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塔禮堂離我北京的家直線距離1公裏+，之間隔著釣魚台國賓館。我家在釣魚台西門，紅塔禮堂在東門，騎自行車10分鍾就能到。
我們學校經常組織去紅塔禮堂看電影。小澤征爾訪華演出前，紅塔禮堂舉行了特別改造，舞台上安裝了音響反射板。當初特別不理解為什麽北京音樂廳，中山音樂堂，，，，等都沒被他選中，為什麽偏偏挑了紅塔禮堂。今天上網查了一下才搞明白。
中國當年最厲害的指揮是李德倫，現在最厲害的是李心草
咱們這粉交響樂的不多，除了我，能想得起來的隻有寶馬，撈月。
特別長不喜歡的可以飄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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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響旋風：小澤征爾的中國之行
2022年11月23日，久未露麵的日本指揮大師小澤征爾，再度執棒齋藤紀念管弦樂團，奏響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直播視頻，由國際空間站宇航員若田光一傳送入太空，實現人類第一次在太空中直播交響音樂會。
視頻中，87歲的小澤征爾形銷骨立，滿頭白發。他圍著紅圍巾，坐在輪椅上指揮。昔日那雙魔幻動感、會“跳芭蕾”的手，已無法拿起指揮棒，隻能輕微舞動。一曲終了，現場掌聲經久不息，他不禁哽咽，幾度拭淚。這一幕令人動容。
小澤征爾或許是中國人最熟悉的世界級指揮大師。他曾師從20世紀3位指揮大師明希、卡拉揚、伯恩斯坦，是闖入西方古典樂壇少有的東方麵孔。改革開放前，他給禁錮多年的中國音樂界，送來西方古典音樂的一縷春風。1979年，作為中美建交後首位音樂使者，他率領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演出，在中華大地掀起交響旋風。此後多年，他數次來華，促進了中國與世界的音樂交流。
“我一半是中國人”
1976年，聽聞“四人幫”倒台的消息，遠在大洋彼岸的小澤征爾，欣喜若狂。
早在十年前，他在加拿大多倫多交響樂團任音樂總監、指揮時，曾帶領樂團赴英國、法國和日本巡回演出。所到之處，盛況空前。他的父親欣慰之餘，對滿麵春風的小澤征爾說：“去中國演出吧，帶我們一起回去看看。”
上世紀30年代初，小澤征爾的父親小澤開作，在中國東北地區當牙醫。1935年，小澤征爾出生於沈陽。次年，全家遷到北京，搬進新開路胡同69號院。胡同裏的鴿哨聲，四合院的老房子，大門口的石門墩兒……老北京的生活碎片，交織成小澤征爾一家難忘的記憶。
“我一半是中國人，一半是日本人。”小澤征爾曾在自傳《指揮生涯》裏稱，上小學以前的所有記憶，都是對北京的印象。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夕，他們全家搬離北京，回到日本東京。對於中日之間的戰爭，小澤征爾和家人都曾直言不諱對中國道過歉，並希望重新踏上這片土地。
小澤征爾向有關部門提交了訪華演出的申請。但上世紀60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交流幾乎全部中斷。再加上他是日本人，中日兩國還沒有建交，申請的結果可想而知。沒過多久，小澤征爾的父親就去世了。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鬆曆史性訪華，實現中美“破冰”之旅。接著，中英全麵建交、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國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二次建交高潮。隨之而來的是，中外文化交流複蘇。
英國倫敦愛樂管弦樂團、維也納愛樂交響樂團和美國費城交響樂團，世界上三個著名交響樂團於1973年相繼來華演出。這是自“文革”以來，中國首次公開演出西方音樂，轟動國內外樂壇。
對中國牽掛已久的小澤征爾，當時是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的音樂總監。他本想借此機會，再次申請來中國。但誰也沒想到，就在費城交響樂團離開中國後不久，“四人幫”在中國文藝界掀起對“無標題音樂”的批判，西方音樂再次被禁止播出和演奏。
