆爾省總督戈羅戴科夫“密切監視”邊境地區，並且采取“相應的措施”。
這樣的政策之下就有了後來的海蘭泡慘案，江東六十四屯慘案。
而斯大林政府的做法則更為殘忍，目的是將中國人斬草除根，1937年，斯大林政府開始實施對遠東中國人的種族大屠殺。
所謂的“遠東地區”，主要是沙俄侵占的中國領土，盡管沙俄在占領這些中國領土時已經對那裏的中國人進行了多次驅逐、屠殺，但畢竟沒能做到斬盡殺絕，在海參崴、雙城子、伯力、海蘭泡這些中國人的被占領土上，還生活著幾十萬中國原住民，他們才成了俄羅斯人心中的心腹大患。趁中國在與日本抗戰無暇外顧的時候，把這些中國人斬盡殺絕，以達到永久霸占這些搶來的中國領土的目的。
1900年前後，海參崴的最繁華街道幾乎全是中國人的商業天地。蔡氏商行、邰文忠劇院和紀鳳台商行將這片黃金地段打造成了所謂的“百萬莊”。這裏，街道上是琳琅滿目的商鋪，地下則藏匿著鴉片館、貨鋪、理發館等各種設施，生意興隆、熱鬧非凡。
然而，到了1937至1938年間，蘇聯政府在“肅清外國特務”的名義下，發動了多輪大規模抓捕，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被強行流放、槍決或遺棄，整個遠東地區的華人幾乎在一夜之間人間蒸發。曾經為這片土地貢獻巨大力量的華人，最終淪為了無家可歸的亡魂。
1936年4月17日，聯共布政治局通過決議，要求年底前徹底肅清海參崴“百萬莊”中的全部華人，且此命令不需經過地方政府，而是由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遠東邊疆區管理局直接執行。那時，這一街區的華人數量曾高達數千人，是遠東最大的華人聚集區之一。位於謝苗諾夫大街和朝鮮大街交口的這一地段，曾是市區最繁華的商業心髒地帶。
同年6月17日，政治局再次發出指令，要求行動必須避免外界誤解為“針對中國人”，但清洗的目標卻沒有絲毫改變。為了確保徹底打擊，1937年12月29日，蘇聯發起了第一次針對中國人的大規模抓捕，代號為“中國行動”，參與人數超過1100人。內務人民委員會指揮了大量車輛，清晨突襲了中國人的居住地，逐戶搜捕。
到1938年2月下旬，第二次大抓捕迅速展開，這一次內務部帶走了2005人，場麵如同臨戰，民眾四散奔逃，領事館前更是排起了上千人的避難隊伍。而到了3月下旬，第三輪抓捕人數更是達到了3082人，抓捕地點甚至擴展到街頭和公交車上，婦女兒童也未能幸免。
據中國駐海參崴領事館的電報記載：“這種蠻橫的行為堪比庚子年驅逐華人的曆史事件。”沒有法院、沒有律師、沒有審判，內務人民委員會便開始直接組織大批中國人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勞改營和行刑點。被捕的華人常常受到酷刑，夜以繼日的拷問，有的被迫跪在火爐旁接受刑訊，許多人在饑餓和嚴寒中死去，甚至被槍決。
在1938年4月到5月的審判中，僅一輪便判決了3123人槍決，而剩餘的人則被流放到北極圈的勞改營，在零下六十度的極寒天氣中，很多人因饑寒交迫而死。在一次流放中，270人中有269人死於凍餓，唯一的幸存者因為是廚師，才僥幸逃過一劫。
到1938年7月，蘇聯政府發布《遷徙遠東華僑的辦法》，安排8025人乘火車離開，結束了他們的最後一段旅程。到了1939年，濱海邊疆區的華人數量已降至僅351人。海參崴的中國人，徹底消失在這片曾經的故土。
這場清洗，除了“逮捕”，還伴隨了一係列的清除工作。1938年，蘇聯當局拍賣了所有華人的房產，並下令禁止華人入境、禁止新移民落戶，還強製撤除城市中的所有中文標識。這場針對華人的“抹除”行為，幾乎徹底摧毀了這片曾是中國人商業與文化重鎮的土地。
自1858年《璦琿條約》和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後，俄羅斯奪得了烏蘇裏江以東40多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海參崴也從一片荒蕪之地逐漸發展成了軍事要塞。沙俄政府為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開始大規模招募華工。到了1911年，海參崴的華人數量已達到11.1萬人，占據了當地人口的近半數。華人商人曾在1912年控製了1089家企業，是俄羅斯本地商戶的近十倍。
在商業、建築、運輸和小商品市場等多個領域，華人幾乎壟斷了所有重要行業，成為當地經濟的重要支柱。港口、火車站、州議會大樓、電報局乃至軍營等重要設施，幾乎都由華人承建。即便是濱海邊疆區理事會和電台大廈，亦是由華商劉寇默和桑新雲承建的。
然而，1929年中東路事件後，中蘇關係惡化，蘇聯政權開始對華人進行公開打壓。從封閉華商、禁止匯款，到強迫購買公債，逐步展開對華人的經濟壓迫。到1935年，政策轉向高壓，借口是“防日”，但實則意在“肅清”所有非俄裔強勢族群。華人商人和工人群體，成為蘇聯眼中的“潛在威脅”。
1936年，政治局下令“肅清百萬街”，並明確將目標鎖定在“華商”和“華工”身上，認為他們經濟上有實力，政治上難以控製，文化上具有凝聚力，是威脅民族統一的力量。1937年12月22日，內務人民委員會下達了絕密命令，所有中國人，不論國籍，隻要“涉嫌挑釁”，一律逮捕。盡管行動代號為“中國行動”，但其實針對的群體極為廣泛，手段也極其殘酷，目標明確，意圖徹底清除遠東的所有中國人。
