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蘇聯“劇變”30周年。30年前，這個具有93年曆史、有1900萬(占居民總數近1/10)黨員、執政74年的共產黨超級大國壽終正寢了。
總結曆史，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背叛”，就能掀起這場群眾性的“憤怒聲討”運動嗎，就能夠葬送掉“人類曆史的新紀元”嗎?就能夠埋葬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嗎?如果是這樣，這個黨豈不是太弱不禁風了? 但是曆史不存在假如，它在巨大隨機性的背後可能隱藏的是一個巨大的確定性，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現在俄羅斯的二號人物的總結吧。
梅德韋傑夫：“我不認為我們有別的什麽道路可走”
提到這次“劇變”，我們雖然已經有關於蘇聯解體的不同解說，但是“領導人因素說”一直是最有影響的“主流”說法。我國許多論著習慣上總是說“蘇聯解體之痛、東歐劇變之苦”，這個“曆史悲劇”都是“叛徒戈爾巴喬夫”惹的禍。“萬方有罪，罪在朕躬”這句中國古代統治者裝樣子的“罪己詔”中常見的自責之語，常常被我們用在關於蘇聯解體的“罪他詔”上：千怪萬怪，都怪蘇聯前領導“挑選接班人”不慎，把個“叛徒”扶上了寶座，於是蘇聯解體據說就“都是戈爾巴喬夫的‘公開性’和‘民主化’惹的禍”。於是有些人就從反麵接受教訓，一切行動都是要與“民主化”反著來，逆“公開性”而動，以為這樣就可以消除對現存體製的“不利因素”，就可以保證“鐵打的江山萬年長”了。
然而很少有人問，為什麽蘇聯的這個體製這樣脆弱，它自我標榜的“政治正確性”與“合法性”為什麽就這麽經不起大眾信息自由和“廣場測試”(夏蘭斯基：《“論民主：自由戰勝暴政與恐怖的威力》2004年紐約公共事務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的考驗?今天的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曾提到俄羅斯有人也持類似觀點，那些人說：“太遺憾了，我們當初沒有按中國模式發展，那樣就能保持政治體製的穩定”，而梅德韋傑夫斷然否認了這種說法：“我並不認為，我們當時有別的可以選擇的發展方式，所以我不認為，我們有別的什麽道路可走”(“麥德維傑夫與國際政治學家的對話”，見中央編譯局主辦：《國外理論動態》2010年第11期，105頁)。
顯然，梅德韋傑夫認為蘇聯體製的垮台有其內在邏輯，並不能歸罪於哪個個人。其實即便是鐵杆的強硬派，當時也承認這個體製失去了民心。1990年，當時已經97歲的斯大林時代的意識形態元老卡岡諾維奇說“公開性變成了單行道”，“隻朝一邊走”，公開性成了聲討控訴蘇共罪行的“歇斯底裏”狂潮。但他卻沒說這“雙行道”該怎麽走法?在“控訴”斯大林的同時也把他的“敵人”一塊兒罵?他應該記得，就連他自己也曾險些成為“敵人”，即便是他和日丹諾夫這樣的鐵杆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時候，都可以隨便地“被流放”和“被嚇死”(1948年日丹諾夫的兒子小日丹諾夫因為反對科學權威李森科，被斯大林怒斥，日丹諾夫受到刺激死於心髒病突發，實際是被嚇死的)。這些人尚且如此，更何況一般老百姓?出現這種一邊倒的“單行道”局麵，原因何在?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背叛”，就能掀起這場群眾性的“憤怒聲討”運動嗎，就能夠葬送掉“人類曆史的新紀元”嗎?就能夠埋葬掉近2000萬黨員的大黨嗎?如果是這樣，這個黨豈不是太弱不禁風了?
“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俄國曆史上最可悲的記憶
前些年我們有些人到俄羅斯去拍了一部大罵戈爾巴喬夫這個“叛徒”造成蘇聯劇變的電視片，他們見到老人和左派人士就問，“你給斯大林打多少分，給戈爾巴喬夫打多少分?葉利欽打多少分?”據說結果令他們很滿意。但連陪同的翻譯都認為，在一個多元的社會裏，做這種有選擇性的調查是不負責任的、不具有客觀性的。即便如此，他們在與一些親俄共的學者座談的時候，以為這些左派會說出他們想要的答案，結果沒想到，卻得到了這樣一種答複：“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不值得的”!