此後幾年，中國關閉了對外交流的大門，再也沒有邀請國外交響樂團來華演出。直到粉碎“四人幫”，十年浩劫畫上句號，中國對外交流的大門，才逐漸向世界敞開。敏銳的小澤征爾，第一時間看到了其中的變化。
懷著忐忑的心，小澤征爾終於通過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的邀請，獲得訪華機會。當時正值“文革”後的變動期，很多錯誤觀念還沒來得及破除，“無產階級樂隊不能讓資產階級的指揮來指揮”。雖然小澤征爾已是大名鼎鼎的指揮大師，但這一次，他是以旅遊者的身份來華的。
交響樂，即將管樂、弦樂等器樂組合，在一個指揮下共同演奏的藝術形式。交響樂團又稱管弦樂團，起源於18世紀歐洲宮廷伴奏樂隊。清末民初，交響樂傳入中國。上海是中國第一個擁有交響樂團的城市，起初是由清一色的洋人樂師組成，直到上世紀30年代才出現中國樂師。
新中國成立後，與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和一些西方國家相繼建交，音樂被賦予“外交先鋒”的使命。周總理曾提出，要辦一個國家級的交響樂團、合唱團，要辦得像個樣子，努力趕上世界藝術的發展。1952年，新中國首個中央級演藝團體——中央歌舞團成立。1956年，中央歌舞團的管弦樂隊、合唱隊獨立出來，成立了中央樂團（今中國交響樂團），專門發展高水平的交響樂藝術。
成立不久，中央樂團就經曆了反右派、大躍進等政治運動。在曠日持久的“土洋之爭”中，樂團不敢再演西方古典名曲，“樂譜資料室”紛紛被貼上封條，一些演奏西洋樂器的樂師轉行。“文革”時期，中央樂團被劃歸為“樣板團”，主要的演出任務是“八大樣板戲”之一的交響音樂《沙家浜》、著名的鋼琴協奏曲《黃河》以及鋼琴伴唱《紅燈記》，3首曲子演了10年。
小澤征爾來華前，中國對外友好協會安排中央樂團元老級指揮李德倫負責接待。李德倫心有顧慮，向時任外交部顧問的廖承誌征求意見：“他來了要是問起‘文革’這個事，我怎麽跟他說啊？”一向耿直的廖承誌回答：“就照實說嘛！他們的消息比我們還靈通呢。”這個答複，給李德倫吃了一顆“定心丸”。
1976年12月14日，寒風呼嘯中，小澤征爾飛抵北京，李德倫在機場迎接。作為音樂同行，李德倫對這位指揮大師早有耳聞，兩人一見如故。雖然母語不同，但可以用英語聊音樂、談人生。
接下來幾天，古道熱腸的李德倫帶著小澤征爾，一起登長城，逛定陵，到東來順吃涮羊肉。小澤征爾還帶著父親的遺像，重走了兒時故居。四合院的老房子還在，連他兒時在院內廊柱上刀刻的身高印記也曆曆在目。
小澤征爾還欣賞了中央樂團的排練。李德倫指揮樂隊，演奏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和交響詩《劉胡蘭》等幾首曲目。小澤征爾聽後，稱讚“中國的音準和旋律都很好”。他同時直言，樂器不好，小提琴、大提琴、黑管等都不好。
令他驚訝的是，中央樂團演奏的幾首曲目中，沒有貝多芬、巴赫、勃拉姆斯、莫紮特等西方音樂家的作品，隻有中國作曲家的音樂。當他得知，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也是首次為外國同行演奏時，更是備受觸動。
由作曲家吳祖強、王燕樵與琵琶演奏家劉德海合作的《草原小姐妹》，是中國第一部中西結合的琵琶協奏曲。創作完成後，在“文革”時期被主管文藝的最高機構“文化組”扼殺，擱置了五年，始終沒有機會公演。
“中國音樂同行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仍探索民族樂器的發展，還為琵琶創作出協奏曲。”小澤征爾曾在日本《朝日新聞》和《讀賣新聞》刊發了對中國音樂界的觀感。他稱，這次到中國恰逢其時，看到了粉碎“四人幫”後，中國音樂界的新氣象，是“中國樂壇重要的轉機之旅”。
臨別時，小澤征爾對李德倫說：“我是一個東方人，可是我搞的都是西方音樂，我很慚愧。”說罷，他失聲痛哭起來。他和李德倫約定：一定會再回來，帶著勃拉姆斯、貝多芬回來。
指揮中央樂團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1978年，春回大地，小澤征爾被邀請再次訪華。