這場清洗，不僅波及了“來賺錢”的商人，還影響到那些曾經效忠蘇聯的華人革命者。列寧學院、遠東大學、情報機關、華人部隊、共產黨團員等都沒有逃脫這一清洗。到1938年，僅列寧學院就有180名華人師生被捕，400名華人中，隻有89人得以保留自由。
1938年後，蘇聯遠東的華人已經幾乎消失殆盡。大規模的抓捕、流放、遣返，導致幾十萬華人失去了蹤跡。2009年，海參崴郊區的施工工人意外挖出了一處萬人坑，現場發現了大約480具屍骸，這些人都被雙膝跪地，後腦中槍，子彈型號為1930年代蘇軍標準配備。2010年，進一步發掘出帶有1937年9月18日的中文報紙、兒童珠串、皮包和瓷碟等遺物，這些物品明確顯示，這些死者是中國家庭成員。
在遙遠的西伯利亞勞改營，數以千計的中國人被強迫勞動。在極端寒冷的氣候下，長時間的高強度勞動使得死亡率高達九成以上。1940年代，一名山東老漢郭金玉因涉嫌“非法越境間諜”被判刑八年，他在勞改營中遭受了極度的折磨，失去了視力、聽力，語言不通，依舊被關押在惡劣環境中。
到了1939年，遠東濱海邊疆區的華僑數量僅剩351人，而在此之前，人數曾一度接近30萬，包括華工、商人、革命者、學生等各類人群。這場“清洗”並非因戰爭而起，而是蘇聯體製下主動執行的民族政策，是在“反特務”名義下實施的係統性種族迫害。
對於這場清洗，蘇聯沒有給受害者立碑，也沒有道歉或賠償。中國的回憶沉默無聲，極少數幸存者回到祖國，他們帶回的不僅是故事和檔案，還有一些親人的骨灰。
遺忘並不是曆史的終點。對真相的探尋，才是對那些遭受迫害者最深切的敬意。
注：大家現在應該明白，中共偽政權為何隻字不提俄匪對中國人的屠殺。
中共偽政權最近還無恥地派中國小學生參加俄匪的所謂“勝利日”大月餅，這是因為中共偽政權本是蘇聯一手炮製並扶植到中國的共產獨裁政權，連中共偽政權這個奸黨，也是俄共（布爾什維克）遠東局（海參崴）派遣特務維經斯基（中文化名： 吳廷康）一手創建。
“勿忘國恥” , 5月3日，一群中國一年級小學生，身著八路軍軍服參加了今年的海參崴（俄名“征服東方”）勝利紀念日兒童遊行
“勿忘國恥”
5月3日，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 一群中國一年級小學生，身著八路軍軍服參加了今年的海參崴(俄語名“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征服東方”, 也即“鎮東關”之意。) 勝利紀念日兒童遊行。
“勿忘國恥”
— 李老師不是你老師 (@whyyoutouzhele) May 3, 2026
5月3日，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
一群中國一年級小學生，身著八路軍軍服參加了今年的海參崴勝利紀念日兒童遊行。 pic.twitter.com/3nKwNlrOnY
- 1858年《璦琿條約》：沙俄強迫黑龍江將軍奕山簽訂此條約，規定烏蘇裏江以東地區（包括海參崴）由中俄“共同管理”。當時清政府並未正式批準這一條約。
- 1860年《中俄北京條約》：沙俄趁英法聯軍攻占北京之際進行“調停”並趁火打劫，強迫清政府承認《璦琿條約》，並將烏蘇裏江以東約40萬平方公裏的中國領土（含海參崴）正式割讓給沙俄。
- 改名與定居：割讓後，沙俄隨即將此地改名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為“征服東方”。 [1, 2, 3, 4, 5, 6]
遠東華人強製流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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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華人集體流配是指20世紀二三十年代華人在蘇聯遠東地區所經曆的強製人口遷移和政治迫害。[1]這些華人既包括在蘇聯的中國客工，也包括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出生的華裔蘇聯公民。[2]:?561?蘇聯政府視華人為邊境地區的“不可靠因素”。[3]:?399?盡管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在俄羅斯有超過20萬華工，到1926年蘇聯人口普查時，全蘇聯仍有10萬華人，其中7萬在遠東地區；20世紀40年代，遠東地區的華人則已經幾乎絕跡。[4]:?61?[5]:?73?
1926年到1937年間，至少有12,000名華人從遠東地區被驅逐到中國的新疆省，大約5,500名華人移居中亞，此外有3,932人被殺害，至少有1,000人被監禁在科米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勞改營；[6]:?53–55?即使在今天，科米的一些村莊仍被稱為“唐人街”，因為那裏曾經關押著被流配至此的華人囚犯。[2]:?191?與對其他少數民族的集體流配不同，針對遠東華人和高麗人的流配是由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本民族成員執行的。[7]:?5?在遠東當地的高麗人、華人和日本人被迫離開當地的同時，蘇聯發起了赫塔古羅娃運動，號召婦女前往遠東，以緩解遠東地區的性別失衡問題，從而提高移民的留存率；運動所帶來的移民在遠東的一些地方客觀上取代了當地被大量被逮捕與流配的亞裔人口。[8]:?407?