的確，即使在今天的俄羅斯懷念蘇聯、不滿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的左派群體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蘇聯的垮台僅僅因為出了“叛徒”這種說法。前俄共中央委員斯拉溫就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把這種說法斥之為“唯心主義的個人決定論”。他在交談時指出：那麽多的社會主義國家都因為出了一兩個“壞人”就崩潰、就變成資本主義了?而眾多資本主義國家怎麽就沒有一個因為出了幾名“好人”就垮台、就變成社會主義呢?所以他認為批判葉利欽是可以的，但對舊體製的反思更重要。實際上，對於前蘇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的反思如今即便在左派中也是流行的，因為它已成為“俄國曆史上最可悲的記憶”。
當然不是所有的左派都如此，比如久加諾夫就說，“在最近一百年的現代化經驗中，蘇聯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是最成功的榜樣”。不過有意思的是，今天俄羅斯這樣的“原教旨社會主義者”大都痛恨普京，而普京卻是我們這些采訪者心中的偶像。而這位好人普京一方麵被另一位好人久加諾夫恨之入骨，另一方麵他卻是大壞蛋葉利欽親自挑選的接班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最偉大的好人斯大林在殺光了一切疑似的壞人之後，千挑萬選留下的接班人赫魯曉夫，按我們那些采訪者的說法卻又是一個大壞蛋。嗚呼!
一位俄羅斯學者總結說，世界曆史上有兩種截然相反的現代化模式，一種是“以人為主體的現代化”，另一種是“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在後一種現代化中，國家可以有高速增長的GDP，可以有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可以有世界上最高的大樓，可以有超過美國的核彈頭總當量、可以有很多的鋼產量，隻要是國家認定需要的東西、事關臉麵上的排場，全國自上而下地齊動員，一準能獲得期望的效果。然而所有這些不過是冷戰思維下的“冒虛火”，不要說在軍備競爭中沒有獲勝，這些所謂的傲人成就又有多少是從人著眼?即便是在蘇聯最輝煌的上世紀70年代末，蘇聯工人的工資水平僅為美國工人的31%，居民消費水平隻相當於美國的33%。在蘇聯“建立國家”和“攫取財富”是同義詞，這種統治方式也叫做“從人民中獲取滿足國家行為的手段”，“社會主義不是被看作目的，而是被看作一種動員型的意識形態”。
因為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發展模式，並不是讓國民生活得更美好、更自由，而是為了爭奪世界霸權，往好裏說是對“大國特殊責任論”的擔當、是為了國家的安全戰略，往壞裏說是一種不自信的偽民族主義，是一種帝國模式的偽現代化，是一種沒有“人”隻有“國”的主觀意誌。這種以人為代價的現代化是蘇聯模式最大的失敗。人民成為被政府綁架的人質，成為國家強大的犧牲品。瓦西裏耶夫說：“俄國的悲劇就在於，它在皮鞭的驅使下在偽現代化的道路上比其他國家走得更遠，在偽現代化的方麵取得的公認的數字成果後，在‘人’的現代化方麵勉強達到非洲的水平”。這種以犧牲個體的充滿血腥成長過程，“再現了等級製、人身依附等中世紀原則”，“這個事實成了俄國文明發展中最陰暗可怕的現象”。在和資本主義拚實力的過程中，是以蘇聯人的性命和不自由作為交換的，它一方麵試圖在經濟上趕超西方，另一方麵卻在違反現代文明的基礎上發展自己，而且他也並沒有使蘇聯變成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
無疑，俄國學者們的這些反思不會出現在采訪者所拍的政論片中。但俄國學者的這些“痛定思痛”的思考當真是可以忽略掉的嗎?雖然俄共對采訪者的親蘇共情結感到很親切，但是他們自己也承認，不管給曆史人物打多少分，從目前的選情看，他們距離政權是越來越遠了。恐怕這才是真正的打分吧。2010年5月初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接受《消息報》的采訪時說，“坦率地說，蘇聯政權……隻能被稱為極權政權，在這個政權統治下，基本的權利和自由受到壓製”。所以他非常強調要搞“人的現代化”，過去那種不顧人民死活的現代化、“給國家爭麵子的現代化”、“領導人對軍事威力的崇拜的現代化”以及為了“炫耀帝國光榮的現代化”，所有要讓民眾成為所謂的“國家成功”的受害者的發展模式，都被實踐證明是背離了人類文明的。
壓製毀掉了真正的“理想主義”