這一次，和他一起來的，不隻是他的母親和兄弟，還有他的指揮棒。他準備與中央樂團合作，為中國人民演奏兩場交響音樂會。
小澤征爾設計了一套頗有心思的節目。其中有《二泉映月》《草原小姐妹》兩首中央樂團的保留曲目，柏遼茲《羅馬狂歡節序曲》，還有一首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和日本現代作曲家小山清茂的管弦作品《伐木歌》。
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對中央樂團來說，是一個不小的挑戰。因為勃拉姆斯的交響樂比較高深，樂團在“文革”前，隻演過勃拉姆斯的《第一交響曲》和《第四交響曲》，但從未演過《第二交響曲》。更何況相隔十多年，各聲部對勃拉姆斯的音樂語言和風格都已生疏。
中央樂團隻好臨陣磨槍。按照慣例，在邀請外籍指揮來之前，樂團要先在國內指揮的訓練下做好準備。此時，李德倫正在接受政治審查，時任中央樂團團長的李淩安排樂團另一名常任指揮韓中傑預排《二泉映月》和《草原小姐妹》等，勃拉姆斯的《第二交響曲》則邀請中央芭蕾舞團的首席指揮卞祖善來預排，連續排了約四個星期。
演出前五天，1978年6月10日，小澤征爾提前到達北京。他一下飛機，就直奔中央樂團大樓，馬不停蹄地展開排練。正式排練前，他要求以前演過勃拉姆斯任何管弦作品的樂師們舉手。結果，近70人中隻有3位舉手，而且都是年齡比較大的。
小澤征爾後來向日本著名作曲家武滿徹描述當時情景：“我所麵對的，是一支有高度技巧，但又一點也不懂得怎樣演奏勃拉姆斯的北京樂隊。這樣的樂隊簡直是個奇跡，世間難尋。”
而中國樂師們殷切的眼神，讓小澤征爾看到，他們有一種想演奏勃拉姆斯和貝多芬的強烈欲望。“剛巧我出現在這一刻，他們的欲望和我的感受碰在一起。就這樣，我享受著我的第一次，他們亦享受著演奏勃拉姆斯的第一次。”
小澤征爾對音樂精益求精。他首次指揮《草原小姐妹》這首中國樂曲，按照國際慣例，完全可以“將頭腦埋在總譜裏”，也就是看譜指揮。但他早上四點就起來背譜子，努力把總譜“埋在頭腦裏”。排練時，他不停地向劉德海請教每個音符背後的含義。
據劉德海回憶：“首次排練當晚，他一次從頭到尾指揮了作品，完全不用停下來。樂隊成員無不詫異，結束時大夥兒都忍不住站起來給他鼓掌。翌日晚上演出時，他更背譜演出。在空空如也的譜架上，擺放著他已故父親和家人的合照。”
緊張排練一周後，演出如約而至。那個年代的演出門票，都是有組織地分配。分配對象，主要有“外事部門”和音樂工作者等。很多人聽說小澤征爾在北京演出，千方百計通過“關係”，搞到了門票。
首場演出在民族文化宮禮堂。起初，小澤征爾在這裏排練時，發現禮堂聲場不好，“攏不住音”。他希望換個場地，但隨行工作人員告訴他，這已經是當時北京最好的演出場所了。盡管場地條件有限，但小澤征爾熱情洋溢的指揮和中央樂團精彩的演奏，似一縷春風，讓久而不能在演出場所欣賞西方古典音樂的中國人，心中激起層層漣漪。每演奏完一個樂曲，禮堂內都爆發出熱烈的掌聲。
第二場演出在首都體育館，更是盛況空前。當時還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上學的薑建華，非常幸運地得到一場門票。她和四位同學從學校出發，提前半個多小時到場，體育館已經“爆滿”，烏泱泱的全是人頭。
演出開始，小澤征爾穿著燕尾服款款登上舞台，全場一萬八千名聽眾熱情鼓掌。中央樂團的樂師們也很激動，敲著樂器、跺著腳，歡迎這位世界級指揮大師。掌聲持續了好一陣，薑建華笑著說，“震得人耳朵都疼”。
現場靜下來後，小澤征爾輕盈靈活的身影，隨著每一個節拍，優雅地起落。“雖然體育館的場地比較空曠，不適合演交響樂，但他好像有一雙有魔力的雙手，既能在一瞬間充分調動每個樂師的情緒，又恰如其分地平衡每個聲部。”薑建華對這場演出至今難忘，“大師就是大師啊！”
“看了小澤征爾的指揮，我渾身發癢！”當時還是上海歌劇院指揮的陳燮陽，一下子被小澤征爾實力“圈粉”。偶像的力量是無窮的。1980年，陳燮陽在李淩的邀請下，也站上了交響樂指揮台，成為中央樂團的指揮。
首都體育館位於海澱白石橋東北角，距離市區較遠。當晚，為了讓觀眾散場後早點回家，五首曲目“一氣嗬成”，沒有中場休息。再加上6月的北京暑熱難消，體育館內沒有空調之類的降溫設備。結束時，小澤征爾已經大汗淋漓，渾身濕透了。
返場時，小澤征爾興奮得像個孩子，挨個兒和中央樂團的樂師們擁抱祝賀，熱淚盈眶。他把觀眾獻上的花束舉到頭頂，圍著舞台跑了一圈。有兩三枝花掉了下來，但他全然不覺，走了一段之後才注意到，慌忙回身撿起又重舉，引得全場哄堂大笑。
