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深深的遺憾，萬維的巴山老狼再一次放狂言咒罵六四學生。更令人遺憾的是，我曾專門發文《應該如何評價六四學生》對他的每一條錯誤言論給與了解釋和批判，他當時並沒有反駁我指出他的每一條錯誤言論，也沒有針對我的每一條批駁提出答辯或自辯理由，隻丟下一句“你不同意老狼的觀點，老狼也不想多言，隻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可是事後老狼卻一而再，再而三地反複發表六四學生是中國民主的千古罪人之論調和文章，他已經在把個人認知當成重要的政治觀點在四處宣揚。 如果巴山老狼是個五毛或維護中共專製的左派，讀者自然知道其言論的根源，但老狼以民主派和右派自居，其反複宣揚這些錯誤觀點，將對那些沒經曆過六四的年輕人有極大的誤導和毒害作用。事實上，老狼反複地宣揚的這些言論已經是說出了五毛和中共左派們最想說的話，已經做到了五毛和中共左派們想做而沒做到的事，已經起到了五毛和中共左派們夢寐以求的抹黑六四學生的效果。 雖然老狼在主觀上也許沒有，但他已經在客觀事實上成了維護中共極權統治的打手和幫凶，成了給中共看家護院的一頭惡狼！
不知是我前述的一篇沒有解釋清楚到位，還是老狼愚鈍到了自己已經站到中國民主的對立麵了還不自知， 我還是覺得有必要再發此篇，詳細解釋為什麽老狼的言論是極端錯誤的， 第一是為了喚醒老狼，第二是為了糾正和挽回其錯誤言論造成的影響和後果，以正視聽。
老狼錯誤言論最核心的是：學生在趙紫陽已經開啟政改後開始絕食，所以是學生的絕食毀了趙紫陽，毀了中國的民主進程，學生是中國民主的罪人。
我是六四的前半場的見證人（到戒嚴開始後不久為止），我雖然沒有參加學生領袖的閉門會議，也沒有加入絕食隊伍，但我和絕食學生聊過，也聽過學生領袖的演講，更目睹過了現場的局勢是如何一步步演變的， 我想，比起老狼我還是更有發言權來談談絕食前後圍繞著趙紫陽和改革派，學生們和背後的民主人士，鄧和元老們都發生了什麽，以及這三組人是如何按自己的認知行事（因沒有溝通渠道和缺乏互信）並導致事態如何走入僵局。 至於如何從僵局變成屠殺，我在前述一文中已經分析過（基本上是鄧一人的原因），此文不再重述。
1. 從趙紫陽和改革派的角度看：趙紫陽（也包括胡耀邦）內心是比較認同普世價值的，但是趙也認同鄧的要堅持黨的一元化領導，在政體上不搞三權分立（注：趙是在六四後被軟禁期間才慢慢認識到中國的政改和民主要走憲政和議會民主之路）。 趙當時是有心在政改中加入一定的民主因素，在社會治理中引入一定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因素的， 同時趙心裏也很清楚鄧和元老們是不接受民主自由這些理念的，胡耀邦因傾向於86民主學運而被鄧和元老們打下台就是明明白白擺在眼前的先例。 趙4月30日從朝鮮回來後發現鄧在他離開期間搞了426社論的反革命動亂定性，心裏就更明白鄧這一次也是絕不會接受學生的任何關於民主自由之訴求的，而反貪反腐的訴求，由於鄧樸方成為主要靶子，鄧就更不可能接受了。 但趙從朝鮮回來後的一係列動作卻很耐人尋味，比如5月1日下午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內容見附錄2）中就屢次提到要搞以民主自由為內容的政改，5月3日趙發表了五四運動七十周年講話時，肯定了學生是愛國的，表示要在民主和法製的軌道上解決學運問題，這等於是在否定426社論。5月4日見亞行代表時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學生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這些話也是在和426社論唱反調。 又如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主管文宣的胡啟立、芮杏文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控製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導，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還說，“麵對國內人心所向，麵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隻能因勢利導”。根據趙的指示，胡啟立和芮杏文於5月11日至13日前往各新聞單位召開記者對話會，胡在《中國青年報》的對話會上說：“新聞改革是政治體製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胡還承諾：中央將立即開始起草關於新聞體製改革的決定之工作。 趙和手下改革派的這些言論和行為，確實給各級政府機關和群眾一個感覺，好像嶄新的帶民主的政治體製改革就要來了。 但實際上，趙和手下人的這些言論都是一種自我造勢（沒有常委會決議和鄧的認可）。 由於中央官方一直保持著426社論的定性，北京幾個大學在部分學生返校後被校方登記和談話也說明了體製內至少各級黨委還停留在426社論的動亂定性思維裏。5月8日的常委會上趙又專門提出反腐和政改的各項措施（由鮑彤的政改研究室起草的），想推動政改的落實，但最終仍未能形成有關政改的決議（見附錄3）。當時的常委裏，隻有胡啟立是和趙站一起的， 李鵬和姚依林是強硬的保守派，喬石是看鄧眼色的牆頭草，可以說整個常委會就是以鄧為婆婆的小媳婦。 改革派沒有鄧的支持就什麽也幹不了。事實上，趙從朝鮮回來後曾於5月3日要求見鄧被其秘書擋駕，直到13日為了安排會見戈爾巴喬夫之事才見到鄧，見鄧後提起的政改方案還被鄧以耳聾為由給搪塞過去了。這足以說明趙想要的那個政改並不被鄧認可。 這也是為什麽趙在5月16日見戈爾巴喬夫時說“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作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誌掌舵”這句話的大背景。這等於變相公告大家：今天的局麵全都是因為鄧既不認同六四學運，也不認同趙主推的政改所造成的。 趙這麽說也許隻是想給鄧一些壓力，卻沒想到他這個言論使得局勢瞬間轉折，鄧從不表態立刻倒向強硬保守派，在第二天5月17日常委會上（在鄧家召開）不顧趙的反對鄧就堅持決定要戒嚴。至此，趙和鄧以然決裂了。局勢也進入了僵局。
分析評說：
第一，我曾多次要老狼拿出證據證明他自己聲稱的：“中共執政七十年唯一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一致決定的政治體製改革“（他還說是得到鄧認可的），具體是何時何地召開的，會議記錄和決議內容何在。。。可老狼都沒回應，也沒拿出證據。
事實上，在趙去朝鮮的前後分別於4月18日（為確定胡耀邦追悼會）和5月1日（為預防五四大遊行，見附錄2），以及5月8日（為討論如何平息學運，見附錄3）召開的常委會上都沒有能夠做出關於政治體製改革的決議，這些常委會鄧也都沒有出席，自然也談不上“得到鄧認可的政改”。 反倒是5月1日和8日的常委會上趙和李鵬姚依林之間有針鋒相對的對抗，常委會連決議也沒有形成（見附錄2和連接：https://www.*****/2007/0305/32854.html）。
