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的現代建築是一部批判的曆史，充滿矛盾性與複雜性。

 

 

柏林建築空間中的秩序——從新古典主義到柏林斯大林大街

 

 

德國的現代建築是一部批判的曆史，充滿矛盾性與複雜性。

 

現代建築麵臨幾大困境：現代化的同質化力量與民族特性的矛盾，也就是現代化的普適價值與民族傳統的矛盾；大規模工業時代國家機器的權力擴張與歐洲城市傳統的矛盾；工業化與高度理性化組織所導致的城市生活方式，引起人們對農業、田園生活方式的強烈懷舊；開放社會差異性和多元化跟社會主義平等理想和集體主義的矛盾。和其他的歐洲國家一樣，德國政治精英不斷地試圖發明新的民族與國家傳統來解決這些矛盾和實現意識形態的控製。

柏林就是一個很好的空間範本。從1870年成為統一的德意誌民族國家的首都，開始現代化的加速進程，到兩次工業化的大規模世界大戰，再到戰後東西柏林的分裂，柏林的空間也隨之變化。

1789年法國大革命以後，新古典主義的演變很大程度上與適應資產階級社會對新機構與民族國家的需要緊密相關，代表了新興共和國的崛起，在資產階級帝國風格的形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德國，這種趨勢首先體現在卡爾·哥特哈德·朗漢斯(Carl Gotthard Langhans)的勃蘭登堡門和弗裏德裏希·吉利(Friedrich Gilly)在1797年設計建立的弗裏德裏希大帝紀念碑。他們模仿嚴謹的陶立克風格，這與德國文學上"狂飆突進"運動的"古樸"文風相對應。同時代的弗裏德裏希·崴恩布萊納(Friedrich Weinbrenner)設計了一種斯巴達式的，有高度道德觀的建築，以此來歌頌理想普魯士國家的信念。他設想在萊比錫廣場上建一座紀念性的"人造衛城"。這一聖地從波茨坦方向通向一座矮胖的、飾有雙輪戰車的凱旋門走進來。

普魯士最有影響力的浪漫古典主義建築師是卡爾·弗裏德裏希·申克爾。浪漫古典主義致力於形式本身的外貌特點，以使建築更有表現力，主要體現在博物館、圖書館、宮殿等建築類型上。1815年拿破侖戰敗以後，這種浪漫主義被表現普魯士民族主義凱旋的需要大大衝淡。政治上的理想主義和軍功武威結合在一起，導致古典主義的再現。申克爾以這種風格創作了柏林的新警衛局（1816年），宮廷劇院(Opera)（1821年）和老博物館(Altes Museum)。老博物館取材於《演講集》中的博物館原型平麵，將其劈為兩半，改動中保留了中間的穹頂、柱廊和內院，取消了側翼。博物館采用了寬台階、柱廊和屋頂上象征普魯士國家文化影響的鷹和狄俄斯庫裏(Dioscuri),創立了一種精致而有力的空間組合，寬大的列柱圍廊形成通向窄門廊的通道，門廊中有一座對稱的入口樓梯和夾層。

新古典主義興起的同時，歐洲的城市空間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8-19世紀被工業革命席卷的歐洲城市發展呈現兩個特點。第一，大規模工業生產、人口增長與新型交通工具的發展，使城市人口高度集中。隨之而來的是城市居住環境的惡化。貧民窟、廉價的庇護所出現；衛生設施與排水排汙係統的落後導致疾病肆虐，首先是肺結核，然後是霍亂。第二，政府對大城市的整體管理與控製力大大加強，權力的集中促使了國家行政官僚體係的建立。在衛生工作改革中，政府當局通過一係列法規，包括英國1848年的《公共健康法》與豪斯曼(Haussmann)1853年至1870年巴黎改建期間的一係列條款，從法律上規定了地方當局對汙水排放、垃圾堆集、供水道路、屠宰廠檢查等負責。政府行政權力的加強也體現在城市規劃上，特別是通過街道規劃切割劃分現有的城市結構。1806年建成的李沃利大街采納了攝政街建築模式，成為第二帝國時代巴黎布景式街道立麵。藝術家規劃提出了林蔭大道(Allee)的規劃方針，成為拿破侖三世時代巴黎改建的主要措施。