謝幕後，小澤征爾長舒一口氣。他把濕透的襯衣和褲子，交給準備回酒店的弟弟小澤幹雄，然後把自己的毛巾、牙刷、相機和三得利威士忌等裝進另一個包裏，興高采烈地前往下一個目的地。
入住中央樂團家屬樓
國際樂壇有一個不成文的習俗：每到一個國家演出，來訪指揮會到被訪客團的常任指揮家中小住幾日。小澤征爾也不例外。
這次來華前，他就非常誠懇地向中方提出請求：在北京期間不住酒店，住在中央樂團的指揮家裏；不用車接車送，自己騎自行車去排練場。
但國內的情況比較複雜。一方麵，上次接待小澤征爾的指揮家李德倫，還在接受政治審查；另一方麵，家屬樓的條件不符合接待標準，之前也沒有過先例。所以，文化部起初隻給了比較含糊的答複。
沒想到，性情直爽的小澤征爾抵京後，一下飛機就重提此事。文化部去機場接他的人，一直搖頭苦笑，小澤征爾卻一再堅持。於是，有關方麵特批，在他訪問演出的最後一晚，可以到韓中傑家裏去住。
此事一定，小澤征爾興奮不已，韓中傑卻愁壞了。
當時，韓中傑一家6口，住在位於和平裏的中央樂團家屬樓裏。兩室加一個小套間，隻有五十多平方米，擠得滿滿當當。小澤征爾來了怎麽住？
韓中傑思前想後，隻好把兒子趕到朋友家借住，騰出一間屋子。這樣，老伴兒和兩個女兒住一間，他和小澤征爾住另一間。
那個年代，大家都不富裕，家裏連幾件像樣的家具也沒有。但為了裝點中國音樂家的門麵，全團上下總動員。誰家沙發好，搬來；誰家茶幾好，也搬來。韓中傑還從一位畫家朋友家裏借來幾幅字畫，掛在牆上，增添人文氣息。
既然是同行交流，怎麽也得有台像樣的錄音機。韓中傑又從團裏借了一台立體聲錄音機，擺在顯著位置。由於小澤征爾提出想騎自行車，他又特意借來一輛嶄新的飛鴿自行車，說是自己平時上班騎的。
家裏布置妥當後，吃的問題更是棘手。那時候物資匱乏，買東西都得憑票供應。雖然是在家裏接待小澤征爾，但飯菜得上檔次一些。高級食材即便有錢也買不到，怎麽辦？
經過文化部有關領導的協調，北京飯店特批，為韓中傑宴請小澤征爾，提供了北京烤鴨、爆炒羊肉等京城名菜，還有包餃子的原料。
當晚，韓中傑還邀請同住家屬樓的吳祖強、楊秉蓀、嚴良堃、劉德海和中央樂團的幾位樂師，來家裏陪同。小澤征爾與大家歡聚一堂，一邊包餃子，一邊談音樂，笑聲連連。音樂家們還專門成立了一個“餃子會”，後來每次小澤征爾來華，都會見他的“餃子朋友”。
宴席上，大家頻頻為友誼舉杯，過得十分愉快。小澤征爾曾興奮地跟弟弟回憶說，他和劉德海兩個人就喝光了一瓶半茅台酒，喝得酒酣耳熱。夏天晚上又很熱，他們就“勾肩搭背”到外麵乘了好幾次涼，相聊甚歡。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眾人盡興散去。入夜，小澤征爾和韓中傑躺在小間裏的兩張單人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幾乎徹夜長談。第二天，小澤征爾很早就起床了，這是他多年來清晨讀譜養成的習慣。韓中傑陪他一起吃完早飯後，在院裏散步。
“走到附近幼兒園，受到園主任的熱情招待。他興致勃勃地忽而躺在小床上，忽而坐在小椅子上，還與小朋友們共進早餐、同做早操。”童心未泯的小澤征爾激動地對韓中傑說，“這一天是他最愉快的一次經曆”。
1979年3月，在紅塔禮堂的演出結束後，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左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宋慶齡（左四）與小澤征爾及其母親（左一）合影。
聽《二泉映月》潸然淚下
早在小澤征爾來北京前兩周，薑建華就聽說，指揮大師除了來北京演出，還會訪問中國最高音樂學府——中央音樂學院。她記得，“學校裏炸了鍋一樣，從老師到同學，無人不期待能一睹指揮大師的風采。”
中央音樂學院為此精心準備了幾個節目。挑選五位技術拔尖兒的學生，給小澤征爾演奏小提琴、鋼琴、黑管、琵琶和二胡。薑建華有幸被選中，演奏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和日本民歌《櫻花》，並因此得到一張首都體育館演出的門票。