趙直到5月13日才得以第一次見到鄧（從朝回來後），趙和楊尚昆一起去見鄧談關於會見戈氏一事時抓住機會把自己關於政改的想法匯報給鄧， 鄧當麵說讚成，還說“要抓住這個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 可是當趙離去後，鄧居然對楊尚昆說“我耳朵聾，他（指趙）說的什麽我都不知道”。 這一點被鮑彤當作“鄧於六四故意陷害趙”論點的一個論據。 結論：趙從朝鮮回來後的一係列推動政改的言論都不是來自於常委會決議，也沒有得到過鄧的認可。所謂趙在學生絕食前已經開啟了政治體製改革隻是個假象！
第二，趙從朝鮮回來後多次對身邊秘書和改革派說426社論定性錯了（見附錄1），甚至於5月16日，17日常委會上對鄧提出要推翻或重新定義426社論。 他明知426社論是鄧和強硬派堅持不能動的底線，卻一味要推翻，明顯是要和鄧與保守派對著幹。 他在5月3日發表否定426社論並支持學生的言論，以及之後的一係列看上去貌似要推動新聞自由的動作，不僅沒有常委會決議，甚至也沒有請示過鄧，完全是自作主張的做法，這也顯示了趙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決心。趙明知道他的這些做法是肯定得不到鄧和常委會認同的，也知道胡耀邦為此犧牲過了，卻冒險堅持做這些的原因何在？ 我個人認為是：趙明知這些民主自由的東西在正常時候的要加到鄧認同的按部就班之政改中是不可能的，但趙看到提出民主自由訴求的六四學運是如此受廣大群眾的支持，就認為六四是推動含有民主自由內容的政改之機會，可能有機會迫使鄧接受這樣的政改。而趙敢於冒這個險是預判鄧為了保改革將不得不保他（當時鄧在改革上已離不開趙了，因黨內高層幾乎全是保守派）。 可惜趙的這個預判是錯的，如果說鄧故意支走趙後搞426社論是想保趙，那也是以趙不反對426社論為前提的。在趙5月1日以來的一係列反426社論的言論和動作之後，鄧基本上就放棄趙了， 鄧保持不表態，是在等待動手機會。 當趙對戈爾巴喬夫說了那些話後，鄧就立刻撕破臉動手了。趙為什麽對戈氏說那些話呢？我的猜測是：趙眼見自己硬推的政改推不動，而13日鄧在背後否定趙的政改方案一事，楊尚昆一定告訴趙了，趙為了給之前自己的政改言論和動作找到輿論支持，也為了給相信他政改的民眾一個交代，才決定把鄧綁架到自己推動的政改裏來，把鄧推到了學運的前台，等於把群眾要求政治改革的壓力施加給了鄧。 總之，趙和改革派在與鄧和保守派之間的博弈中過於樂觀並且賭了一把，結果賭輸了，這決定了即使沒有學生絕食，趙也必定會下台，區別隻是早晚而已。 http://www.hjclub.info/showJournal.php?id=361
第三，趙在5月17號常委會後就基本失去權力了，雖然還是名義上的總書記，但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無法做能影響局勢的任何決策了，這是他於19日前往廣場勸學生做出自己最後姿態的原因，也是告訴大家：趙已經失去權力，日後的鎮壓已經與趙無關了。 趙選擇和鄧與保守派決裂應該是他在當初決定支持學生反對426社論時就做好準備的。趙在看到六四學運是如此受到廣大群眾支持後就決定賭這一局了，但是趙沒認識到底層群眾反對的隻是官倒和腐敗，民主自由等訴求隻局限於學生和知識分子。可以說當時中國社會還沒有真正的接受和支持民主自由的堅實社會基礎！ 解放軍的軍官和士兵選擇聽命於向人民開槍而不是像蘇聯紅軍那樣選擇與人民站在一邊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另外趙不是個政治家，也沒有政治家的韜略，更不懂得中共政治裏的厚黑手段，也沒有認識到鄧這個自己的最大支持者是會輕易拋棄自己的。趙的悲劇是他個人的悲劇，與中國民主進程關係不大，趙注定無法和中共以鄧為首的老人幫對抗並為中國民主帶來希望。那些說“如果趙不倒台中國就會有民主”的人完全是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太淺薄， 也對中共的本質認識不清。
2. 從學生和背後民運人士角度看： 關於學生是如何以及為什麽絕食的，我有過近距離觀察包括與學生們的交流， 網上總結的也不少，下麵的三個原因是我的看法，僅供參考。 第一個原因：在趙發表五四講話並且和學生自治會的代表團開始對話以後，相當一部分學生已經開始陸續回校複課了，但很多的學生回校後都被學校保衛處登記和約談，這造成了被秋後算賬的恐懼在學生中蔓延。學生領袖們首先開始分化， 高自聯的學生領袖不滿由代表團控製局麵並擔心自己無法參與對話而被日後清算，柴玲等人傾向於用更激進的方式來主導學運，並以此要求當局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以免被秋後算賬。 第二個原因，學生預計15日戈爾巴喬夫的來訪後必定要在廣場（大會堂前）舉行歡迎儀式，這樣就可以絕食占領廣場為籌碼來逼當局盡快修改426社論的定性，這個想法也許現在看可笑，但在當時的大好形勢下看上去的確是可行的，因為絕食之前從官方言論到新聞都是否定426社論的調子（都是趙給大家帶來的假象）。第三個原因，有部分學生領袖和民運人士以西單民主牆運動被騙為由，懷疑當局的對話的誠意，認為當局又是故伎重演，哄騙大家回去後再來一個一個地清算，他們認為這次運動如果在沒有取得確實成果的前提下就散掉，必然會和曆次民主運動一樣論為失敗的無功而返。 這三個原因合起來成功地組成了幾百人的絕食敢死隊並於13日開始了絕食，而絕食也確實引起了群眾和媒體的巨大關注。遺憾的是，我沒聽到有哪個學生領袖談起過如果絕食後當局不妥協如何收場，當然不排除在領袖們的閉門會議上有過討論，隻是不想說給學生而已，我無從得知。
分析評說：
首先要說的是我並不讚成絕食，這是因為我（當時）已經認識到中國民主之路還很遙遠，不可能通過這次學運的堅持就能帶給中國民主， 我也不認為當局會屈服於絕食並改變426社論。 盡管我當時並沒有後來在網上看到的那些信息，我也能大概看清趙的一係列努力背後很多值得疑慮的地方，當時的形勢明顯是改革派處於弱勢，特別是鄧的沉默讓我覺得看到的大好形勢多是迷惑人的“假象”。 我認為學生的策略應該就坡下驢，從長計議民主運動，一步步慢慢擴大和鞏固已有成果。 但是，我知道我是無法控製學生（連知名的眾多民運人士都做不到）， 我也沒有嚐試做什麽去阻止學生絕食。 事實上，我蠻能理解學生采取絕食繼續六四學運的決定，畢竟他們當事人才是被秋後算賬的對象，我覺得我這個旁觀的懦夫沒資格勸說學生什麽。 我盡管也預料到這場絕食的結局是失敗，但想下來最壞也不過是78年四五運動那樣的大棒清場，特別是看到這次學運得到如此廣泛的群眾支持，更覺得任何武力的悲慘結局的可能都是零。
不說在學生角度看，就算站在我這個旁觀者角度看，絕食和不絕食的分別僅僅是給這場運動的結尾抹上了一點悲壯的色彩，現在就散去和絕食後被清場散去並沒有任何本質上的區別，更談不上對中國民主進程有什麽影響。 可以說真正能影響中國民主進程的是鄧而不是趙或學生。 我當時的分析是（在不知後來在網上看到的那些內鬥信息下）：即使沒有絕食，趙就如胡耀邦為86學運下台一樣為本次學運下台的可能性也有90%，就算趙能保住總書記的可能有10%，其改革派手下也肯定要為本次學運背鍋下台，那時趙的常委會就更是由鄧掌控的小媳婦，任何政改的議程都將完全由鄧和老人幫說了算。