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協會整理有一份至少包括2000名旅蘇華人受害者的名單，然而其中的中文原名已難以從俄語記錄中一一辨識。[1]2017年4月30日，旨在紀念蘇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公民倡議“最後地址”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莫斯科辦事處設立一個銘牌，以紀念蘇聯大清洗中的華裔受害者Ван-Си-Сян。[9]
背景
蘇維埃政權接管遠東地區之後，從本質上仍然沿襲了沙俄對亞洲人的基本定位和限製政策。20世紀20～30年代，人口數量對比的變化和與日本的特殊關係使朝鮮人逐漸取代中國人成為“黃禍”的主力。隨著日本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威脅與日俱增，徹底解決“黃禍”問題上升為蘇聯當局的重要課題。[10]:?140?
華人刻板印象
根據1858年的《璦琿條約》和1860年的《北京條約》，俄羅斯帝國從中國手中獲得黑龍江以北和烏蘇裏江以東的土地，隨後俄羅斯對這些土地展開了殖民。[11]:?35?[12]:?35?然而，隨著俄羅斯1905年在日俄戰爭中戰敗，遠東地區成為日本覬覦之土地，因而殖民當地以鞏固領土成為俄羅斯的迫切需求。[11]:?37?由於俄羅斯的國內移民不足，再加上中國對東北與俄羅斯接壤的邊境同樣實行移民實邊政策，中國勞工大量湧入缺乏勞動力的俄羅斯遠東地區。[11]:?38?
然而，華人人口的增長與遠東地區的對華貿易繁榮，以及其可能對當地未來人口結構的影響，引起俄羅斯當局的警覺。[12]:?73?因此，當地政府開始采取措施限製華人的跨境活動。[11]:?43?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俄羅斯當局開始限製中國在該地區的經濟影響力，因為他們意識到，盡管俄羅斯征服了該地區，但當地原住民仍然認為華人是該地區的所有者。如1910年考察阿穆爾地區的沙俄外交官V·V·格雷夫所言：[7]:?17?[13]
| “ | 我把注意力稍微集中原住民與華人的貿易上，目的是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最後從道德的角度，清楚地說明原住民與華人的貿易所造成的危害。華人對原住民的剝削和奴役導致了他們的滅絕……最終，原住民對華人的經濟依賴增進了華人政治影響力。事實上，原住民與華人的貿易使華人成為統治者，同時損害了俄羅斯的政府，而俄羅斯當局的權威絕對是虛幻的。俄羅斯地方政府早就認識到，打擊中國在該地區的貿易和工業是十分必要的。 | ” |
隨著華人的湧入，華人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形成獨立於俄羅斯社會以外的社會，在其中規避俄羅斯當局管控，實行中國的習俗，同時也滋生了犯罪行為。[11]:?48?同俄國工人相比，華工工資低、易管理、勞動效率高，其不斷湧入俄國境內，較俄羅斯勞工更受到俄國工商業界的歡迎，卻也引起俄國政府和社會的擔憂。[14]:?53?[15]即便生長於俄羅斯領土上，華人和俄羅斯其它少數民族一樣，通常被認為忠於他們祖先來自的國家——中國，[7]:?1?其甚者直指華人為俄羅斯民族、國防、經濟等方麵的威脅，並提出“黃禍論”。[14]:?53?例如，探險家弗裏喬夫·南森在1914年曾寫道：[7]:?1?
| “ | 中國人和韓國人都是勤勞穩定的工人，而這裏的俄羅斯人卻並非總是如此。然後是已經提到的事實，即黃種人是聰明的工匠……中國商人到處都是俄羅斯或歐洲人的成功競爭對手，這是眾所周知的。而這些品質，正如俄羅斯作家博爾霍維季諾夫所說，比中國陸軍或海軍都更危險。 | ” |
曆史上的迫害
1900年，阿穆爾州的軍事總督尼古拉·戈羅戴科夫下令驅逐該地區的所有華人；他的軍隊在海蘭泡附近包圍了3,000多名華人，迫使他們進入黑龍江，其中隻有幾百人幸存。[12]:?37–38?1911年，沙俄以防治鼠疫之名再度封鎖邊境，大規模驅逐遠東華人，十日內至少6,000華人被逐至黑龍江省境內；吉林省歸僑指俄方大肆抓捕不知情的華人，數日內即已經有千餘僑胞被捕，由俄方載船遣返，聞訊華人四散逃回國內；[14]:?52?由於華人在當地經濟中的重要地位，當時驅逐華人、禁用華工的政策在俄國政商界均有不少反對。[14]:?55?到1913年，盡管伯力地方議會再將華工列為俄羅斯邊境的主要威脅，但由於華人在當地商業活動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當局拒絕對華人采取任何極端行動，而是希望吸引更多俄羅斯勞工前往遠東地區。[10]:?139?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盡管中國政府在戰爭之初對戰爭持中立立場，俄羅斯當局仍將華人視為德國的間諜，並因此驅逐數千名華人。[7]:?30?俄羅斯帝國的陸軍最高指揮部聲稱德國從滿洲招募中國間諜，這導致數千名中國商人被驅逐出所有軍事管控區，其中963人被驅逐出莫斯科，[12]:?79,?234?彼得格勒的華人也在1914年8月4日前被清除出境，[12]:?234?華人也在是年被禁止進入俄羅斯帝國境內。[7]:?30?然而，隨著戰爭導致俄羅斯勞動力嚴重短缺，早期阻止中國移民的嚐試被打斷，對中國移民的限製被解除，隨之而來的是華工的到來；[11]:?44?在此期間，有將近40萬中國工人從中國被招募到俄羅斯工作。[16]:?86?