俄國學者們強調，在這種與朝鮮“先軍政治”類似的“國防意識高於一切”的概念下，國家強大是以個體作為整體的殉道者為前提的，在鉗製和馴服的狀態下“造成了人民政權的錯覺”。因為這一模式是建立在強製基礎上的，它的高度集權的“強迫”動員性社會是以壓製性的恐懼政策和輿論統治作後盾的，它具體表現在社會單位化、單位國家化、國家政治化，社會隻不過是蘇共政權附屬物，是沒有任何主觀能動性的被動的客體。戈爾巴喬夫把這種“國家控製、國家所有、國家幹預達到無所不及的地步，幾乎每一步都需要國家官員批準”的整齊劃一的“官方國民性”稱作典型的“蘇聯生活方式”。在這個國度裏，所有的個體沒有選擇的餘地，在蘇聯1940年出版的《簡明哲學詞典》中甚至對“個人”的詞條下的解釋是：“馬克思主義的基礎是群眾，群眾的解放是個人解放的基本條件”。個體的“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現行製度的框架裏，人們不能決定任何事情，一切需由當局代他們決定”(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132頁)。
這種社會模式必然會造成了四個後果：
第一，它與理想背離，但又需要借助理想的號召力進行社會動員和欺騙，必然會導致理想模式的“空心化”，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一種特殊的宗教”，這就造成了它的虛偽性。十月革命後，蘇俄政權很快就發生了“理想主義蛻變”，與它所許諾的目標模式毫無共同之處，正如聖西門批評雅各賓專政時所說的，在爭取自由平等的偉大目標下，產生了一種新的奴役形式，一個新的“黑白顛倒世界”。雖然1936年蘇聯憲法宣布：“人剝削人的現象已經被鏟除”(《斯大林文選》人民出版社1962年，84頁)，階級結構已經根本改觀，作為蘇聯社會結構的核心的“兩階一層”都是“人民的範疇”，但實際上來自國家的剝削超過了1861年以前的農奴製時期，全體蘇聯人都處在變相的“普遍農奴製”狀態。
1938年蘇聯實行“勞動登記冊”製度，複活了沙皇時代就已經廢除的農奴製特征“連環保”，所以蘇聯坊間裏把聯共(布)稱為“第二次農奴製”，(聯共(布)的俄語縮寫“ВКП”與“第二次農奴製”的俄文縮寫“ВКП”恰好是相同的)。自從斯大林提出“靠內部積累發展國家的工業”以後，整個蘇聯時期的積累率都保持在26%-40%的高水平，靠從民間汲取發展國家是當時的發展戰略。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蘇聯居民的總納稅額增加了2.3倍，1929年沒有加入集體農莊的所謂富農納稅額是集體農莊莊員的17倍，而從1929-1938年的10年間物價上漲了近6倍，遠遠大於沙俄時代。蘇聯為了負擔歐洲規模最大、開支最多的常備軍，就需要不斷地消耗國家的財力，從農民身上抽取資金，甚至犧牲農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集體化的1930年代初在哈薩克斯坦，農村人口縮減了30.9%，在伏爾加河流域人口減少了23%，在烏克蘭自然減員20.5%，在北高加索減少了20.4%，而1933年運往國外1800萬公擔穀物，如果停止糧食出口就可以避免這場慘絕人寰的災難，就可以有700萬人的性命存活下來，但是斯大林拒絕這樣做。他認為，政權與民眾的關係不是“政權依靠人民，而是人民依附政權”。為了國家的強大，必須要以一代人作為代價。
這一模式是以強製作為後盾的，它用恐懼社會的壓製性和輿論統治來震懾社會、規範人們的行為、控製人們的思想。正如帕斯捷爾納柯在《日瓦戈醫生》中所說的，這種體製“教育人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斷”，隻要求服從。用托洛茨基的話說，“我們雖然說的是不勞動者不得食，而主要體現的是不服從者不得食，在政府是唯一的雇主的國家裏，反叛就等於餓死”。官僚集團的上層排除了在協商基礎上解決社會矛盾，當時蘇聯提出的口號是“既然進行階級鬥爭，那就需要恐怖，既然階級鬥爭會加劇，恐怖自然也會加劇，一天不搞恐怖危險，兩天不搞恐怖黨就會滅亡”(拉津斯基：《斯大林秘聞》257頁)。於是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每次選舉100%的人都無條件地擁護共產黨的領導，但是階級敵人的隊伍卻在不斷擴大，據蘇聯內務部統計，從1921-1954年僅記錄在案的被判處“反革命”罪的罪犯就達約380萬人(塔斯社1992年1月23日電)。
“麵具人”難以充當體製的基礎
第二，強製措施的時效性。誰都知道，強製社會“隻要壓力減輕便會很快喪失了自身的潛力”，政權隻有不斷加大對民眾的控製才能保持住，即便在統治者能夠提供足夠的資源保持對民眾的控製力度時，嚴控的效應也會遞減，收效也難以長久，因為人們對恐懼感的麻木程度也會增加，通過輿論控製和個人崇拜隻能在某一個階段湊效，而且不可以重複使用。它隻能被迫投入越來越多的精力、越來越大的成本用來控製自己的人民，隻要這種控製稍一放鬆，就如麥德維傑夫所說的，它“釋放出來的自由的火花就像叢林大火一樣迅速燎原，從而將一個帝國的大廈燒毀”。比如後斯大林時代，盡管勃列日涅夫“重新斯大林化”，也在大搞個人崇拜和嚴刑峻法，他所推行的書報檢查製度和壓製思想的程度和力度並不比任何一個時代減少(1969年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提出“思想顛覆”社會主義製度的概念，組建了專項負責知識分子“思想動態”的克格勃第五局，它的任務是“糾正一切意識形態的偏離傾向”)，但是人們的“免疫”程度卻大大提高了，人們已經厭倦了意識形態的陳詞濫調，博弈能力也大大提高。而金字塔頂端的腐敗與偽裝，使政府和政治家沒有了早期領導人的道義感召力，他們的“剛性”因為官僚主義的實用哲學和“去意識形態化”物質追求和權力追求而顯得“底氣不足”了。