3. 從鄧和元老們的角度看： 鄧在4月15日學運一開始就對六四學運抱有敵對情緒和態度，這是因為學運是借懷念胡耀邦而發起的，而胡是被以鄧為首的老人幫趕下台的，當時風傳胡耀邦是被老人幫給氣死的。 更讓鄧對六四學運抵觸的是學生們的反官倒反腐敗訴求，因為鄧樸方是當時最大的官倒。 4月22日趙問鄧是否照常訪問朝鮮，鄧說：“你照常去，回來後我就把軍委主席交給你“。 可趙23日一走， 鄧於25日就召集李鵬搞了426社論， 這是因為鄧明知趙不會同意給學生動亂的定性， 但又不願意打倒趙，所以把趙支走後搞社論，等於是把生米煮成熟飯，讓趙硬吃下這個學生動亂的定性來做善後，從而保住自己的兒子。 鄧萬萬沒想到，趙從朝鮮回來後，不但不接受426社論的定性，還站到了學生一邊。 5月1日常委會中趙的講話和趙在3日間接否定社論的講話都使得鄧從內心疏遠了趙，也不再信任趙了， 這是鄧讓秘書回絕了趙的求見的根本原因。 鄧沒有阻攔趙在民主性政改的言論和動作僅僅是在觀察看趙的這些言論如何結束這場學運，並為日後倒趙累計證據。 到13日趙和楊尚昆一起來訪時趙提起政改的諸多理念和措施後，鄧當麵虛與委蛇，背後裝聾作啞地否定，正說明了那時的鄧已經決定日後倒趙了。 而趙在16日對戈氏的那番講話等於是撕開了鄧在人民麵前帶的麵紗。 其實自學生發起絕食之後，北京的聲援基本上局限在學生、知識界和新聞界，而趙對戈氏的言論公之於眾後的17、18日兩天，北京爆發了包括黨政機關等社會各界參與的百萬人大遊行，竟然有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機關工作人員組成的遊行隊伍，舉著“要廉政不要‘簾政’”的標語，街頭巷尾都在說“老佛爺”垂簾聽政，大家也都知道了政改的阻力不僅來自老人幫還來自鄧小平。。。正是從“小平你好”到“老佛爺垂簾”這樣的民意逆轉促成了鄧為了自保（和保兒子）而快速地倒向強硬保守派並立刻拋棄了趙。 5月17日鄧小平在家中召集政治局常委五人和國家主席開會。鄧不顧趙的反對堅持決定軍隊進京實施戒嚴。趙立刻簽發了辭職信， 雖然由於楊尚昆的勸阻，趙於18日收回了辭職信，但趙仍寫信給鄧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 至此，鄧和趙的關係已成水火。
分析評說：
鄧沒有留下關於六四的回憶錄，我們隻能從鄧的所作所為來分析鄧對六四學生和趙的觀點和演變。 鄧在六四學運的早期就急匆匆地給學生定下動亂的性質，明顯是不想讓學運波及他兒子，這個定性足可以確保鄧樸方不被追究。雖說當時參與官倒和腐敗的太子黨眾多，但鄧樸方是最大，最富的一個，如學生的訴求被黨內的趙和改革派接納，鄧樸方絕對脫不開幹係。 令鄧意外的是這次的學生如此強硬，而得到的群眾支持是如此的廣泛，搞得鄧不知如何收場，所以當趙從朝鮮回來後用柔性手法甚至迎合學生訴求否定社論的言論來平息學運時，鄧保持了沉默。 5月13日鄧既保持了不和趙撕破臉又否定了趙的政改，還是想讓趙在前台，自己在後台來控製局麵， 希望最終既能保住兒子，又能保住自己的改革總設計師和領導者的地位。 然而趙在16日對戈氏的講話一下子把鄧放到了廣大群眾的對立麵， 鄧眼看不僅保不住兒子，連自己都處於改革派和保守派兩麵夾擊的地步， 這才決定暫時擱置改革倒向保守派並動用自己手上唯一的利器---軍隊來挽回敗局。使用武力對付學生是一石二鳥的方略， 為了確保自己在倒向左派後還能當老大， 鄧必須做到比所有左派更左， 此乃一鳥。 對“動亂”的學生大開殺戒，可以同時威懾左右兩派，還不會動搖共產黨的根基（中共的根基是底層農民和工人）， 更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改革開放以來屢禁不絕的民主學運問題， 此乃二鳥。 鄧其實和毛是一路貨，都是隻認成王敗寇的征服者， 唯一區別僅僅鄧是個實用主義者， 人道和道義，民主和自由這些東西從來都不在鄧的字典裏。 那些相信毛鄧會給中國帶來民主的人最後都吃了毛鄧的槍子。
最後總結一下，很明顯的結論是：
1. 所謂的趙紫陽開啟政治體製改革，完全是趙自己一人主導的一些言論的動作，這些言論和動作既沒有來自政治局常委會決議，也沒有獲得過鄧的首肯和支持。 換句話說，就算學生沒有絕食，趙的這些言論和動作在學運消退後也必將被鄧和保守派中止和扼殺，無法繼續。 說絕食斷送了中國民主進程根本就沒有任何邏輯可言。
2. 趙自身的這些言論和動作本質都是否定426社論並支持學生的，等於是在和鄧與保守派公開宣戰，甚至在學生絕食後要求中共推翻426社論，這些都決定了無論有沒有絕食，趙都將和胡耀邦一樣被趕下台，而趙對戈氏的講話決定了趙必定被鄧拋棄，雖說絕食的原因之一是戈氏來訪，但趙的那番話卻與絕食沒有任何因果關係。 換句話說，是趙對學運的態度和他借六四學運推行自己的沒有得到中共認同的政改的動作決定了趙的必然下台，就算沒有學生絕食，趙在事後也必然下台。 就算趙和戈氏說的話與絕食有間接一點關聯，也僅僅是決定了趙的立刻下台而不是日後下台， 區別僅是早晚而已。 那些說絕食導致了趙的下台的言論是整個的隻看到表麵，看不到事物本質。
3. 中共的本質和中國當時的社會基礎決定了六四學運注定和86學運，和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四五運動等曆次民主運動一樣不可能成功，中國民主的進程既不是學生，也不是趙紫陽能左右的了。 前麵已經說過，趙的失敗是他個人的失敗，趙對中國社會的認識還不如劉曉波，劉至少能認識到中國的民主要等三百年的“被殖民”後，趙卻以為依靠有看上去眾多支持的學生們就能實現民主的政改。
老狼的言論中如果說絕食導致趙的下台也許還有點聯係（我當時給它10%的關聯度，事後現在看連百分之一都沒有），那說學生絕食斷送了中國民主就是完全的無知和胡說了，絕食和中國民主之間連百萬分之一的關聯度都沒有！
老狼咒罵學生領袖的另一個理由是：學生領袖想成名當民主英雄的個人動機
老狼拿個人動機作為理由來批判學生運動領袖，完全是不懂政治！ 曆史上任何政治運動的出麵領導者都有政治野心的強烈個人動機，這是不容質疑的客觀規律！當然成功的領袖還要有領導能力。
一場政治訴求一致的針對政府的運動中，如果隻從政治覺悟看，可能很多從眾者都比領頭的人高，但是隻有那些有更強烈個人動機的人才會不顧殺頭的危險站出來做領頭人，沒有這些人站出來登高一呼，每個人都擔心危險而當從眾者就不會有什麽政治運動了， 這是基本的政治常識！
陳勝吳廣和李自成正是眾多忍無可忍的普通人中最想當皇帝的那個人，沒有他們不顧掉腦袋地站出來領導從眾者們怎麽會有農民起義？又怎麽會發生改朝換代？ 不懂這個道理是真無知。
不管學生領袖們有什麽樣的個人動機，他們沒有一個人當時就預知他們日後能逃脫中共的清算魔爪。 當時（426社論以後）的形勢是明擺的，中共定性六四學運為反革命動亂後，作為學生領袖日後坐大牢是99.9%的確定無疑的，甚至還有被秘密處死的可能。 就衝這一點，那些還敢於站出來領導運動的學生領袖就已經是這場運動中的英雄了，其他不敢站出來的學生當事人（不管其內心動機有多麽高尚）都沒有資格對這些勇敢的人在道德上說三道四， 他們的領導策略可以被評說，但沒人有資格在道義上指責他們。 更不用說老狼這樣無知的非當事人在事後用惡毒語言攻擊這場民主運動的領袖。
另外，老狼這種言論還涉嫌中國人窩裏鬥的劣根性心態，自己不敢出頭又看不得別人出頭，具有這種心態的國民永遠是一盤散沙， 因為他們缺少American hero的情結和胸懷。 華人在職場上的不團結也與這劣根性有關。
最後，我想大聲呼喊： 老狼，你快醒醒吧！
注： 每個人的觀察角度，內幕信息掌握多少，甚至立場都不盡相同，所以不同人對六四運動的演變會有不同解讀，下麵是鮑彤的解讀：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4353179；http://www.*****/gb/18/5/23/n10420704.htm
這個是趙紫陽自己的解讀：http://www.*****/gb/4/12/1/n734596.htm
這是其他人的解讀：http://www.hjclub.info/showJournal.php?id=361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8124.html