隨後的俄羅斯內戰期間，這些華人在戰爭中受到多方的歧視和壓製。例如，大日本帝國支持的謝苗諾夫和卡爾梅科夫政權專門針對中國商人而不是高麗人商人進行搶劫。[17]:?22?根據中國外交文件，白軍處決了他們俘虜的華人，並在公共場合展示他們的屍體，以此作為恐嚇行為。中國男性經常被圍捕並被槍殺或刺刀處決。紅軍可以說更糟糕：無紀律的紅軍士兵洗劫和燒毀華人村鎮，強奸婦女，隨意殺害華人，囚禁和折磨軍齡男性，拘禁婦女兒童；許多紅軍下級軍官將任何不會說俄語的人視為潛在的間諜或外國特工。此外，在俄的盟軍還隨意搜查中國工人的財物，如果他們認為有什麽可疑之處，就會將華工視為共產黨員，不經審訊就將他們殺死。[18]:?112–113?在俄華工中，約有5萬人參加蘇聯紅軍，其餘大部分在中國政府、中國紅十字會和旅俄華工聯合會的幫助下返回中國。[16]:?86?
對華僑的保護
根據1858年的《璦琿條約》，割讓給俄國的前中國土地上居住的華人仍然是中國的臣民，他們擁有域外權利和豁免於俄國的統治。中國為保護這些權利而進行的外交幹預直到1900年義和團運動發生時仍然有效。[12]:?37?1912年中華民國的成立，推動了俄羅斯華人社會的發展；與前清政府相比，中華民國更加關心海外華人。新政府鼓勵其在俄羅斯的公民組成各種自治團體。[19]:?854?這些團體在俄羅斯當地注冊後，往往又在北京注冊，其年度報告發送給北京，其主要領導人選由北京任命。俄羅斯政府對這些團體與中國的密切關係知之甚少；由於俄羅斯在遠東地區的管控薄弱，華人社團解決了華人社區內的爭端。[19]
隨著俄羅斯內戰的爆發，美國和日本在1917年向海參崴派兵保護本國公民；同時，中國官員也紛紛向北京提出派兵護僑的請求，駐海參崴的中國領事陸是元即在其中。[20]:?61–62?1918年4月，中國政府派遣巡洋艦海容號前往海參崴護僑。隨後幾個月裏，中國政府租用幾艘客船來疏散該地區的公民。[20]自1918年以來，中國進一步在俄羅斯西伯利亞部署約4,000名中國士兵，以保護中國在當地的權益。[11][20]1919年，原駐防武漢長江水域的江亨號、利川號、利綏號、利捷號等四艘軍艦也開赴遠東，以維護中國在黑龍江的航行權利。1920年，永健號又被派往海參崴接替海容號，直至1921年初歸國。[20]
在整個蘇聯大清洗期間，中華民國的外交代表處與其他國家不同，並沒有被蘇聯政府關閉。截至1938年，中國在蘇聯有10個領事機構，其中5個在中亞，其餘分別在海參崴、伯力、海蘭泡、赤塔和新西伯利亞。中國外交代表機構的獨特存在，是因為在中日戰爭中蘇聯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但友好的態度並沒有延伸到蘇聯的華人居民身上。在蘇聯遠東地區的華工大多是低技術工人，很多華人從事非生產活動，且或牽涉違法行為，在蘇聯觀感不佳；此外，華人也因與日本傀儡國家滿洲國和日本有聯係，被視為安全威脅。內務人民委員部認為，華人社區對日本人的敵意是日本間諜挑釁煽動謀殺日本國民的結果，將會為日本提供對蘇聯宣戰的借口。[21]
蘇聯政策變化
俄羅斯內戰後，執政的共產黨推出新經濟政策，很快將中國移民吸引回缺乏勞動力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在此期間，大多數在俄羅斯的華人，就像他們在革命前的時代一樣，生活在俄羅斯遠東地區，尤其是海參崴。[16]:?86?據1926年人口普查，海參崴有43,513名華人，占遠東華人總人口的67%。[22]:?26?但這個數字可能低估了當地的華人人口，因為它沒有包括有關來自中國的季節性工人的信息。[6]:?41?當地華人中，98%沒有蘇聯國籍。[23]:?10?盡管蘇聯政府也將66,202人從歐洲遷移到該地區，不斷增加的華人數量仍對當地經濟產生巨大影響。[16]:?86?到1920年代後期，華人已經控製了遠東一半以上的商業場所和貿易份額，48.5%的雜貨零售商、22.1%的食品、飲料和煙草由華人銷售。[6]:?41?
1922年以來，蘇聯政府首先支持與鼓勵華人社團的發展，並在華人社群中推行掃盲教育；[4]:?61?但與此同時，反華情緒在蘇聯政府內部逐步興起。1926年，外交人民委員部決定不惜一切手段阻止華人和高麗人進入蘇聯領土，因為他們被認為對蘇聯構成威脅。高麗人開始從遠東轉移，同時采取措施將華人從邊境地區“擠出”。[18]:?116–117?1928年，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在海參崴的地區代表蓋茨曼撰文稱，中國的經濟實力將削弱蘇聯的政治權威，最終將使俄羅斯遠東僅成為名義上的領土。他進一步提議，每個被驅逐的華工都可以被一個高麗人所取代。[7]:?100?在沙俄時期參與驅逐華人的阿爾謝尼耶夫則向遠東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建議蘇聯與中國、蘇聯與朝鮮邊境地區的自由移民應該應該停止，該地區應該充滿來自西伯利亞和歐洲的移民。[4][18]:?117?