 

柏林的土地所有權在1840年至1990年經曆了持續不斷的公有化或國有化。1830年之前，柏林是一個選帝侯的都城。從19世紀30年代起，普魯士開始強大，並希望把普魯士的首都變為一個"世界城市"。但是與同一時期的其他歐洲城市相比，由於普魯士政府沒有通過交通規劃、紀念性建築以及城市衛生、居住條件的現代化等方式介入到城市中，因此國家政權在首都城市的建設上困難重重。1846年，舊柏林1,100塊地產中，僅有45塊屬於公有。直至1875年，占據市中心，權限最大的仍然是地方政府管理機構。1875年至1914年，普魯士統一德國後，雖然有了大量的金融機構，但是要建設一個高度藝術性的首都城市中心，仍然必須由國家參與才可能解決經費問題。當時的柏林仍然掌握在市政府中，因此對城市的改建產生了負麵的影響。城市規劃者既難以采取能夠滿足車流量需求的交通建設措施，也沒能修建足夠的購物街與城市廣場。縱觀當時歐洲的大都會，隨著城市人口增長，拓寬街道、大規模拆毀建築、城市居住條件的現代化，無一不與國家及早的介入有關。

在柏林，這種空間的變化也極為明顯。一戰與二戰的大規模破壞為國家的介入與柏林的新建提供了條件。1874年至1922年，德國頒布了一係列沒收私有財產的法律。第三帝國時期，已有196塊地產屬於公有。格魯那街(Grunerstraße)和墨爾肯市場(Molkenmarkt)被聯結起來；卡爾-李布克內西大街(Karl-Liebknecht-Straße)被打通，與普倫茲勞爾林蔭大道(Prenzlauer Allee)相接；威森橋(Waisenbrücke)被拆除，鋪設了電車軌道，改建了穆倫大街(Mühlendamm)，仿建了尼古拉曆史區(Nikolaiviertel)。至此，柏林確立了國家(Staat)-州(Land)-市(Stadt)-區（Kommune)的三層權力空間。1949年10月，盟軍占領時期的柏林有2/3被公有化。1949年民主德國成立後，以前市政府的規劃權轉移到中央政府手中。民主德國時期的東柏林有162塊地產被收歸國有，僅占總麵積的1/3。因此，事實上並不存在東德政府"激進的"產權轉變。二戰後東柏林的市中心建設是柏林曆史的延續，是120年城市現代化進程的繼續。

現代化所引起的文化與精神危機在建築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未來派對機械速度的激情讚美，對愛國主義的歌頌，對幾何學和數字理性的崇拜，以及對戰爭的愛好，在建築綱領上體現為要求毀滅各種學院機製，"吸取科學和技術的每一種成就把建築結構提高到一個理性的水平上"。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對工業文明的批判。這不僅體現在英國田園城市所表現出的對寧靜鄉村生活的懷念，也出現了夢想回歸到前工業時代的社會理想。

工業化和城市化以來，城市工人階級的住宅問題一直是歐洲建築師和各種社會學、規劃學、建築學理論關注的核心為題。包豪斯具有深刻的社會主義理想。正如在1919年魏瑪包豪斯宣言中所說，"讓我們建立一個嶄新的行會，其中工匠和藝術家互不相輕，亦無等級隔閡"，包豪斯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式大教堂的理想之上的，其車間則是建造大教堂的工匠之家。麵對戰後經濟的蕭條，包豪斯的任務是找到簡樸的形式以滿足生活的要求，同時做到高雅和真實。

20年代，包豪斯的左傾使其與新客觀派的立場越來越接近。新客觀派強調"最低限度的生存"。一方麵摒棄裝飾，刻意打破舒適的感覺；另一方麵以極簡的設計和極省的空間來降低造價。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瓦爾特·格魯皮烏斯(Walter Gropius)。1927年，格魯皮烏斯從包豪斯辭職之後，更加置身於對住宅問題的研究。他除了在德騷、卡爾斯魯爾和柏林設計並親自督建大量低造價住宅之外，還在理論上關心住宅標準的改善及社區居民點中無等級體係的住宅街坊的發展。1920年後期，他的觀點處於社會民主立場。這一點在1929年的論文《最低限度住宅的社會學基礎》中表露得最清楚。文章中他提出了以國家幹預來提供住房的社會主義觀點："因為工藝學的實現受工業與財政羈絆，也因為任何降低成本的措施首先要能為私人企業的盈利所利用，因此在住宅建築中，隻有在政府通過增加福利措施從而提高私人企業對住宅建造的興趣之後，才可能提供較便宜多樣的住宅。