http://www.hjclub.info/showJournal.php?id=361
但不論什麽人的解讀，我沒看到一個人認為是學生的絕食斷送了中國民主的進程，從而得出學生是中國民主的罪人這樣的奇談怪論，老狼是唯一一個。
附錄1：中共中央給趙紫陽定下的三十條罪狀
《在1989年政治動亂中涉及到趙紫陽同誌的有關問題》
（1）4月15日晚，胡啟立、芮杏文同誌向紫陽同誌匯報了胡耀邦同誌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借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紫陽對可能發生的動亂不予重視，認為沒有這個必要。4月16日公安部認為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係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
（2）在胡耀邦同誌治喪期間，動亂現象日益明顯，中央和北京市許多同誌認為事態已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製止事態的發展，但他始終回避對事情的性質進行認真討論。直到4月23日他出訪朝鮮前，中央的同誌再次建議他開一次會，他仍不接受。
（3）4月19日上海《世界經濟導報》和《新觀察》雜誌社聯合召開了追悼胡耀邦同誌的座談會，公然否定反對資**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說反自由化鬥爭不得人心，攻擊中央領導同誌，要挾中央承認錯誤，首先集中地提出了政治動亂的綱領。4月24日，《世界經濟導報》對這次座談會作了詳細報導，並搶先印發，與北京動亂相呼應。4月26日，上海市委責令這期導報停止發行，並決定對報社進行整頓，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趙紫陽訪朝回國後，對這一決定不僅不予支持，反而指責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月2日，他與費孝通等民主黨派幾位負責人談起這件事時，他說，最好雙方體麵下台階，淡化處理，對上海打個招呼，適當讓一點。5月11日，他與江澤民等同誌談及《世界經濟導報》時又說，我不給你們壓力，但我也不管此事，由你們自己處理。如果有人問我，我就說不知道。
（4）5月3日， 趙紫陽同誌在紀念“五四”運動七十周年大會發表講話前，楊尚昆、李鵬、姚依林、李錫銘等同誌認為，當時已經發生和正在發展的這場“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 正是資**階級自由化長期泛濫的惡果。因此一再提出在趙的講話中，應針對動亂製造者提出的政治綱領，加上明確反對資**階級自由化的內容，但遭到趙的拒絕。
《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錯了
（5）4月23日，趙訪朝前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4月30日趙返回北京，鮑彤立即找趙匯報情況，說4．26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4．26社論確有缺點。
（6）5月1日,趙向他的秘書李勇問起學潮的情況,當談到4．27學生遊行時，趙說，這說明學生對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比較難。
（7）5月2日下午，趙紫陽與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雷潔瓊、孫起孟座談學潮問題。當時中央已明確提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方針，趙紫陽本應明確貫徹中央的方針，但會上有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生運動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不但不做思想工作，反而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座談會後，趙對閻明複同誌說，《人民日報》4．26社論定性定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的同誌向小平匯報時，隻是單方麵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如何說服小平同誌，隻要他說一句看來當時把問題看得重了些，這樣就可以在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要閻把他的這個想法告訴楊尚昆同誌，希望尚昆同誌最好和他一起去見鄧小平同誌。 當晚，閻明複同誌見過楊尚昆同誌後告訴趙說，尚昆同誌表示小平同誌對動亂看法是經過反複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8）5月3日上午，趙紫陽與楊尚昆同誌談4．26社論問題。談後趙對他的秘書李勇說，看來改正社論有困難，要慢慢淡化，慢慢轉彎子。
亞行年會講話出台前後
（9）5月4日 上午，趙紫陽口授由鮑彤整理了趙在會見亞行年會代表的講話稿。趙在沒有征求常委任何同誌意見的情況下，當天下午擅自發表了一篇同中央製止動亂方針完全相違 背的講話。當時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動亂，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中央明確指出，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製度。他卻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製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在已有種種事實說明極少數人在利用學潮搞動亂的情況下，他還是說，有人企圖利用學生的行動，當然這是難免的。講話後，趙親自交代新華社記者，他的講話稿要全文照發。這就把他與中央的分歧暴露於世。講話發表後，廣大 幹部、黨員和群眾反映，中央出了兩個聲音，引起了思想混亂。一些高校又宣布罷課，遊行示威的浪潮重新掀起，整個局勢更加惡化。
（10）5月5日上午，趙紫陽同誌約北京大學校長丁石孫、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趙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年會上講話有意減輕份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11）5月5日下午，趙紫陽同誌自行決定去參加民盟中央召開的北京部分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會上有人提出不同意4．26社論，讚成趙在亞行年會講話等意見。在會議結束時，趙說大家講得好，謝謝。對會上發表的意見表示肯定。