薑建華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文藝大家庭。家裏從表哥到堂哥，有十四五個人拉二胡。她從小在這樣的環境中耳濡目染，又跟在上海音樂學院當老師的舅舅學習二胡。14歲時，她被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錄取，從此敲開通往世界音樂殿堂的大門。她不曾想到的是，16歲這年，與小澤征爾結下了不解的情緣。
1978年6月17日，期待已久的日子終於到來。中央音樂學院大門前的小廣場上，站滿了人。同學們手舉小紅旗，在校門口列隊歡迎。當四五輛轎車緩緩開進鮑家街胡同，同學們立刻歡呼起來。
小澤征爾一下車，就被同學們團團圍住，握手、擁抱、要簽名。“他穿著白衣、白褲，頭發很長，戴著一根長長的項鏈，就好像仙人下凡。”薑建華驚呆了，那個年代很少看到這樣的造型。
熱鬧的歡迎儀式過後，小澤征爾被邀請到教學樓二層的小教室，欣賞同學們為他準備的幾個小節目。薑建華的二胡獨奏是最後一個節目，她氣定神閑，絲毫不緊張，坐定之後低頭演奏《二泉映月》。
《二泉映月》是無錫盲藝人阿炳創作的二胡名曲。薑建華從小就拉這首曲子，為理解曲調背後的深意，她曾專門查閱阿炳的生平資料，反複聆聽1950年阿炳的原聲錄音，造訪了江蘇無錫惠山泉。每次演奏，她都把自己當作阿炳，如入其境，情真意切。
奏曲過半，薑建華隱約聽到有人在哭泣，而且聲音越來越大。演奏結束時，她抬起頭一看，被嚇了一跳。“我沒想到，眼前這位世界級的指揮大師，被這首曲子感動得淚流滿麵。”薑建華說。
當她準備演奏第二首曲子時，小澤征爾一步上前激動地擁抱她。“沒想到兩根琴弦，就能奏出人生的喜怒哀樂。你拉的《二泉映月》讓我肝腸寸斷。”小澤征爾對薑建華小小年紀就把這首曲子演繹得如此透徹讚歎不已。
薑建華受寵若驚。在她看來，“首都體育館那場演出，中央樂團演奏的《二泉映月》非常完美，小澤先生對作品情感豐富、內在含蓄的特點把握得很好。”小澤征爾卻說，“如果聽了這次演奏，昨天絕對不敢指揮這首曲目。因為沒有理解它，沒有資格指揮它。這種音樂，隻應跪下來聽。”
之後，“二胡把大師聽哭了”“二胡應該跪下來聽”的故事，在中央音樂學院迅速傳開。當天中午，薑建華剛到學校食堂，突然接到學校通知：吃完飯趕緊來二層教室，小澤征爾要再聽一遍《二泉映月》，這次有日本NHK電視台錄像。
聽罷，薑建華已顧不上吃飯，撂下餐具，一路小跑到琴房，拿著二胡就往教室趕。走進教室，小澤征爾正坐在那裏等她，一臉笑意。NHK電視台的攝像機也已經架好，一切準備就緒。
薑建華再次低頭演奏。小澤征爾坐在不遠處的鋼琴旁，近距離欣賞“兩根弦中國小提琴”的無窮魅力。這段錄像後來被製作成紀錄片，日本《朝日新聞》也在頭條位置刊登了《小澤先生感動的淚》。從此，小澤征爾潸然淚下的畫麵，傳遍日本。
“這種音樂，隻應跪下來聽。”小澤征爾這句話廣為流傳，也引發了不少爭議。有人甚至將其解讀為“懺悔”“謝罪”之意。但作為親曆者，薑建華深刻理解小澤征爾所說的“跪”，其實更類似於日本茶道中泡茶者與喝茶人正襟危坐，虔誠受教，這是超越民族的敬仰。
正如小澤征爾在一次采訪中提到，“不能說《二泉映月》是首傷感、悲涼的曲子，但是我卻淚流滿麵。它有著積極的精神，這種感覺是發自內心的，不是外露的，是一種無形之中，全人類共同的情感。”
情感的共鳴，綿綿不絕。多年後，薑建華在小澤征爾的邀請和支持下，東渡日本，並在世界各地留下了二胡的回響。
1978年6月，小澤征爾在中央音樂學院，聽薑建華演奏二胡獨奏《二泉映月》時潸然淚下。
中美聯合演出
1979年1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和夫人卓琳應美國總統的邀請，赴美國訪問。這是新中國成立30年來，首訪美國的中國領導人。卡特總統在肯尼迪藝術中心，為他們舉行了一場盛大的文藝晚會。
晚會的最後一個節目，近200名膚色不同的美國小孩用中文演唱了《我愛北京天安門》。鄧小平深深為之動情。一曲唱罷，他和夫人卓琳走上舞台，熱情地擁抱和親吻了美國孩子。他說，藝術是使各國人民增進了解，消除隔閡最好的辦法。作為發展中美兩國文化交流的步驟之一，波士頓交響樂團將於3月份訪問中國。
當天，小澤征爾因為感冒，躺在波士頓的家中休息，正好在電視上看到了這條新聞。興奮之餘，他有些擔憂，“我有一張東方麵孔，是一位出生在中國的日本人，理應與中國有著很親密的關係。而作為一位西方音樂的代表，我又肩負著很重大的責任，需要去完成。”