1933年，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攫取政權之後，現代運動的理性主義路線立即消逝。功能主義手法的現代建築被否定為世界主義的和墮落的，除非是為了滿足高效率工業生產和工廠福利的需要。納粹黨在試圖把國家社會主義表現為體現德國命運的英雄的同時，還希望滿足公眾對心理安全的希望，並對一個遭受工業化戰爭、通貨膨脹和政治騷亂後，傳統社會分崩離析的世界提供安撫。這種二重性反映了滲透在現代運動曆史中的意識形態分歧--存在於工業生產中功利主義的、普適性的標準與基督教的、回複到農業手工業經濟的根深蒂固價值觀之間的對立。對於前者，納粹黨轉向黑格爾哲學和申克爾建築中的極權國家與開明普魯士文化；對於後者，他們回複到有關德意誌民眾的神話，也就是普魯士愛國者F.L.楊(F.L.Jahn)在1806年提出的反西方迷信。

在《農民是北歐種族的生命淵源》一書中，理查·沃特·達雷(Richard Walter Darre)提出了"血和土壤"(soil and blood)的文化，鼓吹回複到土地去。他扮演了發展國家社會主義的反城市的、種族主義的思想意識的重要角色。這成為1933年在納粹黨讚助下建造故鄉風格(Heimatstil)或鄉土住宅的理論基礎。國家資助的住宅從魏瑪共和國的立方形平頂屋突然轉變為第三帝國的坡屋頂形式。當時的艾爾弗雷德?羅森堡(Alfred Rosenberg)的文化戰線--"為德意誌文化戰鬥聯盟"，通過批判工業城市化及農業經濟的毀滅，明確了對現代文化發動總攻擊的戰場。在聯盟看來，農業聚居點不僅是愛國主義的據點，而且是純潔的北歐種族的理想生活環境。

"血與土"的住宅建築雖然是適用於成批建造，但是很難代表千年帝國的神話。為此，納粹黨利用了申克爾的古典主義遺產。1933年至20世紀40年代希特勒的私人建築師阿爾貝特?斯佩爾(Albert Speer)有效地把簡化的申克爾式傳統版本作為國家的代表風格。從保羅·路德維希·特魯斯特(Paul Ludwig Troost)把慕尼黑打扮成"黨的首都"，到斯佩爾在納粹黨鼎盛時期的布景式作品--紐倫堡澤潑林菲爾德體育場，占統治地位的都是古典主義。隻有當那些巨大的布景式作品被用於群眾的大型集會時，才會產生對浪漫古典主義的淨化。

為了體現豪華壯麗的風格，斯佩爾在他自稱為"冰製大教堂"中專門為1935年柏林舉行的滕博爾豪夫(Tempelhof，位於柏林市西)設計了由旗杆和探照燈組成的假柱。在戈培爾的指示下，這種露天劇場成了灌輸納粹意識的場地：第一次，"作為藝術作品的國家"可以輸送到無線電和電影這些群眾宣傳介質中去。勒尼·裏芬施塔爾(Leni Riefenstahl)關於1934年紐倫堡示威的紀錄片《意誌的勝利》，第一次使布景式建築成為電影宣傳的一種服務手段。澤潑林菲爾德的建築則使用承重磚石結構，以保證它能夠成為一個"偉大的廢墟"，這種"廢墟法則"不允許采用任何金屬配件。