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
（12）在動亂局勢更加惡化，有些報刊的宣傳報導出現明顯錯誤傾向的情況下，5月6日上午，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他說，目前新聞自由是一個焦點，前段時間的新聞報導，可以總結一些經驗。前段時間控製得嚴一點，後一段時間放開了一點，對遊行作了報導，看來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說，麵對國內人心所向，麵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隻能因勢利導。這次學潮反映出一個問題，人 民強烈要求改革，擔心改革全麵停頓。5月9日，胡啟立把趙的講話整理成要點，並經趙審定同意，向新聞單位傳達。5月12日，胡啟立、芮杏文同誌在首都新聞單位負責人的對話會上作了傳達。當時，首都新聞單位已有一千多人簽名並上街遊行，有的報紙發表了攻擊黨和政府的文章。傳達這次談話，使宣傳輿論更加失控。《人民日報》等許多新聞單位對遊行、靜坐、絕食等情況進行了大量報導，促使聲援遊行的人越來越多，北京的社會秩序陷於一片混亂。
（13）4月21日和5月2日，趙紫陽同誌先後兩次找杜潤生同誌談學潮問題。此後，杜潤生同誌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10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對大家的建議很讚成，並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幹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提出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
（14）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聽取製止動亂小組的匯報，本應討論如何采取堅決措施製止動亂的問題。但趙紫陽卻著重談了許多所謂反腐敗的意見。5月10日政治局召開會議，趙在會上通報了5月8日常委會情況，提出關於反腐敗和政治體製改革的六條具體措施。這些措施並未經過常委會討論同意。
（15）在兩次會上，幾次討論如何對待非法學生組織問題，趙紫陽同誌說，有些地方學生會不能得到多數擁護，可以改選，不要怕改選中他上台，我下台。
（16）5月9日和10 日，在北京召開了一個當代社會主義研究問題的座談會，會上提出社會主義改革要過好市場關和民主關。對社會主義民主、自由和人權問題，都要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趙紫陽會見了參加座談會同誌並講了話。他說，這次學生遊行鬧事，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製改革的進程。5月12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以《改革要過市場關民主關》作為醒目標題，報導了這次會議新聞。實際上為動亂提供了理論根據，助長了動亂的升級。
（17）5月16日下午，趙紫陽同誌會見戈爾巴喬夫時，一開頭他就說，在重要政治問題上仍要鄧小平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小平同誌通報，向他請教。他還說，這是他第一次公開透露中國黨的這個決定。這個講話發表的第二天，遊行示威的標語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同誌。“打倒鄧小平”、“擁護趙紫陽”等 標語口號，充斥遊行隊伍和天安門廣場。
要求鄧從“四二六”社論退讓
（18）5月16日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趙紫陽同誌提出要向學生承認4．26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曾發到朝鮮，經他批準，由他承擔責任。他反複強調，4．26社論是有問題的，必須有一個說法，如果不走這一步，我們這個棋是走不下去的。這個局麵轉不過來，沒有出路。
（19）5月17日 下午，中央政治局常委再次召開會議，趙紫陽同誌仍然堅持錯誤意見，常委多數同誌堅決反對，認為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後果不堪設想。鄧小平同誌堅決 支持政治局常委多數同誌意見，為了製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一部分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趙卻認為戒嚴將帶來嚴重後果，表示無法執行。
（20）5月17日下午常委會以後，趙紫陽同誌不顧常委會決定，竟然立即提出辭職。他要鮑彤為他起草辭職信，經趙簽名後立即發出。當受到楊尚昆同誌的批評後，趙於次日又收回了辭職信。
（21）5月17日的常委會議，是中央對製止動亂作出重大部署的重要會議。鄧小平同誌特別強調，到會同誌必須嚴肅、嚴格保密。但是趙紫陽同誌會後向鮑彤和秘書張嶽琦說，下午常委會作了決策，我今天在會上受到尖銳批評，我原來主張對4．26社論的提法鬆鬆口，好做工作，但被否定了，常委批評我說，五月四日的講話，把事情鬧大了，我保留了意見。他還對鮑彤說，李鵬同誌在會上批評鮑彤有泄密行為。 鮑彤回到政治體製改革研究室後，立即召開部分人員會議，說有人說他有泄密行為，他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他向少數人泄露了中央常委有 分歧、趙的主張被否決的信息。
（22）5月18日，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信，繼續要求改變4．26社論的定性。信中說，學生答應停止絕食的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4．26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的運動。我反複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作出這個讓步。
讚賞重用嚴家其、陳一谘等人
（23）5月19日淩晨，趙紫陽同誌去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的學生。他告訴學生關於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就透露了黨的最高領導層存在分歧，他可能要下台的消息。
（24）5月19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機關幹部大會，宣布中央關於采取果斷措施堅決製止動亂的決策。開會前，中央政治局常委曾一再動員趙紫陽同誌參加這個大會，但趙拒絕出席，這就暴露了他同黨公開鬧分裂的主張。