由於恐怖效應，這種體製必然會造就大量的“麵具人”和“兩麵派”，在這種社會內的人可以分為四種：認同當權者的既得利益(忠實信仰者雖然也有，但人數很少)者;公開表明觀點的持不同政見者;不讚成當權者做法，但是處於恐懼中不敢公開發表真實想法的“麵具人”;逃避國家的控製、反政治迫害的“地下人”。其實，在這種體製能夠正常運轉的情況下，第一種人和第三種人、第二種和第四種人是無法區分的。人們看得見的隻有兩種人，即鐵杆信仰者和持不同政見者兩頭都很少，中間大多數是那些可以隨時改變信仰的被迫者或趨炎附勢者以及蟄伏於地下的“民間力量”，他們都在根據政治天平擺動伺機而動，大量的口是心非者和“麵具人”是這個社會的一大特點。
比如在1985年時對蘇聯人進行民意調查，99%的人都會表示擁護蘇共的領導，1988年12月蘇聯新選舉法通過後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差額選舉，1989年4月選舉結果，蘇共的擁護率馬上就減少了1/3，葉利欽、薩哈羅夫、波波夫、索布恰克這些民主派紛紛當選，之所以還有不少共產黨員當選，是因為他們“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尼·雷日科夫：《背叛的曆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250頁)。到1990年蘇共支持率更進一步降到不足1/2。是不是這些人僅僅過了幾年想法就改變了呢?當然不是，唯一改變的是，龐大的兩麵派陣營不再害怕表達他們真實的信念。“雖然不可能知道一個社會內部到底有多少兩麵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在管製性的社會裏人們不能自由地表達思想，把越來越多的忠實信仰者推向兩麵派陣營，而他們一旦不再恐懼地與政權疏遠，這批人就再不可能回到原來的陣營中了”，“麵具人”的“生存智慧”是可以根據政治力量的平衡轉化成“反體製”的“鬥爭智慧”的，原本就熱鬧非凡的“地下活動”也會隨之浮出水麵而公開化。1988年末，“多黨製”還是個具有負麵意義的詞匯，到1989年6月第一次人民代表大會閉幕時，在近700個接受調查的與會者中，約有42%的人稱他們反對“一黨專政”((美)邁克爾·麥克福爾：《俄羅斯未竟的革命——從戈爾巴喬夫到普京的政治變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9年，70頁)。
缺乏公開性損害了政權自身
第三，這種體製形成的“社會國家化”的同構性結構組織的致命弱點，是它的脆弱性。1922-1928年，內務人民委員會禁止了120多個全國性社會組織的活動。斯大林說，“保證黨的領導”是這些非黨社團“全部工作中最主要的和最最重要的一點”。在這種體製下的群眾組織隻不過是官僚機器上的衍生品。人所周知，鐵幕國家沒有社會，人們隻知道政府，而不知道政府之外還有其他的社會組織。托洛茨基就說過，國家可以“強製性的幹預公民生活的一切方麵”。從1929年以後，蘇聯工會唯一的任務是動員勞動者完成國家計劃。在上世紀20年代以後，蘇聯可以說沒有一家真正的社會組織，所有的個人都是被國家“綁架”的人質，社會的主動性被斬斷，“對業餘空間的侵犯、對日常生活實行無孔不入的政治化”是一種常態。1930年代的所謂社會組織是200萬黨員、400萬共青團員、1200萬國防建設促進會會員、1700工會會員和300萬工農通信員，所有這些社會組織都必須嚴格地服從國家政權的命令，不能展現自我發展機製的社會功能。社會束縛於政權之下就等於斬斷了社會的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窒息了社會自身的創造性因素，這種同構性的社會結構既穩定也脆弱，就像沒有牢固地基的整體框架的建築物，因為承重結構單一不分散，立在那裏的時候光鮮高大，稍遇地震就會“呼啦啦的大廈傾”整體垮塌。蘇共對社會的改造是以控製為主，黨控製了所有的社會資源，使單位的觸角滲透在社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組織無所不能地侵吞著個人的私人空間，毀掉了一個正常社會應有的民間生長的土壤和運行機製，卡死了民間的活力，把所有的社會組織都視為反動組織而取締，剪除了傳統村社的自治功能，使社會自救模式成為不可能、自愈能力和修複功能統統喪失。因為在管製型社會中，整個社會肌體處在被動狀態，並造成官民對立的體製內的“弱政治參與”和體製外的“泛政治化”取向的逆反狀態。