二戰結束後，柏林分裂。東柏林的斯大林大街修建於1949年至1961年間，曆時12年。它穿過亞曆山大廣場，直至波蘭登堡門90米寬的中軸線。市中心位於施潘道(Spandauer)大街和施普雷河（Spree）之間的建築統一采取了"人民的房子"的風格。剛成立不久的東德政府在柏林弗裏德裏希海恩(Friedrichshain)與市中心(Mitte)間修建了這條紀念性的社會主義大街，是戰後重建東德的旗艦工程。大街近2公裏長，89米寬，由六位建築師設計，包括給工人的寬敞豪華的公寓，以及商店、咖啡館、賓館、巨大的電影院與體育館。建築一律8層高，接受了蘇聯社會主義建築的風格。建築立麵也運用了申克爾(Karl Friedrich Schinkel)的柏林傳統古典風格。1953年6月17日，建築工人聚集在斯大林大街，遊行抗議東德政府，很快蔓延為全國的運動。蘇聯派出坦克與軍隊鎮壓了抗議運動，至少125人喪生。這條街後來成為東德每年5月閱兵式的場所，邁著正步的軍隊與坦克駛過廣場，成為展示東德政府光榮與強大的櫥窗。建築師菲利普·約翰遜(Philip Johnson)稱讚它為"真正意義上的大規模城市規劃"，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稱其為"歐洲最後一條偉大的街道"。

1949年12月7日，隨著民主德國的建立，在建設上急需大規模地改變城市結構，因此必須和原有的"總體建設方案"有所區別。德國統一社會黨總書記瓦爾特·烏布利希(Walter Ulbricht)對建築有濃厚的興趣。1949年斯大林70歲生日之際，烏布利希和市長艾伯特去莫斯科詳細了解了蘇聯的城市建設和建築政策。他們受到啟發，要在這個領域貫徹權力的訴求。烏爾布裏希特因此力薦在蘇聯工作過的建築師庫爾特·李布克內希(Kurt Liebknecht)。在蘇聯工作期間，他作為建設部城市建設與高層建築機構的帶頭人，對德國建築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在很多場合與磋商會議上，中央政府向柏林市政府清楚地聲明，柏林的重建不應該隻是市、區政府的任務，而應該由中央政府來負責。1950年4月至5月，建設部部長洛塔爾·波爾茨, 德國國家民主黨率領一個"學習代表團"赴蘇聯莫斯科考察。在蘇聯建築師的幫助下，形成了1950年9月6日的《德意誌民主共和國城市與德國的首都柏林城市建設法》，以及同年9月15日頒布的十六點基本原則。這些原則構成1950年8月23日《柏林新設計的基本原則》的基礎。在這些原則上，同年9月26日頒布《民主德國城市和德國首都（柏林）建設法》。民主德國建立後，德國社會統一黨成為執政黨。這是柏林作為德國首都建設的政治基礎。同時，東德國內必須抵製對俄羅斯形式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指責。

1950年8月27日，在市政府與國務院的聯席會議上，確定了柏林設計方案，並通過了建設圖草案。在這一草案中，斯大林大街是主幹道的一部分，穿越亞曆山大廣場到達勃蘭登堡門。曆史上終止於宮殿的東西軸和發端於菩提樹下大街的西-東走向的軸線平行。這個方案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提出過。時任德國建築學院院長的李布克內希(Liebknecht)著手負責"為新的德國建築而奮鬥"的工作。他反對包豪斯風格和一戰後的"新客觀性"，要求回歸建築藝術的古典遺產。

1950年秋，統一社會黨的政治局決定舉辦一次斯大林大街斯特勞斯伯格(Strausberger)至華沙街(Warschauer Straße)路段的城市規劃概念競賽，裁判團建議由所有的獲獎者合作設計一種新的建設方案。合作的結果是1951年9月的"鬆脂樹方案"，集體設計的方案出台後，由六位建築師分段負責實施，短短兩年內，這個大約容納3000所住戶的巨大建築工程主體已經完成。1953年，就華沙街十字路口的設計舉行了一次內部競賽，亨賽爾曼以其巴別爾塔的設計方案獲獎。1956年，法蘭克福門廣場和霍普設計的普洛斯考爾(Proskauer)大街完工。完工的斯大林大街具有鮮明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

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公開批評斯大林主義。在1954年社會主義陣營建築大會上，他表達了尖銳的建築批評。這對當時已經陷入經濟困境的東德產生了極大的影響。1955年4月舉行的第一次建築大會提出了建築方式工業化的目標，也就是綜合運用類型工程（大規模的預製板工業生產方式），以降低建築成本和縮短施工時間。東德建築由此轉向"更好、更快、更經濟"的工業建築。1953年，亨賽爾曼就任總建築師和副市長，他所麵臨的工作重點是向亞曆山大廣場擴建斯大林大街，最初他采用的是相同的形式語言。由於缺乏相應的建築技術在多層預製工程上實現原先建築的風格與尺度，斯大林大街的擴建工程被一再拖延。1957年12月30日，大柏林社會統一黨第十一次代表會議決定，1958年必須實現斯大林大街的擴建，亨賽爾曼必須盡快拿出解決方案。

