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雄安新區讓人捏把汗

來源: jianadaren 於 2019-05-29 20:59:42 []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閱讀數 : (18465 bytes)
雄安新區讓人捏把汗

拖了兩年多的雄安新區近日征遷安置工作正式啟動實施。據報道，雄安新區的規劃遲遲不能如期進行是因為它麵臨多方麵的挑戰，其中之一的就是選址問題。有不少大陸學者包括一些專業人士、規劃者對雄安新區選址一直都存在著爭議。究竟是什麽原因造成這些爭議的呢？旅居德國的著名環保生態學專家王維洛博士近日在網上發表文章，指出雄安新區的選址是一個錯誤的決定。王維洛博士為什麽會這樣認為呢？根據是什麽？本台記者就此采訪了王維洛博士。

記者：王博士，您好。我看網上報道說，雄安新區的功能之一就是疏散一些北京過分擁擠的人口。遷移首都在國外也有發生。

王維洛：國外新選首都當時有個風潮，什麽時候開始的呢？是從巴西的巴西利亞開始的。巴西把它的首都從裏約熱內盧遷到旁邊的一個新的城市，它叫巴西裏亞。巴西裏亞完全在空地上蓋的，完全是按照規劃人員想像當中的一個什麽樣子的來進行規劃的。後來很多國家，很多地方也采取了這個辦法，比如馬來西亞。馬來西亞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門，從吉隆坡搬出去，搬到旁邊的也是一塊空地上建起來的。還有像緬甸，緬甸的軍政府就把緬甸的中央政府從仰光搬到旁邊的一個鎮上。

世界上很多比如像南非的首都也不是在最大的城市，而是在最大城市的旁邊，完全是隻有中央行政管理的這一部分功能，因為它比較好管理，這個城市看上去比較新。就拿印度來說，印度有德理和新德裏。

記者：對，一般人們好像比較熟悉新德裏。

王維洛：新德裏就是在德理旁邊的一塊地上建的，把中央的政府的功能就搬到了新德裏去了，大使館也都搬過去了。所以它新蓋的環境的就比較好，不像老的德理這麽擁擠。這是一個規劃上的手段。我們看到它搬是搬什麽呢？是搬中央政府的這部分，因為中央政府一搬，中央政府的部都搬了，大使館區也跟著搬。而一般的大使館區是相對來說居住條件比較好，用地也是比較大的。

而北京正好是反的，中央政府占的紫禁城不搬，而是把北京市政府搬到通州去了，它說是為了減輕北京人口壓力。你想一個首都城市，世界上哪一個城市最中心的那個地方肯定是市政大廳，市政大廳裏麵又有一個最主要的功能是什麽呢？是結婚的那個廳堂，那是人最多的也是最熱鬧的，每個周末都有人結婚，熱熱鬧鬧很高興的樣子。市政廳是中心，而不是中央政府是中心。

但北京就正好是相反的，我們中央政府在的那個紫禁城，我是不搬的，北京市政府先搬出去。搬出去了呢，還有很多比如是它計劃的有北京的一些大醫院要搬出去，一些高校要搬出去，北京的一些科研單位要搬出去，甚至連解放軍的三軍總部也要搬出紫禁城，就是內城這一塊。本來紫禁城隻有北京我們所說的一環，第一環紫禁城的城牆內圍著的那一圈，現在不夠中央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這些首長們住的了，現在它要把二環以內的人，基本上都給清理清理，搬出去，為他們中央政府的這個地方和他們領導住的地方給開開道。

在國外一個總理，一個總統，一個部長，下台你就下台，你該幹啥去幹啥去，你不能老賴在中南海那個地方住，但中國不行，中國是一代一代養著的，有國家級領導人，有副國級領導人，有部長級領導人，有省級的，都在那裏占著位置。所以北京城裏的中央政府的領導人的需求就越來越大了，用地要求就越來越大。他們不是像中國老百姓住的那個高層的樓，他們新的四合院，北京紫禁城旁邊的那一圈新蓋的四合院，那是給他們中央首長們留的，給他們的家人留的，他們又是世襲的，這個世襲下去，包袱隻會越來越大。所以他就要想出一個要減輕北京的所謂非首都功能，要把這些非首都功能搬出去，所以除了通州成了北京市政府的所在地以外，他就說還要想建雄安新區，這就是雄安新區的來曆。

記者：一般對選址要考慮哪些因素？

王維洛：選一塊地方做首都或者做一個經濟特區，首先照中國人說有個風水，外國人也看地勢地理。中國人有很多人研究風水，就講中國曆史上有多少個城市被當作過首都。比如說西安，洛陽，開封，杭州，南京，北京，也就是6個城市，有的城市是隻做過一朝，比如杭州隻做過南宋的首都，有的城市做過很多朝代的首都，比如說像西安、洛陽，北京也是做過三朝的首都，元明清一直到現在都是首都。南京也是做過幾朝的首都，比如明朝，再前麵的時候也做過首都，不是一個大統一的朝代，明朝是南京做首都，國民政府的時候南京是首都。