（25）5月19日，人大常委黨組向中央政治局常委寫報告請示，鑒於目前的嚴重局麵，建議萬裏同誌中止國外訪問，立即回國。5月21日，胡啟立問趙紫陽同誌，對人大常委黨組的報告如何答複。當時趙已請假休息，他不同主持中央工作並分管外事工作的李鵬同誌商量，就個人同意發電報，要萬裏同誌提前回國。
（26）5月21日上午，趙紫陽對閻明複同誌說，學潮這樣拖下去，曠日持久，結果難以預料，隻有召開人大常委會來緩解。
（27）5月21日，趙紫陽還對他的秘書李勇同誌說，我想還是應該開一次政治局會議，並要鮑彤為他起草一個講話稿。
（28）[編者注︰錄音遺漏]
（29）趙紫陽同誌強調，對文藝作品要少管，少介入。
（30）一些長期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曾經受到趙紫陽的讚賞、重用和包庇，其中嚴家其、陳一谘等人，在這次動亂中成為策劃動亂和組織陰謀活動的重要人物。平息反革命暴亂以後，這些人就潛逃國外，瘋狂地繼續進行反對中國共產黨和社會主義中國的活動。一貫得到趙信任和重用的鮑彤，在宣布戒嚴以後，與陳一谘等人一起攻擊李鵬等黨和國家領導同誌。
————摘自錄音回憶《改革曆程》（趙紫陽 著）
附錄2： 1989年5月1日政治局常委會的過程和內容
五月一日下午，趙紫陽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這是中共一九七八年改革以來在“五一”節召開的第一個常委會議。會議的氣氛比較輕鬆。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有權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楊尚昆、薄一波參加了會議，李鐵映、李錫銘和陳希同以國家教委和北京市黨政負責人的身份列席會議。現根據會議紀錄予以綜述。
趙紫陽在開場白中說，“同誌們辛苦了。對於這次學潮，小平同誌的重要講話和二十四日常委會議的決定我都擁護。同誌們做了大量的工作，前一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今天主要是分析形勢，並商量一下具體部署。”
陳希同代表北京市首先匯報。陳希同說，“這次學潮到現在算是一個低潮。鬧得最凶的是“四．二六社論”發表以後那兩天，這兩天，我們與學生進行了對話，看起來效果不錯。很多學生不鬧了，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這幾天膽戰心驚，生怕被抓。清華大學的幾個非法組織頭頭，已經辭職並宣布不參加遊行。北京大學一個非法組織頭頭已被其父母帶回家，禁止他參加遊行。北師大那個叫吾爾開希的壞學生也嚇得對美聯社記者說，他打算不遠離自己的宿舍，不再多組織活動，生怕自己會被逮捕。看起來，我們的對話和分解政策是有效果的。現在學生們不僅不願進行領導，而且還不願被領導。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開始相互指責對方有野心，甚至指責是團委或學生會的人。一些年齡較大的和同學中受尊重的人，已經怕站到這次學潮的前列，這對化解學潮很有利。”
楊尚昆問：“那麽，五四大規模學生遊行的可能性怎樣？會有多少學生參加遊行？”
陳希同：“五四學生大規模遊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估計會有三四萬人，規模不太可能超過二十七日的遊行。今天上午“高自聯”在北京大學召開中外記者招待會發表九項聲明，並叫囂要發動全國高校學生總罷課就是一種跡象。但是，絕大部份學生已經與這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相疏遠，這些非發學生組織頭頭將慢慢被孤立起來。”
李錫銘：“針對學生將在五四可能舉行的大規模遊行和下一步的學潮動向，市委製定了下一步反對動亂的七條具體對策。明天上午市委市政府將區別對象，分兩攤召開會議。一攤是高校負責人會議，由我和李其炎主持，一攤是各區縣局和總公司負責人會議，由希同和袁立本主持。主要是進一步強調提高對這場政治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的認識，我認為，製造動亂的人不會死心，他們不會就此善罷甘休，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我們要爭取中間群眾，爭取大多數，這是決定這場鬥爭成敗的關鍵。高校要爭取中間群眾。工廠、農村、商店也都要爭取中間群眾。這部份人的工作做好了，就更有利於孤立少數鬧事的人。做好這部份人的工作，關鍵是我們自已的隊伍要堅強、團結，否則，中間群眾難以爭取過來。還要揭露製造動亂的人所采取的手段，比如造謠惑眾等等。同時，堅決抵製非法串聯活動。我們提出對來串聯的人員有關單位要登記姓名、單位、人數和目的。個體勞動者協會對個體戶要進行教育，指出他們給學生捐錢不合適，有錢應捐獻辦教育，不要助長非法活動。為確保亞行會議的順利召開，我們已製定具體保安措施，防止首都出現長沙、西安那樣的打砸搶事件。我們已明確要求各單位直至居民委員會，說服和動員市民對遊行不要圍觀。如果在五四發生學生遊行，市民千萬不要摻合。”
李鐵映：“從全國高校的情況來看，學潮的麵在擴大而不是縮小。但是，各地禁止外地高校學生進行串聯的措施正在起作用。”他引用教委的報告說，“上海、天津、杭州、武漢、西安、哈爾濱、長春、南京、長沙、合肥等十八個城市的高校都發現有外地學生。全國高校所采取的統一措施是，一經發現，由校方保衛部門出麵立即攆走，這個辦法很管用。學潮鬧了半個多月了，對很多學生來說，新鮮感也馬上要過去了。特別是采取對話以後，分化學生的目的已開始逐步見效。我認為，五四全國高校學生大規模的遊行避免不了。五四過後，學潮將慢慢地消退。”
陳希同：“我補充二點關於學生串聯情況。一，北京學生到外地去串聯。從北大成立非法學生組織那天起，就揚言要派人到外地串聯。四月二十三日，北師大的大字報“到全國去”，建議高校聯合會組織宣傳團南下北上，西行東走，發動全國性的抗議活動。在上海、南京、杭州、武漢、西安、長沙、哈爾濱、長春、沈陽、合肥等地的高校都發現有北京的學生在搞串聯活動。據北京團市委反映，目前清華大學有三分之一的學生不在校內，部份高校四分之一的學生不在學校。二，外地學生來京串聯。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天津南開大學等一百多名學生到京，並參加了二十二日的天安門廣場活動。二十九日下午五時十五分，天津大學、南開大學、河北工學院等一千多名學生坐七十八次列車到京，在火車上學生還散發了傳單。三十日，河北大學有四百多名學生來京，華北電力學院和唐山煤炭學院也有部份學生來京，有的學生帶有校旗，據稱是準備五月四日早晨在北師大集合搞遊行。如果局麵沒有大的改觀，學生串聯情況會更加頻繁。”
喬石：“我的看法是，這幾天學生們正處於守勢，他們在積蓄力量，準備打持久戰。我看了一些材料，總覺得學生的情緒平靜不下來。相當多的學生參與了遊行、罷課和張貼大小字報，他們沒能把自己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區分開來，覺得自己反正已經參與了“動亂”，一不做二不休，看政府能把我怎樣？還有一些教師從過去的學潮風波中吸取了經驗教訓，不再輕易表態，一直保持沉默。在這種心態支配下，一些政工幹部和學生幹部有一種留後路的想法，免得日後對這次事件的評價一變而陷於被動。所以，我們應該進一步闡明政策界線，將絕大多數學生從“參與動亂”的思想包袱下解脫出來。”
