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該書是一本以美國普羅大眾為對象的曆史敘事著作, 而非一部學術專著，寫書的目的是以盡可能多地喚起世界對這一事件的關注。張沒有標榜這是一部曆史專著，我想她也無意為死難數字作最終結論。 死難者數字到底是多少， 這是一個學術問題，恐怕誰也不能貿然地說自己的答案最準確。 讚成持開放的態度，歡迎各方根據收集到的證據辯論。 辯論越熱烈，越有助於接近真相。
其二， 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 相對於國內的大屠殺研究 ，張純如有獨到和先進之處。國內的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80年代後才開始，受政治因素影響有其局限性，且長期在抽象層麵進行。 張的書，是建立大量曆史資料上，總體上還是嚴謹的。 在國內張似乎也是第一個帶著錄像機對幸存者進行采訪的，最後把采訪的幸存者口述全部完整地記錄在書中。《三聯生活周刊》曾經有篇文章，曾經提到張純如研究在當時的先進性。
其三，張的書帶動了很多人對投入對南京大屠殺研究。 她在南京對幸存者進行采訪的翻譯楊夏鳴，是南京大學老師。楊夏鳴就是在見到張純如之後，改行做起了南京大屠殺研究，“她給我影響太深了，因為她做了一件讓曆史學家汗顏的工作”。也有文章提到一些外國學生是看了張的書，才知道南京大屠殺，進而產生興趣，投入對它的研究
最後， 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是一個巨大的係統工程，需要大量的資源， 需要多代人的努力。而做一個係統工程，並不是幾個工程師埋頭苦幹，它需要各種資源資金，人力，資料，需要被關注和需要有人推動。在張純如寫書之時， 她自己承擔了項目經理兼具體的執行人的職責，從最初立項，規劃到最後的成書，完成一個了不起的工程。書成之後產生的熱度，她對此書的推介，肯定是有助於關注甚至投身於對南京大屠殺的研究，從而人們的認知更接近於真相。
另外，章開沅先生本人，也是認可張純如的成就的。曾有文章說張出版此書前，曾請章開沅審閱，不知真假 。 而”三聯生活周刊“一文提到， ‘章開沅覺得，中國學者做得很不夠，他的一個老朋友就常常和他開玩笑，讓他學習張純如，說他和唐德剛、吳天威，“三個研究南京大屠殺的老教授，還不如那個小姑娘”。章開沅覺得，在西方世界用英語寫作的張純如，把這個事情鬧得沸沸揚揚，“她的功勞是無可替代的”’。 這既是一個曆史界老前輩的鼓勵，也是經驗之談吧。
我以為， 把”南京大屠殺”一書，看成一部拋磚引玉之作；把它的出版看作研究”南京大屠殺”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而非結局，比較合適。對它的研究， 就像一個開放性的項目，可能永遠沒有最準確的答案，但肯定是越多的人研究越多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