自1920年代後期以來，蘇聯加強對中蘇邊界的控製，采取了以下措施：1）更嚴格的入境安全檢查；2)對價值低於300盧布的出境包裹征收34%的稅率。當華人離開蘇聯時，他們需要額外支付14盧布的出境費，並接受裸體檢查。華人的匯款受到限製。額外的稅收，包括營業執照、業務、收入、利潤、私人債務、碼頭、學校等，被分配給華人。華人被迫加入當地的工會以被準許工作。[24]:?27–28?因此，1926年後，由於蘇聯對外國勞工的排斥，以及結束私營企業和消除該地區犯罪的政策，當地華人數目開始減少。[22]:?26?盡管華人人口減少，但蘇聯政府仍將包括華人、日本人和高麗人在內的亞裔人口視為對國家的主要威脅，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加深日本對蘇聯威脅的背景下。[10]:?143?
1920年代的排華浪潮
集體化運動
隨著1920年代末農業集體化運動在遠東開始展開，[25]種族關係顯著惡化，強烈的反華反韓情緒導致遠東地區華人和高麗人人口大量外流。[26]在遠東地區，7,978名華人占城市地區擁有房產的人的37%。在中國業主中，有2,372人雇傭至少一名工人。雖然他們大多隻做小企業，但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他們的財產都被蘇聯政府沒收了。[27]
在遠東的華人與高麗人不同，家眷仍在中國，且不願在蘇聯長期定居，但農業集體化卻強迫華人農民參與，因而引起了華人的不滿。[25]與此同時，政府內部越來越擔心無法控製當地華人；當局承認，他們對未經合法許可來到俄羅斯並以類似方式返回的臨時中國工人的信息知之甚少。他們還抱怨華人將他們在俄羅斯的利潤帶出國外。[27]作為回應，政府也拒絕給予華人土地，賤買華人收獲的莊稼，並且驅逐有不滿情緒的華人。[25]1933年4月23日，聯共（布）遠東邊疆區黨委發布《關於必須消除華人集體農莊“階級抵融和反蘇維埃政權成分”的決定》，將華人集體農莊卷入大清洗之中。例如阿穆爾州坦波夫卡區東方工人農莊的主席、主任以及一些組長即被指控從事走私活動。[25]在斯大林的統治下，走私是嚴重的政治犯罪，但這些罪行隻是逮捕的方便借口；許多被指控犯罪的人從未越過邊境，而驅逐出境成為控製邊境地區的有力法律工具。[28]:?131?
中東路事件
1929年5月，在蔣介石國民政府的支持下，滿洲軍閥張學良的軍隊突襲了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並在領事館扣留了蘇聯公民；作為報複，蘇聯逮捕了一批在蘇聯的中國公民。?1929年7月19日，蘇聯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所有外交官被召回或驅逐回國。蘇聯中止了鐵路通訊，並要求所有中國外交官離開蘇聯領土。[29]:?82?同時，蘇聯政府強製華人遷回中國；伊爾庫茨克、赤塔、烏蘭烏德等地的數千名華人因違反地方秩序、逃稅等原因被捕。當他們離開俄羅斯時，任何攜帶超過30盧布現金過境的華人都需要向當局支付剩餘部分。1,000盧布現金過境將使他們被捕，所有財物都被沒收。[24]:?30?
當時的《申報》《大公報》等報章持續報道了遠東華人被大規模拘留的事情。1929年7月21日，《申報》指乘坐火車前往海參崴的160餘名華商被充為苦力，[30]後又在1929年7月24日再指海參崴有大約一千名華人被蘇聯當局拘留，並被蘇聯當局指認為資產階級。[31]東北軍司令張學良也在9月12日電告全國，指“華僑被捕者，均送往前線服苦役，名曰華人工兵隊”。[32]8月12日，該報稱，海參崴仍有1,600-1,700名華人被關押在監獄中，每人每天都得到一塊黑麵包，並遭受各種酷刑。8月26日，該報繼續報道稱，被關押在伯力的華人每天隻吃一份麵包湯作為飯菜，其中很多人因無法忍受饑餓而被懸梁自盡。9月14日，該報稱，海參崴又有1,000名華人被捕，至此城內幾乎沒有華人。[24]:?31?9月15日，該報繼續稱，9月8日至9日期間在海參崴逮捕1,000多名華人，估計該市有7,000多名華人在監獄中。[24]:?31?[33]9月21日，該報稱，俄羅斯遠東地區政府誘捕華人，強迫他們修建黑河和伯力之間的鐵路，被強迫的華工每天隻能吃兩片黑麵包，若有工作上的任何拖延，他們都會被鞭打，使他們處於生死邊緣。[24]:?31?[34]
盡管在簽署《伯力會議議定書》後，蘇聯政府釋放大多數被捕的華人，但由於華人受到蘇聯政府的嚴刑拷打，被沒收的華人的財產沒有被歸還，另加工商困難，物價高昂，生活成本難以承受，被釋放的華人事後全部回國。[24]:?31?《海蘭泡政治迫害受害者紀念冊》則記載1930年、1932年和1933年共有約100名華人被處死，另外有許多人被判處2年到10年的集中營勞役和3年流放西伯利亞。[1]
1929年的中東路衝突是中蘇邊境人民生活的轉折點，它團結了蘇聯邊境的不同俄羅斯族群，使其一致反華，也促進了邊境地區的軍事化。[28]:?155?在當時，許多在俄羅斯的華人來自滿洲，[23]:?12?隨著日本在中國東北建立附庸國滿洲國後，日本可能會聲稱在俄羅斯遠東的華人是其附庸國的臣民。[23]:?12?因此，蘇聯政府也在隨後關閉邊境。[35]1935年7月17日，蘇聯政府進一步開始對未經許可前往邊境地區的人進行處罰。[36]:?105?