北京為什麽會被選作首都呢？有很多的說法，說北京的風水條件好，最早選北京做首都的是金人，是外族人，不是漢人選的，後來的元朝選北京做首都，也是外族人選的，是蒙古人選的。北京的地勢是一個什麽樣的地勢呢？北京的北邊是燕山山脈，北京的西邊（右邊）是太行山山脈，北邊和西邊是高山。往下地勢慢慢變平緩了，它的南邊麵朝著華北平原，東邊是渤海，所以它的水和土條件都很好。人家老是說北京缺水缺水，其實不對，北京並不缺水，北京的水土條件相當好。所以那個時候金人、元朝的蒙古人都選了這裏做首都。後來的明朝，後來的清朝，也選了這裏做了首都。

北京當時供水主要靠什麽呢？靠一條河叫永定河，當時因為永定河是從西流向東的，沿著太行山山路是從南往北的這條路，就是從華北平原或者說中原聯係內蒙古平原的這麽一條通道。在這裏它和永定河有個交叉口，就是當時渡船的那個地方，這裏渡過永定河，然後往北走，然後才能進入到內蒙高原，它是條交通要道。

我們知道中國大多數城市都是選在水旁邊的，河流的旁邊的，無論是西安、洛陽、開封，還是杭州、南京，都是選在水旁邊的。北京的城址沒有直接選在永定河的旁邊，因為這裏是水陸交界的地方，以前是靠渡船，後來就修了座橋叫盧溝橋。當時為什麽沒有直接選在永定河河邊呢，就是因為永定河的洪水如果來的話，會把旁邊的地區給淹了。所以當時的人就退一步，就選再往北，再高點的地方，離永定河不遠的地方就修了北京城。

他就是應了古人那時候的教誨，你要選城址的時候，地勢不能選的太高，因為地勢選的太高的話，供水就不方便。但是你又不能選的離水太近的地方。就是說北京選的那個地方，地勢比較高的地方，能夠避免洪水，但又靠水比較近的地方，這是選址的時候最基本的原則。

大家幾年以前看過比較多的報道，鄱陽湖一到冬天了，旱季，湖底就朝天了，一片草原。又能開車，又能幹什麽的。一到汛期的時候，這裏又被淹沒了，洪水又來了。你不會選這個地方去建一個什麽經濟特區吧。

雄安新區的選址就選在了白洋澱旁邊，認為是華北的一顆明珠，華北平原上最大的一個淡水湖泊。

記者：我看您在文章中提到雄安新區選址有誤，您為什麽這麽看呢？

王維洛：當時大家都不太知道，因為2017年4月1日的時候，當時中國的媒體公布了一個訊息說，習近平考察了雄安新區，中共中央做出決定要在這裏建立一個新區。雄安新區第一步的用地是200平方公裏，未來再發展到1000平方公裏，再未來發展到2000平方公裏。按照中國的城市規劃的用地需求，大概是這麽一個概念，一平方公理土地安置一萬人，一百平方公裏的土地就要安置一百萬人。雄安新區第一期的規模是一百萬人，雄安新區的二期規模是一千萬人，雄安新區的遠期規模是兩千萬人。

白洋澱是在華北平原最低窪的地區，地質上我們稱華北平原這一塊地方叫華北凹陷，它是個塌下去的地方，有很多斷裂。它的上麵是覆蓋著是黃河的衝擊層，因為黃河有一段時間，不是按照現在的河道走的，黃河是從天津這裏入海的，所以它上麵蓋的是一層黃河淤積的泥沙，是整個華北平原最低的地方，就是說洪水一來的時候，現在他們所規劃的這些雄安新區都在長年洪水位以下，我們就不要說最大洪水，如果要把雄安新區的土地填高，不在洪水位以下，起碼要填高3米到4米的土。

記者：做決定之前是不是應該做相關地質考察？

王維洛：他先作決定後做調查。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就決定開發雄安新區，2017年六月份才開始地質調查的，

記者：先做決定後考察是不是違反常規呢？

王維洛：誰敢說這個問題？習近平說了，這個國家大事，千年大計。有人當時說了雄安新區決定一出來的時候是4月1日。4月1日在國外是愚人節，愚人節是你開什麽玩笑都可以的，是不能當真的，開玩笑的這一天。所以很多人都認為這是一個開玩笑的事情。

後來人家就說這個決定到底是誰做的？所有的人都沒想到這個決定是習近平做的，都認為這個是徐匡迪做的，因為習近平帶著中央一批人去考察雄安新區的時候，有一張照片，他左後方是張高麗，他的右後方站著一個人，這個人帶的鴨舌帽，帶著一付墨鏡，大家都不太孰悉，後來有人說這個人是一個很神秘的人，是原來的上海市的市長叫徐匡迪。人家說是他出的主意，特別是在他出麵給大家講解為什麽選在雄安做開發新區？他首先又講一套風水，說雄安這個名字，又是什麽平王鎮，大王鎮，說習近平要做大王雄霸天下，他能解釋到這裏，是從這個地方原來的名字出來的。第二個他就畫了一個軸，說是有一個南北向的軸，120公裏長，從北京的一個寺廟一直畫到雄安正好是一個垂直發展軸。

