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美兩國的關係突然更加緊張，而有關為什麽中美會積極對抗的分析文章很多，多數是從“修昔李德陷阱”的角度來分析，而我想以一個偶然，外加一個必然的角度來分析，中美對抗的偶然與必然。
先來談偶然性吧。
1. 川普的突然當選，加劇了中美關係的衝突和不確定性
美國特朗普政府的對外決策具有明顯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當前美國麵臨的國內外環境，決定特朗普政府對外政策以提振美國經濟與就業為明確目標。“交易思維”、“軍人情結”、“反建製派”傾向以及漫長的“學習周期”等可以確定的特朗普個人特質、偏好與局限性，為其核心決策小圈子複雜的內部生態以及決策不確定性創造了充分空間。麵對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交互影響下的特朗普政府外交決策，一方麵未必要過早地對其具體政策路徑選擇作出必然性判斷，另一方麵也必須具有“底線思維”，做好應對一切可能的充分準備。
所謂“確定性”：一個是，特朗普政府所麵對的國內外環境特別是國內需求是確定的，構成了其對外決策的邏輯起點與終極目標；另一個是，特朗普的個人特質是相對確定的，決定了他在對外決策中的偏好、風格與局限。
所謂“不確定性”主要體現在達成目標的政策路徑選擇上，換言之，在國內外需求與特朗普個人特質的交互影響下，特朗普政府對外決策過程中的權力生態存在著較大的變化空間。特別是在所謂“小集團思維”的視角下，誰將在什麽時候主導特朗普對外決策中的哪些議題，將是一個極難準確回答的動態性問題，進而產生最大的“不確定性”。
首先，特朗普的“商業思維”構成其對外決策的核心理念。作為首位直接從商界步入白宮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完全可能將其在商界長期形成的思維模式與處事方式帶入內外決策。同時，特朗普在國務卿、財政部長、商務部長以及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等職位上安排商業界人士，也強化了“商業思維”在決策過程中的滲透。
第二，特朗普的“軍人情結”影響其對外決策中的手段側重。這種情結直接決定了特朗普擔任總統後重視軍事力量的傾向，而對軍事力量的倚重，不但可以為應對“首要威脅”提供必要保障，也能成為達成跨議題交易的強有力籌碼或所謂的“最後底牌”。
第三，特朗普的“反建製派”傾向塑造著其對外決策的內部生態。特朗普自競選之初就扛起了“反建製派”大旗，其當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準確地駕馭了美國民眾對“建製派”政治精英極度不滿的民怨情緒，甚至承接了2009年以來美國共和黨內部“茶黨”勢力的激進趨勢。這種“反建製派”傾向凸顯了美國曆史中由來已久的“反智主義”(anti-intellectualism)特點，即“對理性生活和那些被認為是其代表的人們的反感和懷疑，是一種一貫貶低這種生活價值的傾向”，而這種傾向在政治與政策過程中的集中體現正是對專業且具有經驗的精英的高度不信任。
第四，特朗普漫長的“學習期”決定了其對外決策的聚焦性、突發性與延續性。
在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的平衡之中，特朗普將更為“內顧”地優先應對國內事務，盡力提振美國經濟。在對外決策上，特朗普政府將秉持兩個確定的原則：一是“外交政策永遠將美國人民、美國安全放在第一位”，即集中力量應對美國的“首要威脅”，而非關照全球或其他國家的利益關切；二是“‘美國優先’將是主要也是永遠的主題”，(15)即一切政策的底線是本土主義或民粹主義傾向的“美國優先”，必須維護、至少絕不能損害美國利益特別是中下層普通民眾(尤其是白人)的切身利益。特別值得強調的是，這裏的“首要威脅”應為針對“美國優先”或“再強大”的威脅，存在著變動的區間。在競選期間和上台伊始，特朗普認定的“首要威脅”顯然是“伊斯蘭國”等極端組織；但從長遠計，這種“首要威脅”極可能是針對美國經濟與就業的所謂“威脅”。
2. 習近平的中國夢