1979年3月15日，波士頓交響樂團乘坐一架波音747，飛越太平洋，抵達上海。據時任波士頓交響樂團助理經理的彼得·蓋波回憶，這是第一架飛往中國的波音747。由於機身太高，當時不得不提前從香港用火車把舷梯運到上海，樂團才得以下了飛機。
對絕大多數美國樂師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來中國。中國人“巨大的熱情”，令他們印象深刻。時任波士頓低音提琴副首席的勞倫斯·沃爾夫記得，“無論走到哪裏都有人歡迎我們。當時我們很難用語言溝通，但隻要我演示了動作，我們就能彼此理解。”
為期一周的巡演，被安排得滿滿當當。在上海的一天，波士頓交響樂團與上海音樂學院的師生們進行了交流，下午又與上海交響樂團切磋排練，晚上在市政府禮堂舉辦了一場音樂會；第二天，波士頓交響樂團馬不停蹄地飛往北京，準備三場音樂會。
雖然距離第二次訪華隻有短短幾個月，但小澤征爾還是看到了變化。這次有了新的演出場地——紅塔禮堂。
始建於1953年的紅塔禮堂，也叫計委禮堂，是國家計劃委員會（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內部開會、放電影的禮堂。1976年唐山大地震時，禮堂內部結構被震壞，北京市建築設計院對其進行了翻修加固。
由於當時北京缺少專業音樂廳，曾參與過人民大會堂聲學設計、建築聲學專家項端祈，就將紅塔禮堂設計成為一個以音樂演奏為主的多功能廳堂。1978年投入使用時，京劇大師梅蘭芳等許多名家都曾在這裏演出，音響效果非常好。
紅塔禮堂原經理楊榮欣，當年還是20多歲的小夥子，是禮堂的工作人員。他記得，小澤征爾來紅塔禮堂“踩點”時，環顧四周，吼了一聲，悠悠的回聲徐徐傳來。小澤征爾非常滿意，當場就決定在此地演出。
不過，小澤征爾發現，劇場的座椅都是木製的，中間的轉軸為金屬。整個劇場有2000多座位，觀眾一起一落會製造很大聲響。為了不影響演出，楊榮欣等工作人員就對每張座椅動了“手術”，給金屬轉軸套上塑料殼。由於木椅特別窄，工作人員還拆掉了前兩排座椅，為即將出席音樂會的鄧小平、宋慶齡準備了沙發。
首場演出當天，宋慶齡身體抱恙，醫生叮囑她要靜養，但她執意要來觀看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演出。在幾個人攙扶下，她走進紅塔禮堂，和鄧小平一起見證了首場中美合演。波士頓交響樂團大提琴樂師海爾曼曾回憶:“當我得悉鄧小平先生和宋慶齡女士到場觀賞演出，我的心跳突然加快，演奏的時候手抖得厲害。演出結束時，我留意到鄧先生向我致以微笑，這才放下心頭大石！”
鄧小平在中場休息的酒會上，向波士頓的客人們坦露，自己對音樂認識不多，但喜歡任何促進友誼的音樂。這種謙恭務實的談吐，給波士頓的客人們留下深刻印象。演出結束後，鄧小平和宋慶齡走到舞台上，與小澤征爾和中美樂師們親切握手，祝賀他們演出成功。
在紅塔禮堂辦了兩場音樂會後，波士頓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又聯合在首都體育館演出了一場。音樂評論家卜大煒，當時是中央歌劇院年輕的中提琴演奏員，他清楚地記得，“這場演出堪稱全國古典音樂工作者的大聚會，許多人甚至抱著總譜來看排練和演出。”
演出開始前，中美兩國的樂師進行了聯歡。雖然語言不通，但並不妨礙大家切磋技藝。“那時的中國與西方音樂界隔絕多年，他們的演奏方式令我們耳目一新。波士頓交響樂團的樂手們也是有備而來，琴弦、哨片、號嘴，甚至一摞一摞的樂譜慷慨相贈。”卜大煒至今感慨，“這在資料匱乏的當年，可謂雪中送炭！”
這場演出最令人難忘的是，波士頓交響樂團和中央樂團全體217位樂師在小澤征爾的指揮下，合演貝多芬《命運交響曲》以及加演的《星條旗永不落》。每對中美樂師共用一個譜架，給全場一萬八千名觀眾帶來極震撼的視聽效果。
當音樂會最後一個音符消失，全場掌聲雷動。從成都趕到北京觀看演出的指揮林亦民，形容那份湧自內心深處的欣喜若狂，“隻有用唐詩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才可形容一二。”
卜大煒看了波士頓交響樂團樂師的演奏狀態和方法，有一種突然“開竅”的感覺。後來練琴時，家裏人都聽出來了。他說，“小澤征爾與波士頓交響樂團的藝術水準自然毋需贅言，但他們沒有以師長自居，也沒有西方文化至上的態度，卻讓我們從他們的演奏中得到了深深的啟迪。”