胡啟立：“學潮拖得時間越久，參與的人會越多。現在新聞界的思想比較亂。學生遊行一開始就把矛頭對準新聞界，說新聞輿論說假話。新聞記者肚子裏就憋著一口氣。最近，上海《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一出，新聞記者和一些知識分子就沉不住氣了。到現在為止，全國新聞界就有四五百名記者以各種形式聲援《導報》和欽本立，有的公開向上海市委提出抗議，要求有錯必糾。這幾天上海高校的形勢就比較緊張。”
趙紫陽打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應該進行認真分析後再決定如何處理。我認為，在這件事情上，上海市委的處理大草率、匆忙了，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方法反而使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當然，我們仍然要支持上海市委已經作出的決定。”
姚依林：“處理學潮應該宜早不宜遲，工作早做早主動。國家每天有多少事務需要處理，而學潮又牽製了我們多少人的精力。再這樣拖下去，對黨對國家對人民都不利。對學生，該強硬的地方就得強硬，一時思想轉不過彎來，也是能夠理解的。總之，不能因為學潮而影響正常的國家機器的運轉，影響人民群眾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秩序。”
薄一波：“千萬要阻止學潮勢態的進一步擴大。現在一些學生已經開始到全國各地串聯，這可不得了嗬！千萬不能重演文化大革命的曆史悲劇。全國上下一定要步調一致，否則就會亂套。不要小看這些學生，這些學生頭腦一發熱，全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麵就要麵簍b很大的衝擊，就會影響改革開放的發展進程。這幾天，一些海外報紙又從他們的臆斷出發，猜測說中國的領導層存在鬥爭，有一份英國報紙說我遲遲才譴責學生，反映了黨內思想混亂。說我們對於如何處理這場危機，也許存在嚴重的內部份歧，學生運動可能發展成為一場深入的權力鬥爭。因此，越是處理這類敏感問題，我們的決策就越是要堅決，態度越是要鮮明。與學生開展對話是爭取時間瓦解和平息學潮的一種好的策略。如果我們能以軟性的方法平息學潮，我們就會得很多的分。”
楊尚昆：“五月份北京有兩個很重要的國際性活動。一個是四日就要在北京舉行的亞洲銀行理事年會。還有一個就是戈爾巴喬夫同誌來訪，實現中蘇關係正常化。因此，能否把這次學潮處理好，是對我們能力的一次考驗，事關我們的國際影響。在當前形勢下，我們通過對話進行疏導，避免激化矛盾的策略有利於問題的解決。團結大多數、孤立一小撮。通過這兩個國際性活動，要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是有能力、有信心通過和平手段平息這次學潮的。”
趙紫陽：“我們要繼續以疏導為主，開展多層次、多渠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並堅決勸導學生盡快複課。我想在後天北京紀念“五四”七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主要講兩個問題，一是必須堅持兩手抓，不能忽視政治領域的工作；二是政治體製改革必須跟上，主要是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製建設必須跟上。我深深感到，時代不同了，社會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民主已經成為世界潮流。當然國際上有一股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逆流，他們也往往打著民主、人權的旗號。在我國，民主的旗幟如果我們黨不高舉，就會被別人奪去。我覺得我們與其被動地走，不如自覺地、主動地走。當然，堅持共產黨領導，不搞西方那種多黨製，這條基本原則絲毫不能動搖。”
楊尚昆打斷：“一黨領導必須能夠解決民主的問題，能夠解決對黨和國家機關內部的、消極的、不健康的，以致某些腐敗現象的有效監督的問題。這樣我們的黨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
趙紫陽：“我們黨必須適應新時代和新情況，學會用民主和法製等等新辦法去解決新的問題。例如，要加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充份發揮人大的作用，加強與完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製和政治協商製度，完善並改造選舉製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監督，用具體法律來保證和規定言論自由，允許經過合法申請和批準的遊行，等等。總之，要使人民切身感受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在社會主義製度下，能夠享受到真正而切實的民主和自由。這樣，社會主義才能增長對人民的吸引力、凝聚力，它的優越性才能更加顯示出來。因此，我們各級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就必須適應在民主和法製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和生活。我們不允許打著民主的旗號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同時，我們在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也不妨礙發揚民主。今後，黨的領導作用的重要方麵，要表現在積極領導人民進行民主和法製建設上，使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為真正的法製國家。”
李鵬：“有的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社會矛盾相當尖銳，黨的地位已經大為削弱的時候去搞政治改革，局麵很難控製。所以，我們當前首先要穩定大局，在穩定大局的前提下再推進政治體製改革。”
胡啟立：”民主政治的建立要與中國的經濟發展同步進行，既不能超前，也不能滯後。當前我們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穩定。當然穩定不是不讓人說話。隻有真正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才能保持社會穩定。反過來，假如政局不穩，甚至連已經取得的成就也會失去。”
薄一波：“的確如此，兩者相輔相成。如果不把政治改革擺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不僅經濟改革中的難題很難解決，社會、政治各種矛盾也會日趨尖銳。我們應當在黨的領導地位相對鞏固的時候，主動地去搞民主建設。當然，當前的頭等大事是如何盡快平息學潮，平息動亂。”