1936-1938年間的強製流配
儘管進入1930年代之後的人口構成發生了當局樂意看到的變化，但蘇聯並沒有停止徹底解決“黃禍”問題的步伐。對亞洲移民固有的定位和東北亞國際環境的變化，令蘇聯當局最終決定通過“強製移民”這種極端手段解決濱海地區的人口搆成問題[10]:?142?。蘇聯當局在1937～1938年是採取強製移民方式，一次性解決長期困擾沙俄及蘇聯的亞洲移民問題，到1939年時終結了濱海地區自19世紀中葉以來延續近80年之久的亞洲移民結構，也為往後幾十年的人口結搆定下基調。[10]:?143–144?
肅清華人街區
1936年4月17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決定清退海參崴的華人聚集地——百萬街；行動於1936年5月開始，濱海邊疆區內務委員會在百萬街內搜查並逮捕無證房客、罪犯和妓院老板，將所有其他中國居民趕出街區，沒收屬於中國公民的所有財產。[36]:?105?中國外交文件顯示，從1935年下半年到1937年初，蘇聯政府已先後驅逐幾批華人。[6]1936年5月和1936年6月，由於打擊犯罪和非法移民引起當地華人的恐慌，中國領事館兩次幹預蘇聯整頓百萬街的行動。[36]:?105?1936年的交涉後，考慮到蘇聯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簽訂《互助議定書》的對與中國外交關係的負麵影響，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下令當地政府避免針對中國人留下口實，並在年底前完成對百萬街的清退行動。[6]與此同時，海參崴市政當局也許諾為合法的中國居民提供替代住所。[36]:?105?然而，隨著中日戰爭在1937年升級，蘇聯再度恢複對亞裔人口的大規模逮捕與驅逐。[6]
強製流配華人
1937年12月22日
哈巴羅夫斯克NKVD致柳什科夫
所有中國人，不論其國籍，若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圖，應立即逮捕。
1937年8月21日，開始對俄羅斯遠東地區所有亞裔人口中最大的族群——高麗人進行強製流配。[6][38]10月23日，隨著內務人民委員部第693號令的公布，哈爾濱白俄被列為繼波蘭人、德國人和韓國人之後的清洗目標。[39]與此同時，蘇聯政府認為，日本關東軍訓練了大量講俄語的華人進入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因此，有必要排除該地區的華人以癱瘓該地區的日本情報活動。[16]:?86?11月10日，中華民國駐赤塔領事館通報，蘇聯每月向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遷移3萬歐洲移民，以加強該地區的國防和經濟建設，為歐洲人節省空間。為避免華人或高麗人與日本和滿洲國勾結，實施驅逐高麗人和華人的政策。但是，由於與日本的戰爭，該信息並未引起太多關注。[6]:?48?
1937年12月22日，尼古拉·葉若夫命令遠東內務人民委員部主席柳什科夫“所有中國人，不論國籍，凡有挑釁行為或恐怖意向者，立即逮捕，不得有誤”。[6]:?43–44?[37]然而，蘇聯對華人的指責往往並不成立：例如，曾有一個聾啞的華人礦工被蘇聯當局指控為間諜。[16]:?86?12月23日，葉若夫又下令“同時在邊疆區開展拆除所有華人和其他人的窩點。仔細搜查。窩主和被窩藏人員一律逮捕。對其進行偵查。被揭露犯有反蘇、間諜、走私罪和刑事罪的已獲蘇聯國籍的華人的案件，交由三人小組審理，並對一類和二類犯人實行懲治……禁止其在遠東邊疆區、赤塔州和伊爾庫茨克州居住。”[1][40]在當時，一類犯人即死刑犯，二類犯人被處以處以10年以上集中營勞役，“禁止居住”意味著強製遷移，上不了火車的會被槍斃，老弱病殘則有許多在幾個月的旅途中餓死凍死病死。[1]中華民國在伯力和海蘭泡的領事館分別報告200多名和100多名華人被捕。[6]:?43–44?
1938年1月31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鎮壓“民族路線”》的決議，並增加一條單獨的中國路線，將對華人的鎮壓拓展到全國；[21]1938年1月21日，數十名曾在中東鐵路工作的人被槍決於伯力。所有居住在海參崴或邊境60英裏（97公裏）以內的華人都被迫遷離。[41]:?47?1938年1月12日至13日期間，據報道有20多名華人在海蘭泡被捕。[6]2月22日，駐伯力總領事館表示：“內政管理局連夜派人分乘大汽車搜捕善良華僑又有百餘人之多，其勢洶洶如擒大盜，變本加厲，勢必至拿罄而後止，聞前次被捕之華僑即將發往邊遠苦寒各地，罰充苦工”。“搜捕僑民夜以繼日，並有工作時間將其逮捕者，蘇方咄咄逼人不留餘地，其蠻橫行為等於庚子年驅逐華人故事，淹斃黑龍江內，回憶慘史不寒而栗”。“本埠昨晚起又複大捕華僑，今晨尚在繼續進行中，僅當時不在家中者暫獲幸免，群來領館哭訴，懇請寄宿館中，藉資庇托，……蘇方對我僑胞一再濫捕，以致群情惶駭，不可言狀”。[6]:?44–45?經過多次大規模逮捕，海參崴隻剩下一千多名華人，蘇聯當局隨即暫停一個月的搜查和逮捕。在中國領事館庇護的華人全部離開領事館後，蘇聯當局重新開始搜捕華人；由於蘇聯在中國領事館周圍設置檢查站，使得華人無法返回領事館尋求幫助，這使得海參崴的華人幾乎全部被捕。[16]:?87?第二次和第三次大規模搜查行動分別逮捕2,005和3,082名華人。5月7日，中國駐海參崴領事館報告稱，共有七至八千名華人被拘留；當地監獄華人囚犯人滿為患，加之審訊期間的酷刑，被拘押的華人常有死亡。[6]:?44–45?到1938年6月，被逮捕的華人人數明顯減少。[21]大部分被驅逐的華人通過哈薩克抵達新疆。[10]:?143?