中央電視台轉播了這場音樂會實況。小澤征爾一頭雄獅般的長發，動感十足的“大動作”指揮，連同他的名字，深深地烙刻在中國人的腦海中。之後，凡是談起古典音樂，很多人都知道日本有一個頭發蓬鬆的指揮大師。中國指揮也競相模仿他的指揮動作，用李德倫的話來說，“中國學指揮的個個像他，一上台一個小澤。”
而最讓小澤征爾有成就感的是，他這位日本人作為中間人，把中美兩個國家緊緊連接在一起。“這些樂師們的所屬國家曾經互相有矛盾，然而他們卻坐在一起奏樂，簡直像做夢一樣。”
和兩年前相比，小澤征爾還明顯感覺到，“中國交響樂有了很大的進步。中國音樂家的內心產生了新的東西，有了新的變化。”這些變化隻是開始。
中國音樂走向世界
奧地利作曲家馬勒曾說：“音樂中最好的東西，在音符裏是找不到的。”
中國音樂深深撥動了小澤征爾的心弦，他希望，中國音樂家能走出國門，走向世界舞台。於是，在波士頓交響樂團訪華演出結束後，他邀請中央樂團鋼琴家劉詩昆和琵琶演奏家劉德海隨團赴美。
劉詩昆和劉德海因此成為中美建交後，首次訪問波士頓的中國音樂家。當地報紙在頭版頭條位置，刊登了他們的大幅照片和新聞；電視台轉播了他們到達的實況；他們將和波士頓交響樂團合辦音樂會的海報，貼遍全城；三場音樂會的門票，在他們到達波士頓之前就被搶購一空。
1979年3月23日，劉詩昆和劉德海在波士頓音樂廳，分別重演了在北京演出的李斯特《第一鋼琴協奏曲》和琵琶協奏曲《草原小姐妹》。演出結束後，很多美國聽眾擁向後台，向兩位中國音樂家獻花、祝賀。波士頓音樂學院的一位音樂家認為劉詩昆的演奏，“完全是世界一流的水平”。大多數美國聽眾第一次聽到琵琶，稱讚“非常富有詩意”“實在令人讚歎”。
劉詩昆、劉德海在波士頓逗留了短短十二天，卻深深感受到了美國人民的熱情。波士頓電視台兩次邀請他們與電視觀眾見麵，請他們介紹中國音樂。哈佛大學師生代表組織座談會，邀請他們介紹中國的情況。荷蘭菲力浦唱片公司還把他們這次合作演出的曲目錄製成唱片，全球發行，後來成為銷量最多的古典音樂金唱片之一。
此後不久，1980年盛夏，小澤征爾又邀請薑建華、劉德海、韓中傑和揚琴演奏家黃河，赴美參加坦格伍德音樂節（Tanglewood Festival），與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舊金山交響樂團合作獻演。
坦格伍德是美國東海岸一處著名的音樂演出場地。這裏一年一度的音樂節，是美國最頂尖的音樂節之一。每到夏季演出季，成千上萬個音樂愛好者，都匯集到這裏，接受音樂的洗禮。
參加坦格伍德音樂節，對四位中國音樂家來說都是第一次。大家都很激動，“中國樂器終於能走上世界舞台，與世界一流的樂隊合作了！”到坦格伍德之後，小澤征爾親自接機。“他給我們四個人租了一套大別墅，還請了一位司機專門接送，一位廚師給我們做飯，非常熱情。”薑建華說。
音樂會上，小澤征爾和韓中傑聯袂執棒，為美國樂迷獻上音樂盛宴。劉德海演奏的琵琶與管弦樂《春江花月夜》，薑建華的二胡獨奏《江河水》……中國音樂獨特的音色和旋律，讓聽慣了西洋樂的美國樂迷為之傾倒。此起彼伏的掌聲，一浪高過一浪。
美國媒體對中國音樂家的演奏好評如潮。《》藝術評論家哈羅德·勳伯格稱讚薑建華的二胡獨奏，就像如訴如泣的歌唱，運弓千變萬化；劉德海的手指，如同機關槍飛快而勻稱；黃河的演奏技巧無懈可擊，並稱譽他們三人是頭等演奏家。《紐約時報》還稱，韓中傑是在美國指揮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樂團的第一位中國指揮家，是一位具有很高職業素養的專業指揮家。
音樂會結束後，小澤征爾為四位中國朋友舉辦了兩場派對。薑建華記得，“第一場音樂會結束後，小澤先生在家裏招待我們，和他的家人一起吃中餐。第二場結束後，整個波士頓交響樂團和我們在小澤先生的大別墅裏歡聚，一起祝賀音樂會成功。”
除了把中國音樂家帶向世界舞台，小澤征爾也視培養中國年輕音樂家為己任。當年，在中央音樂學院指揮係就讀的陳佐湟，曾兩次參加小澤征爾在學校舉辦的大師班。小澤征爾對陳佐湟的指揮才華，讚譽有加。
後來，他不僅邀請陳佐湟到世界頂尖音樂學院——茱莉亞學院深造，還為陳佐湟落實了指導教授和獎學金。在小澤征爾的幫助下，陳佐湟最終成為“文革”後我國第一批赴美留學的學生，並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位在海外學有所成的音樂藝術博士。
如今已是中國國家大劇院藝術總監、著名指揮家的陳佐湟曾動情地說，“小澤征爾是我的恩師，雖然他不曾正式教過我，但是我的音樂生涯，因他而改變。”