李鵬說：“這場學潮的嚴重程度前所未有，其影響麵和波及程度相當嚴重。一些非法學生組織頭頭正在策劃更大的活動，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取得肆無忌憚地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絕對自由。他們散布了大量謠言，攻擊、汙蔑、謾罵小平同誌等黨和國家領導人，鼓勵成立各種非法組織，並強迫要求黨和政府承認。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什麽改革開放、什麽民主法製、什麽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都將成為泡影，中國將出現一次曆史性的倒退。”
趙紫陽；“的確，這次學潮很嚴重，影響麵很廣。不可否認，在這次學潮中有極少數人混水摸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但學生們提出的擁護憲法推進民主，反對腐敗等口號，是與黨和政府的主張基本相一致的。我的想法和同誌們一樣，盡快使這一已經擴大了的事態盡快平息下來。無論進行什麽樣的改革，前提就是社會穩定。我們這樣一個大國，再也經受不起折騰，所以，我將特別強調穩定對於我們國家的重要。讓全國青年尤其是大學生們明白，穩定對於我們國家的極端重要性。如果把穩定都破壞了，我們就什麽都得不到，隻能得到動亂。”
結束時，趙紫陽補充說，“我的這篇五四講話送審稿已經在大家手裏，請同誌們提出修改意見。”
這次會議強調了：
一，各級幹部要提高對這場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的認識。這場鬥爭由來已久，情況複雜，不要急躁。我們黨有能力解決當前麵簍b的問題，要認真地從政策和策略上、從全局上考慮問題。
二，要認真組織黨團員聯係實際學習《人民日報》社論和政府部門負責人同高校學生的對話，做好思想教育工作，把大家的認識統一到中央的精神上來。生產誤了不行，思想工作放鬆了也不行。現在是最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
三，堅決抵製非法串聯活動。大學生到工廠、農村、中學、商店串聯，要堅決予以反對。他們串聯到哪裏，就應當抵製到哪裏。要勸他們回到學校，好好學習，盡快複課，不要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四，要做好民主黨派人士的工作，多向他們通報有關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對一些非黨人士也要做好工作。
五，“五四”青年節，全國各大專院校要盡可能在本單位組織紀念活動。北京，特別要保證五月四日“亞行會議”在人民大會堂順利召開。
附錄3： 1989年5月8日政治局常委會和5月10日政治局會議
http://biweeklyarchive.hrichina.org/article/8124.html
“五四講話”後，趙紫陽立即布置鮑彤研究如何解決學生的合理要求。5月5日下午，鮑彤召集中央政改研究室的研究人員開會，專門研究此問題。吳偉書中寫道，與會者“都認為，盡快拿出幾條解決群眾不滿的過硬辦法，公之於眾，讓群眾看到我們解決問題的決心，會緩和群眾的情緒，也可以使想把事情鬧大的人失去鬧下去的理由，路子是對的，關鍵要快，要實。”鮑彤將討論中的意見歸納為“六、七條的樣子”。次日上午，討論繼續進行。會後，由高山根據會上的討論意見和鮑彤的歸納，代趙紫陽起草了一份提交政治局的建議稿，總共有七條。
5月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召開會議，趙紫陽在這次會上提出了滿足群眾迫切要求的六點措施，主要就是高山代擬稿中的內容，隻是刪除了“校園民主”一條。第一，建議國務院將對中信、光大、康華和中農信四個公司的審計報告提請6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審議時邀請各界人士旁聽，審計結果通過新聞媒介予以公布。如果人大常委會認為有必要，還可根據憲法規定成立調查委員會進一步調查此事。第二，分批公布中央和國家機關現任正部級以上幹部的身世、經曆，以澄清社會上的各種傳言，並允許新聞界采訪報道以上人員的生活。第三，抓緊製訂並公開現職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生活待遇製度；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生活特殊供應，但75歲以上的老同誌除外。第四，作為一種特例，在最近一段時間內，由國家監察部的人民舉報中心，直接受理涉及省、部級以上幹部親屬問題的舉報；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有關人士，對舉報中心的立案和銷案工作進行監督。第五，《新聞法》的起草工作應抓得更緊，爭取年內將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建議人大常委會將草案全文公布，征求意見。在《新聞法》通過公布之前，黨和政府對新聞的管理尺度應適當放寬，保證新聞機構在憲法規定的原則下進行客觀報道的權力，更好地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第六，鑒於前一段對遊行、示威掌握的偏嚴，建議全國人大考慮製訂統一的《遊行集會法》，使憲法規定的公民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得到保障，同時也使濫用自由的行為得到製裁。
趙紫陽建議，對上述幾條意見，如果大家同意，就請新華社發個通稿，明天在《人民日報》發表。對趙紫陽提出的這些措施，萬裏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接著，喬石表態說，我舉雙手擁護紫陽同誌的意見；李鵬表示，這隻是紫陽的個人意見，政治局還沒有討論；姚依林一言不發；胡啟立則說，我擁護以上各位同誌的意見。由於會議沒有形成一致意見，也沒有進行表決，趙紫陽提出的第二天發統稿的設想，就沒有能夠實現。事後回想，如果5月9日新華社發了這個通稿，八九民運的結局將會大不一樣。
5月９日，萬裏在人大常委會的黨內副委員長會議上，把趙紫陽的六點意見向大家作了介紹。黨內副委員長們一致讚成，表示中央、國務院如不發表這些意見，可用人大常委會的名義發表。李鵬得知這個情況後，急忙打電話給萬裏，說政治局沒有討論這些意見，中央不同意發。他又專門給趙紫陽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常委會議程。
5月10日上午，趙紫陽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了處理當前局勢的四點意見：一、非法學生組織雖不能承認，但學生會改選不可避免；二、新聞開放勢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審計四大公司，並交人大審查；四、取消對領導同誌的特殊供應，75歲以上的老同誌除外。接著萬裏發言，提出人大要組成廉政委員會。據《關鍵時刻——李鵬日記》透露如下：“在這種情況下，我（李鵬）不能不講話了。我說，趙紫陽講的這幾條意見常委都沒有討論過，紫陽講話不能代表常委”。 由於李鵬等人明確表示反對，這次會議仍然沒有對趙紫陽提出的對學生的回應措施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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