2010年10月，我們在與俄羅斯《祖國曆史》的主編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談中，他說俄國的學者也在反複討論，國家的公權與個人信息自由之間的界線在哪裏?統治者總是以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範圍內，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範和治理。殊不知這樣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說，就從統治者的立場看，首先是阻礙了領導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們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比如說各個地區反映上去的信息都是有利於自己“政績”的。其次，在高度控製的社會中，信息的鏈條中間環節過多會降低決策的靈活性，也會影響到領導者的判斷力。比如，斯大林就因為信息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斷，他大量工作“無效化”，使這個體係陷入癱瘓，靠慣性運作。在勃列日別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著名人物的有幾套班子，致使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多達105卷，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這幾套係統內部的意見常常不統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盤算而算計著讓別人承擔責任，於是就注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動局麵。勃列日涅夫有一個圍繞他的20多人的秘書組和寫作班子，而在他兩次中風以後，基本上處在不“親政”的狀態，這個寫作集體最大的工作就是對勃列日涅夫進行“讀心術”，靠揣測勃列日涅夫的意圖進行“領導講話”的編寫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務就是不出錯地朗讀好這些稿件。而寫作團隊本身又分為好幾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現得“蕩秋千”似的兩邊晃悠，而且因為寫作班子是個集體行為，最後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鋒芒的地方都磨掉後的妥協產物，導致空話、廢話、套話、假話連篇。
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僅僅發展經濟是不夠的，人們常說，蘇聯劇變是因為經濟沒搞好，它傾盡全國之力去和美國搞軍備競賽，過高的積累率導致人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滿導致了劇變。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對。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已經邁過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工業開始反哺農業，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但是當局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在的意義，它們對幸福的理解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身體主觀需求的滿足。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當然的認為，民眾的生活水平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體製”衝動，“被禁錮的頭腦”是可以用物質手段收買的，國家既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務，人們就會滿足於過自己的小康日子，拿個人自由與安全作交換，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蘇聯到1970年代有免費教育、收費極低的兒童保育、廉價的住房、便宜的休假製度、穩定的養老退休製度、免費醫療;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居民的工資收入增長了1倍，遠高於物價上漲水平，蘇聯每10戶人家擁有9台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決長期住房，租房的費用隻占月平均工資的2%-3%，(目前中國工薪階層房租占到了工資收入的1/3);文化事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蘇聯人均的影劇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從統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沒有自由會比有自由沒有平等更能創造穩定的社會。人們在談論持不同政見時說，“他們缺什麽?高工資!公寓!他們本來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但是為什麽他們會成為“持不同政見運動的先鋒呢?”這個道理就像幾百年前但丁所說的：我個人有足夠的麵包吃，我並不是為麵包而呐喊。120名流放西伯利亞的十二月黨人都是衣食無憂的貴族，沙皇就一直想不明白他們為什麽要造反。所有的統治者一直沒有明白一個道理：隻有執政者適應曆史的麵貌，而不可能使曆史的麵貌符合執政者的觀念。