記者：怎麽理解發展軸？

王維洛：發展軸這個概念是在城市規劃中的一個手段。比如說，北京的紫禁城，從北邊的鼓樓到南邊的天壇是一個中軸線，中間筆直的穿過天安門，所以兩邊基本上成對稱的。後來就不倫不類的在這個中軸線上建了一個人民英雄紀念碑，兩邊蓋了人民大會堂，這是1958年做的。後來又在中間豎了毛澤東的遺體紀念堂。他這個東西整個已經破壞了中軸線的立意了。中軸線其實是一種陽的東西，一個朝上的，這個中軸線總是一個方正的，莊嚴威武的東西，一個欣欣向榮的東西。最後來個遺體紀念堂，所以中國有很多人呼籲，你必須把遺體給搬出去，你得把這個紀念堂給拆了。後來到了開亞運會的時候，中軸線又向北移了。到了2008年的時候，這個中軸線又繼續向北移，移到北邊去了。

那麽就算這個中軸，城市規劃中的一個手段，也經常被利用的，大的大型建築或者一個區域都有。北京的中軸線已經是世界上最長的城市規劃的中軸線了，再長就沒有了。不能像徐匡迪說的，從北京一個最老的寺廟到雄安新區畫一條中軸線，120公裏長的一條中軸線。要像他這麽說下去，你在地圖上隨便畫條中軸線，都是中軸線了，不可能在120公裏的範圍裏都進行規劃。當時他就是胡扯蛋，把這雄安什麽霸王這些都扯在一起，純粹是這種胡扯蛋。

記者：既然雄安新區有這麽多問題，那為什麽還要選這塊地？

王維洛：這塊地沒有什麽人，因為水老淹，他認為那個地方密度最小，所以他開發的成本最低，但他沒想到這是在一個長年洪水線以下。

記者：您剛剛也提到，古人選址時都是要考慮這些因素，對中國人來講，這是不是一個最基本的考量，也就是常識問題？

王維洛：中國領導人做決策違反常識的就很多。隻要一個製度它不是公開的，不是一個透明的，不是大家都可以批判的，他就很容易犯這樣的最簡單的錯誤。如果你是一個公開的話，大家都能說，就像那個小孩子說一樣，皇帝沒穿衣服，皇帝肯定一下子就穿衣服。但是所有的人都不敢說話的時候，這個社會是向前進步？還是向後倒退呢？它老說西方社會亂七八糟，吵吵鬧鬧的，選舉的時候你罵我我罵你，就因為有這樣的機製，所以他就避免了很多最簡單的錯誤。

我們再回到1963年的時候，在這塊土地上曾經發生一次大的洪水，但中國沒有報過。後來因為三峽工程論證的時候，人家就報出來了1975年的時候，河南的水庫潰壩，潰了62座壩，死了24萬人的悲慘的慘劇，世界上最大的災難。

記者：我看到過報道，叫板橋事件。

王維洛：但你不知道海河事件。海河事件潰了2百多座水庫，那個時候這個雄安新區完全都在水下，1963年的時候。當時沒有報死了多少人，後來有人說死了5千人，那肯定是一個被壓縮的數字。中國老百姓還真不知道1963年在華北平原上，有2百多座水庫同時潰壩，死人不知道有多少？反正知道雄安新區現在所在的地方是一片汪洋。

當時有兩個暴雨中心，一個暴雨中心在河北邯鄲市的西邊。第二個在現在的雄安新區西邊70公裏的地方。根據中國的暴雨記錄，當時1963年的時候出現的暴雨是中國曆史上最大的一次暴雨。到了1975年板橋事件的時候，板橋出現的暴雨又打破了1963年的暴雨。所以1963年的暴雨是在中國大陸曆史上的第二大暴雨記錄。

我們已經講過了北京的西邊是太行山，東邊來的潮濕的氣流遇到了太行山的阻擋，進行抬升的時候，雨都下來了，所以暴雨對這個影響就很大，它的地勢太低窪。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我們前麵隻是談到的地麵層降的問題，我們這裏就不展開說了。華北平原的地麵層降比上海還要厲害。再一個問題，白洋澱這個華北的明珠是一個汙染的湖泊，它的水是不能喝的。為什麽呢？它沒有出水口，它進不了渤海，水不流，幾乎是一個死的。

可以這麽說，雄安新區的選址就是一個錯誤的決策。照你話說，就是一個沒有常識的決策。這就是為什麽雄安新區發展不起來。正好做雄安新區規劃的都是我的一些師弟和學生們，他們沒辦法，怎麽做呢？你說要在一個洪水區裏頭裏做個東西，你畫上去容易，將來被水淹的時候，這個錢投下去就是血本無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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