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南京大屠殺研究宣傳長期停滯 （ZT）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由於戰後日本政府在美國的操縱下，與所謂的台灣當局非法簽訂“和平條約”，執行對新中國敵視政策。進入50年代後，南京大屠殺進入了曆史教科書。如1950年出版的黨史教材《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初稿）》、1957年出版的“人教版”中學教材《中國曆史》第4冊中，都有關於大屠殺的內容。此後各高校編寫的《中國現代史》教材中，也有南京大屠殺的篇幅。
但由於新中國百廢待新，不久又爆發了朝鮮戰爭；故未重啟南京大屠殺的調查和求證。基本延用了國民政府時期的調查結論。
但進入60年代，在冷戰，中蘇“交惡”和“文革”前後局勢下，關於“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宣傳完全被政治左右。在“反對美國扶植和武裝日本”等口號聲中，“南京大屠殺”竟常常與“美帝國主義”結合在一起，竟出現“南京大屠殺是美蔣抹黑日軍軍紀差”。最典型的案例，莫過於將曾救助難民的歐美友人，卻被指責為“美國鬼子點名，日本鬼子執行”，如金陵大學教授貝德士，被誣蔑為“參與了當時南京的大屠殺。他一麵在金大向同學們傳布親日思想，一麵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義下，把大批的中國難民移交給日寇，讓日寇集體屠殺了”（《金陵大學對美帝的控訴》，《人民日報》1951年1月31日）；而事實上貝德士先生在南京大屠殺期間，參與了南京國際安全區保護中國難民的行動。並是南京國際安全區委員會的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後擔任南京國際救濟委員會成員與主席；在南京保護無數國人。1946年，他站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作證指出日軍在南京城犯下的累累罪行。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關於南京大屠殺審判最重要的證人之一。他於1938年撰寫出版的《南京地區戰爭災禍》，也成為南京大屠殺最重要的證據之一。
進入70年代初，中國出於對日對美建交抗蘇的政治考量。放棄了對日索賠，並刻意淡化南京大屠殺等日軍侵華暴行的宣傳。這使得大屠殺的研究，調查一度陷入停滯。如梅汝璈撰寫的《關於穀壽夫、鬆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殺事件》一文，曾被指責為煽動“民族仇恨”、“鼓吹戰爭報複”。
再加上曆次運動的衝擊，大量南京大屠殺的遇難者及南京保衛戰烈士遺址，墓地遭到徹底破壞；大屠殺幸存者及南京保衛戰老兵受到迫害。這給南京大屠殺研究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可以說，南京大屠殺在國內很長時間是段被遺忘或刻意抹去的曆史！
就這種嚴峻的情況下，1962年南京大學曆史係日本史小組的4名教師，組織7名學生，由高興祖先生的帶領下，對南京大屠殺事件“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收集了許多難得的照片和資料”，編著了《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的大屠殺》。正是這次調查，使得南京大屠殺大量珍貴史料和證據得以幸存。該書的內容，先後在1963年和1978年南京大學校慶科學報告會上報告，於1979年3月僅作為內部刊物印刷交流。此時已距離南京大屠殺過去整整42年。
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學會副會長、南京師範大學曆史係教授經盛鴻，在1970年代末進入南京大學曆史係讀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生，是“文革”後最早的一批研究生。據他回憶：“可以說我一直在南京求學，但我們的老師從來不講南京大屠殺，教科書也不提，任何中國近現代史的書籍都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