關鍵的問題就在於，上述這些人並不是為物質利益而呐喊，並不是為個人呐喊。對一般人來說，很容易把“民主與福利混同起來”，但是對知識分子而言，就個人而言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薩哈羅夫、索爾仁尼琴、麥德維傑夫在沒有成為持不同政見者之前的個人工資遠遠高於蘇聯的人均平均工資。麥德維傑夫說，“蘇聯時期的很多東西不僅是靠暴力維持的，也是靠欺騙和偽造維持的。過去因為欺騙愚民，在人民有了知情權以後，對於過去的罪惡是要揭露”。因為這種恩賜的福利既沒有製度的保障，也缺乏合法的來源，薩哈羅夫說，蘇聯遺產的首要部分是人的不自由。自由思想是人的自然屬性，人民與當局的關係如同是對聾啞人的對話，這個社會抵觸情緒已經接近飽和，若不是社會自身渴望急劇變革，若不是社會的忍耐已超過了極限，靠著戈爾巴喬夫一個人的“忽悠”或者所謂的“西方的和平演變”，是不可能使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突然間由於並不猛烈的衝擊開始削弱和瓦解，這個強大國家的命運隻能說明一個問題，即蘇聯這座大廈是建立在不堅固和不穩定的基礎之上的，其內部結構也有許多缺陷。如果基礎被衝毀或削弱，如果承重結構被侵蝕和破壞，那麽無論看起來多麽堅實和宏偉的建築都會倒塌，1991年正式發生了這樣的劇變”(羅伊·麥德維傑夫：《蘇聯的最後一年》社科文獻出版社2005年，278-279頁)。
早在十月革命前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就看到了這一點，當民粹派說均貧富比言論自由更重要時，他們受到了列寧的如下痛斥：“那種為了虛幻的經濟利益而離開爭取政治自由這一俄國社會黨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務的圖謀”，實際就是“背叛偉大的社會革命事業”(中央編譯局編：《列寧論馬克思主義》，人民出版社2003年，46頁)。他還說“如果把社會民主黨綱領中的結社自由的要求完全去掉，那就是發瘋!”(《列寧全集》第2版，第28卷，46頁)但是他掌權後，自己恰恰就進行了這樣的“背叛”。直到1988年，蘇聯結束書報檢查製度，對開放和透明的渴求使公開性被各個階層所接受，尤其是知識分子最歡迎公開性。僅僅改善物質條件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求進一步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赫魯曉夫打開後的鐵幕透出了一線的縫隙，勃列日涅夫又合上了這扇窗口，令他沒有想到的是，打開的窗子可以合上，但開啟在人們心靈中的窗子卻關不上了，反而愈發吊起了人們的胃口，他們愈發想要了解外麵的世界。統治者這才意識到，斯大林時代是回不去了。人們沒有說什麽的自由、寫什麽的自由，但是有不看什麽的自由、不聽什麽的自由。他們沒有宣傳自己思想的權利，但是可以有避開官方文化的充分自由(1980年代末蘇聯有一篇文章叫“‘真理報’沒有讀者”)。正如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所說的：“假如人們自己感覺到不自由、不公正，那就是沒有民主，或者是民主出了問題，隻有當公民本身認為自己是自由的，那時才開始有民主”。
據美國學者魯道爾夫對1968-1970年538份地下出版物的抽樣分析，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關注的問題主要集中在7個方麵：政治民主、民族權利、人權-社會法製、宗教自主性、創作自由、發展和理性、生活質量。這裏“生活水平的提高”隻是這些訴求中的最後一項。到蘇聯末期這一點更加明顯：1988年7月3日《莫斯科新聞》報道了一個民意測驗，測的是“對現狀的不滿是來源於商品匱乏、法律不健全，還是缺乏社會正義”。結果大約有半數的蘇聯人不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有社會正義的社會中”，缺乏社會正義占了第一位。可見，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吃得再飽的奴隸也還是渴望自由的。其實，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劇變前，劇變後的時代也一樣。2009年在倫敦經濟學院召開的東歐劇變20年研討會上，哈維爾一再強調東歐“劇變”主要並不是因為經濟沒有搞好。同樣在劇變以後評價轉軌時，他也一再說，僅有市場是不夠的，應當“少迷信經濟學家”，轉軌成果除了經濟學指標外，也要在人們精神生活的豐富與活躍方麵得到體現。
（文章原文來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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