1958年4月，亞曆山大廣場周邊的建設方案展示出嚴格的幾何式的、開放城市的結構。路兩邊對稱有序地分布八層高的板樓。斯大林大街把該區分為兩個獨立的居住區，其中有四層高的學校、幼兒園和購物中心。經市長與統一社會黨區長同意，這一設計概念發表在1958年6月7日的《新德國》日報上。在電台廣播中，弗裏德裏希?艾伯特評論道："如此大規模的居住區建設，使用的是統一的技術和工業建築方式，根據類型預製，這還是第一次。"德國建築學院、建設部和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認為這種建築是對他們統治要求的威脅。那些信奉斯大林主義的人批評它為："斯大林大街的中斷，無政府主義的居住區，苟同於漢薩區。"技術上的局限性，使得所有的設計草圖都采用相同的矩形公式化建築體塊。街道空間被八至十層的住房或者商場填滿。由於使用了大板房的桁架技術，先前被禁止的"開放城市結構"得到了貫徹，城市不得不重新回到現代性。

1959年至1965年間，東柏林緊隨蘇聯之後建成了"社會主義"的居住區。1961年斯大林大街更名為卡爾·馬克思大街。事實上，經過五十年代以來不斷變更的規劃，現代性在60年代又不得不在東德首都複燃。現代性在東柏林的巔峰是1967年的亞曆山大廣場，廣場的設計高度同質化。空曠的廣場雖然滿足了市民對寬敞空間的要求，卻無法滿足城市規劃師與建築師疏散堵塞的交通的願望，也達不到政府的意圖。首都的中心充滿了各種符號--民族建築，現代性以及滲透在尼古拉區和根達門市場(Gendarmenmarkt)中的後現代性。
 

今天的馬克思大街

東德存在的曆史隻有40年。在這40年中，它始終在"創新"和"傳統"之間鍾擺似的反複變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剛成立不久的東德政府轉向"民族傳統的建築"，以曆史上形成的高密度城市為指導。這一概念的提出，強調地區性和民族性的符號。"莫斯科之旅"後形成的《城市建設的十六點基本原則》廢除了《雅典憲章》中提出的城市"綠地"的概念。這意味著以城市景觀而不是花園景觀為導向，以汽車交通為擴建的主要考慮因素的規劃思想得到確立。這一概念深受蘇聯專家的影響，從經濟、文化、社會心理以及政治等多個角度，試圖回複到著重曆史保護的城市去，要求建築師和規劃師必須尊重曆史上形成的城市脈絡，把空間-社會條件作為城市輪廓的基礎。在建築上，力求延續地區性的傳統。然而，幾乎是在同一時間段，東德出現了完全相反的審美取向。這一過程在20世紀60年代與西方陣營在文化與價值觀的較量中得以強化，也包括發展生產力的較量和消費的競爭。盡管菩提樹下大街西段和整個亞曆山大廣場都貫徹了大城市的規劃思想，但是場所的傳統卻完全沒有在功能上得以體現。通過新的、異域的、異己的元素，含蓄地表達了"文雅"的語匯。

在新經濟製度社會改革工程的背景下，建築的語言轉向工業-客觀性。通過中央集權、官僚體製的宏觀調控和理性化，新的製度完全實現了現代化。然而這個時候，文化層麵的解釋係統出現了特殊問題：追求純數量上的增長，最終不就會導致道統一的"世界工業社會"嗎？如果是這樣，共產主義解放人類、建立大同世界的目標不是陷入困境了嗎？這個問題在東德社會中引起了廣泛的討論，產生了爆炸式的影響。為了與其他宣揚減少社會差異的不同理論流派相區別，為了與單純通過技術發展而促進社會進步的理論相抗衡，從60年代開始，人的自我實現，也就是每個人通過合理地占有自然資源以獲得個人自由發展的討論，成為東德知識分子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