在日本，小澤征爾有一個以他名義運營的“小澤音樂塾”，專門培養才華橫溢的年輕音樂家。不僅從日本選拔人才，還從中國的音樂院校挑選優秀的學生。2005年，40名中國學生進入“小澤音樂塾”。此後每年，都有中國學生跟隨小澤征爾進入深山，與日本的年輕音樂家一起研究音樂。
如果想在西洋音樂領域取得跟西方人同等的成績，東方人必須付出更多努力。小澤征爾對此深有體會，“我想和中國人一起來培養真正的音樂家，因為我出生在中國。”
1980年，在美國坦格伍德音樂節的舞台上，小澤征爾指揮，薑建華與波士頓交響樂團演奏《翻身歌》《江河水》。
未了的情緣
小澤征爾與中國的情緣，濃得化不開。
2002年，他出任維也納愛樂樂團音樂總監，首次執棒維也納新年音樂會。在演奏《藍色多瑙河》圓舞曲之前，按照慣例，指揮要向現場觀眾發表新年賀詞。他別出心裁，安排在場不同國家的演奏家，用自己的母語道一聲新年祝福。
英語、法語、意大利語……由於在場沒有中國的演奏家，小澤征爾就親自用中文對觀眾獻上一句：“新年好！”這一句中文，道出音樂家向往和平友愛的美好心願，訴盡他對中國的深厚情誼。在中國人的心中，留下長久的感動。
這一年也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日本政府邀請小澤征爾和導演淺利慶太，與中、日歌唱家聯袂，在東京、北京演出著名歌劇《蝴蝶夫人》。
來北京前幾天，小澤征爾的母親不幸離世。他懷著悲痛，依然堅持來北京指揮《蝴蝶夫人》。此前，他每次來中國都帶著母親，每場演出母親都是他的觀眾。這一次，他隻能帶著母親的遺像執棒。
之後，他和弟弟又帶著母親的遺像重訪北京故居——新開路胡同69號院。“我的父母在中國結的婚，在中國度過他們的青春歲月。”小澤征爾對老鄰居們說，希望把母親的部分骨灰埋在這裏。
根據中國的習俗，院裏的老鄰居程貞淑聽後麵露難色，婉言謝絕。“他和他弟弟誠懇地說，這是老人對中國故居的眷念，是遺願。”程貞淑後來回憶，她不忍讓小澤征爾和弟弟的孝心落空，讓老人對中國的友好情誼付之流水，於是就默許了。
小澤征爾和弟弟把母親的骨灰，埋在院中的花壇裏，和老鄰居們一起舉行了簡單的哀悼儀式。因為他母親的名字叫櫻花，幾位鄰居又在上麵種了一棵櫻花樹。後來，小澤征爾每次來北京，都在櫻花樹下拜祭母親。
2011年9月，本該蒞臨國家大劇院的小澤征爾，因病取消來中國指揮歌劇《藍胡子城堡》。為了表達歉意，他在病中連夜錄了一段視頻給中國觀眾。其中第一句話就是用中文說：“真的對不起，下次我一定來中國！”短短3分鍾的視頻，他說了7次“對不起”。最後，他誠懇地說，“希望你們下次再等著我。”
但遺憾的是，小澤征爾後來因為身體每況愈下，不得不一次次取消了在中國的演出。這些年，他一直在與病痛作鬥爭，患過肺炎、食道癌和背部疾病，動過數次手術，甚至在鬼門關前走了幾遭。如今年過八旬的他，“肚子裏裝滿了藥，身體裏都是抗生素”，但依舊堅定地活在自己熱愛的音樂世界裏。
小澤征爾可能是來中國次數最多的國際指揮大師，三十多年來了不下十次。
其間，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小澤征爾來國家大劇院演出，幾次都“迷路”了。他曾感慨，“國家大劇院太大了，也變大了。北京的胡同，越來越幹淨了。中國這三十多年的變化，處處讓我感到吃驚！”
大家的生活也越來越好。2004年，小澤征爾與“餃子會”老友，在韓中傑家重聚時，韓老已經喬遷北影小區的新居。兩套三居室的房屋打通，有200多平方米。書房裏，韓老自己設計的櫃子裏，放滿了各種影音資料，屋裏還有落地音響、功放、黑膠唱片機，與1978年今非昔比。
如今，人們聽不到西方經典歌劇、交響樂，看不到頂尖芭蕾舞的“文化荒原”時代，早已一去不複返。來中國演出的國際音樂大師和著名交響樂團如過江之鯽，一流的音樂盛宴比比皆是。但我們不會忘記，改革開放之初，小澤征爾為中國送來的那縷春風，不會忘記他的友好和熱情。
作家木心說過：“與戰爭相反的是音樂，到任何一個偏僻的國族，每聞音樂，尤其是童年時代就諳熟的音樂，便似迷航的風雨之夜，驀然靠著了故鄉的埠岸，有人在雨絲風片中等著我回家。”是的，我們在等小澤征爾再回北京，再回中國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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