2017年10月18日，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是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夢想。習總把“中國夢”定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並且表示這個夢“一定能實現”。“中國夢”的核心目標也可以概括為“兩個一百年”的目標，也就是：到20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時，逐步並最終順利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具體表現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實現途徑是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弘揚民族精神、凝聚中國力量，實施手段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
這個主題的提出本身沒有什麽問題，但是因為強加於中國夢的中國共產黨特色，讓很多國家和人民會有一種如坐針氈的感覺。
3. COVID19的突襲，加劇了各國的經濟危機凸現，帶來矛盾的激化
COVID19的突然來襲，尤其是因為它引起的全球的危機，可以說是一隻翩然而至的黑天鵝，突然給全球的經濟，政治帶來極大的矛盾激化。
再來談必然性吧。
1. 世界老大和老二的利益衝突，WTO後最大的輸出國和最大的輸入國
這個就是傳統中所謂的“修昔李德陷阱”，而我個人想要重點提出的是，中美兩國正好是WTO的最大的輸出國和最大的輸入國，一個靠WTO掃清貿易壁壘，進而大規模出口，成為WTO的最大受益國，一個因為WTO而給中國產品全麵開放進口，為中國提供巨額的貿易順差。但是即便在中國對美巨額貿易順差的前提下，美國一直沒有充分要求貿易平衡，一個關鍵原因是，雖然在產品貿易中有巨額順差，但是在服務貿易中，美國還是有相當的優勢，可以有一定的貿易平衡，而且可以輸出美國的核心價值。
2. 中國生產出口全世界，世界黑洞的形成，選擇性進口開放
很多人就問，為什麽美國過去能容忍中國的崛起和貿易不平衡，現在就不能了，其中一個壓垮駱駝的稻草就是“中國製造2025”，根據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中國會在多數領域積推動進口替代，而且是出口升級。就是說，中國以前是製造業大國，但是不是強國，以中低端產品為主，現在要舉國之力，實行產業升級，不僅全麵進口替代，而且要出口升級。
以中國世界工廠的能力，和它高中低端生產能力的配合，外加14億勤勞勇敢的人民，無疑會形成一個世界黑洞，就是說中國可以生產世界上絕大多數的產品，而出口到全世界，中國生產，世界消費。如果中國像美國一樣，可以打開大門，讓世界各國的產品進口，本身也不會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畢竟中國本身會是一個巨大的市場。
但是事與願違，中國從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開始，就一直堅定的執行選擇性進口的政策，這個在國家整體經濟實力不強，尤其是外匯不足時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從2000年加入WTO之後，中國還是一直用各種方式推遲和避免執行WTO的貿易公平原則，製造各種貿易壁壘，大量係統的限製各種進口，這樣讓出了少數跨國巨頭之外，多數的美國企業在中國根本沒有市場和得到貿易機會，就是說美國的民間絕大多數人沒有享受到中國發展的紅利，而是僅僅享受到了中國製造帶來的高性價比的產品。
3. 一帶一路動搖西方國家國家秩序
如果說“中國製造2025”還隻是一個信號，屬於中國內部的自我提升的計劃，一帶一路就是切實的改變了國家秩序。尤其是它可能帶動發展的區域有很多都是美國的老對頭，比如伊朗，委內瑞拉等。實事求是的說，中國一帶一路的初始目的是大量的增進出口，消化中國的巨大產能方麵，而不是一個政治擴張的計劃，但是從世界其它國家來看，這個一帶一路是一個潛在的威脅。
4. 一黨製下製度的不可預測性，缺乏契約精神
當然，歸根結底，最後的矛盾是在於中國共產黨，在一個一黨製下製度的不可預測性，包括缺乏契約精神，過分注重短期利益等等，本身和西方的傳統價值觀是衝突的，美國作為西方國家的領頭羊，隻是第一個跳出來直接批判中國共產黨的弊端，對於其它國家也會有示範效應。
我們希望中美兩國的人民可以理解對方，政黨可以有溝通的意願，但是很多結構性的問題，並沒有辦法得到解決，我們隻能繼續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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