中方護僑行動
1938年1月10日，中華民國駐蘇聯大使館臨時代辦餘銘向蘇聯提出交涉，要求盡速釋放被捕華僑。次日，中方要求麵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遠東司司長，對方稱病拒見。1月13日，有華僑向中國駐海參崴、駐伯力等地的領事館報告，被捕華僑食不果腹，且有遭到刑訊致死者，但蘇聯地方內務部機關態度強硬，不允許中華民國領事機構探視、送食物。1月28日，中華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致電外交部，指出蘇聯大量抓捕華僑“謂其俱犯間諜罪，其孰能信”。[6]:?48?2月6日，《中央日報》刊載蘇俄虐待華僑之信息。[42]2月14日，中華民國駐海參崴總領事館電告外交部蘇聯大捕華僑、大量掠奪及充公蘇聯華人財產一事：“其剽掠無所不取，酷索錢財，藏匿者以刑相逼，拷斃無算，備極慘毒”。[6]2月19日，《中央日報》再發文聲討蘇聯虐待華僑。[43]2月17日，中華民國駐伯力總領事館介入事件，抗議對被逮捕之華僑刑訊逼供，要求蘇方放人，蘇方不予理會。[6]2月21日，香港《工商日報》亦轉發日本報紙消息，斥責蘇聯虐俄華僑可憤。[44]
06/10/1938
- 停止將華人從遠東地區驅逐出境，隻允許那些表示自願這樣做的華人重新安置到新疆。應徹底停止將華人安置在哈薩克斯坦的安排。
- 對自願前往新疆的華人，提供全程協助（出售房產、最快的文書工作、協助運送到火車站、特殊情況下、經濟援助等）。
- 想前往新疆的華人，需要自費前往。
- 居住在邊境禁區和設防區境內的中國國民和蘇聯公民，如無前往新疆的意願，應將其安置在該地區境內的禁區和地區之外。
- 所有因在遣送區生活失去家園但並不願意前往新疆的華人及其家人，以及已經前往新疆或已經在新疆的華人，但想留在遠東領土，將他們安置在遠東領土內，但在禁區和設防區之外。
- 被逮捕的華人，不包括那些被定罪和被指控從事間諜活動、破壞活動、恐怖活動的人，應該被釋放，連同他們的家人和資產一起被驅逐到新疆。
自1938年4月18日起，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盧幹滋就中國公民在遠東地區被拘留一事舉行為期四天的會談，得出以下七點共識：[6]
- 蘇聯願意支付中國僑民遷往蘇聯內陸和新疆的費用，但這應由蘇聯地方政府分階段進行；
- 蘇聯給予中國公民一定期限，從兩周到一個月不等，以處理個人事務；
- 蘇聯隻會把有能力和願意在蘇聯工作的華人安置到蘇聯內地，並會為其餘中國人經新疆回國提供便利；
- 蘇聯將協助華人處置他們的房地產，無論是出售還是托管。如果沒有可用的受托人，中國領事館可以擔任受托人，前提是沒有大量房地產在領事館托管。地方當局將派專人協助；
- 地方政府外事部門應當編製第三條規定的搬遷華人名單、一份說明搬遷時間的清單，這兩份文件應通過外交代表機構提交中國駐海參崴、伯力和海蘭泡總領館備案；
- 蘇聯允許華人的蘇聯妻子移居中國；
- 蘇聯原則上同意釋放被捕的華人，除非此人犯有重罪。
然而，蘇聯政府拒絕提供任何書麵保證，而中國出於希望在對日戰爭期間與蘇聯保持良好關係的背景下，也沒有堅持要求蘇聯提供書麵保證。[6]同時，蘇聯官員在沒有提供任何被逮捕的華人所犯罪行的證據的情況下，反複宣稱：[21]
| “ | 我們充分考慮到蘇聯與中國現有的友好關係，認為從中國人中堅決清除這些日本特工，不僅有利於蘇聯，也有利於中國，因為我們在保護中國以及其國家利益。 | ” |
1938年5月20日，蘇聯政府向中國大使館通報驅逐華人的新政策。在中國外交官與蘇聯政府就出售華人財產進行談判時，首批1379名華人便已經從海參崴出發前往哈薩克的阿亞戈茲，在那裏他們將被進一步轉移到新疆。盡管蘇聯的政策聲稱人口遷移需要基於華人自願，但該行動實則仍然是強製的。1938年6月3日，尼古拉·葉佐夫向柳什科夫發出命令。根據該項指示：[6][1]
- 既無蘇聯護照，又無中國護照，但聲稱自己是中國人的人，統統遣送新疆，到中國領事館領取中國護照；
- 中國人的蘇聯妻子隨同丈夫一道遣送新疆，她們必須聲明放棄蘇聯國籍；
- 持有蘇聯護照的中國男人的中國妻子，隨其丈夫一道遣送哈薩克斯坦；
- 中國人的妻子屬於特殊移民者，可不予遣送；
- 遣送新疆的指定車站是阿亞古茲車站，經瓦赫特檢查站哨卡放行；
- 開往哈薩克斯坦列車的指定車站由列登斯（當時內務部負責人之一）另行通知；
- 首批遣送費用從現有款項中借支，專款將於近日撥付。
1938年6月10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通過決議，以停止對遠東華人的集體流配。[45]翌日，尼古拉·葉佐夫將實施政策的細節發送給柳什科夫。從6月中旬到1938年底，驅逐繼續進行，因而到1939年，該地區的華人已所剩無幾。1938年11月，中國大使館向蘇聯政府提出釋放中國囚犯的請求，其中又有約1000人獲釋並遣返新疆。[6]
受害者統計
大清洗期間有很多華人被逮捕、殺害和驅逐出境，據計在遠東地區至少有30萬人被全部剝奪了財產、迫害流放，其中20萬人客死他鄉——他們被控罪名包括違反違禁品管理標準、非法穿越邊境及從事間諜等，甚至很多人僅是因為沒錢支付蘇聯居留許可費而被驅逐出境[46]，遠東地區華人社區經過運動後是被徹底掃蕩一空。負責遠東種族清洗後又叛逃日本的前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柳什科夫稱，[47]:?416?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期間一共有11,000名華人被捕，另有8,000名華人被驅逐出境；[41]:?47?柳什科夫估計，從1937年8月到1938年6月，整個遠東地區有20萬至25萬人受到鎮壓，至少占當地人口的8%，這一比例遠高於蘇聯全國平均。由於華人和高麗人是遠東地區生產力最高的耕種者，華人和高麗人族群的遷移也造成了不可彌補的農業損失。這些因素導致當地未能實現其五年計劃的目標。[41]:?51?而根據同時期蘇聯政府檔案，從1937年底到1938年初，有數千名華人被內務人民委員部逮捕，1938年5月至7月，蘇聯通過火車遣送11,200名華人，其中前往新疆7,900人，前往哈薩克1,400人，前往遠東各地1,900人。1937年6月至7月，共有4列火車載有7,310名華人移民及其家屬從海參崴埃格爾舍利德火車站出發，經哈薩克前往新疆。一列火車將那些獲得蘇聯公民身份或不想返回中國的華人運送到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境內遠離邊境的土地上。[48]:?18?另據各州實際抵新人數、國民政府外交檔案、釋放華人決議等證據推算，1926-1937年間，至少有12,000名華人從俄羅斯遠東地區被驅逐到中國新疆省。據1939年的人口普查等證據，大約5500名華人移居中亞。[6]
已知的蘇聯大清洗的華人受害者實則不僅限於遠東地區，遍布於蘇聯各地；他們中大部分都不是所謂的“階級異己分子”，而是不認識俄羅斯字母表的文盲以及非黨人士，卻因為種族原因遭受政治清洗。此外，許多旅居蘇聯的華人共產黨員也受到牽連。出身廣州的張文忠早在1926年便已經加入了聯共（布），並還擔任了列寧格勒州“紅色東方”集體農莊的主席，卻在1937年12月3日被內務人民委員部檢察院判處死刑。蘇聯中文報《工人之路》主編周達文也在1938年被捕並處死。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東方研究中心工作的所有華人學者也未能幸免於難，7名學者僅2人幸存。中共北滿黨支部書記馬英等在蘇留學生也被逮捕，甚至連李立三等旅蘇的中共領導人也未能幸免。從1932年初到1933年初逃入蘇聯的幾千名東北抗日遊擊隊指戰員，也被內務人民委員部以“越境分子”和“間諜”等名義逮捕。[1]根據蘇聯政治恐怖受難者數據庫記載，有3,932名華人在這一曆史時期被殺害，至少有1,000人被監禁在科米和阿爾漢格爾斯克的勞改營。[6]同時期蘇聯古拉格的檔案也顯示，截至1939年1月1日，有3,179名華人被關押在勞改營，其中1,794人是中國公民。1942年1月1日，被關押在勞改營的華人達到5,192人。[49]
遺跡與紀念
華人被強製流配後，海參崴的百萬街變成一個鬼城，餐館、鴉片館、妓院再無生意，商店的招牌被拆除，仿佛華人並未在此存在過。[50]此後的半個世紀以來，隻有白人才能居住在海參崴，直到1991年蘇聯解體後。[51]然而，華人的重新回歸則再度引發當地的排外情緒與種族關係緊張。[52]2009-2010年，疑似為大清洗中遇害華人的屍體在當地被重新發現[53][54]。當時在海參崴修建公路的過程中發現了斯大林時期的萬人坑[55]。俄羅斯媒體報道稱死者應是1937年“清洗土匪街區”時被殺的中國人[56]。在其中被獲準開挖的地塊發現了495個帶彈孔的頭骨[57]普遍認為還有更多的遇難者。這次被發現的遇難者多為25-35歲的男性[58]。
百萬街所在的街區近年被當地旅遊當局冠以海參崴的“阿爾巴特”之名，高檔餐廳和精品酒店林立，但並未提及老唐人街的曆史。[50]
俄羅斯人權組織紀念協會整理有一份至少包括2000名旅蘇華人受害者的名單，其中詳細記錄了其個人信息，然而其中的中文原名已難以從俄語記錄中一一辨識。[1]2017年4月30日，旨在紀念蘇聯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公民倡議“最後地址”在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莫斯科辦事處設立一個銘牌，以紀念蘇聯大清洗中的華裔受害者Ван-Си-Сян。[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