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懷於1974年11月29日在301醫院病房去世。
1978年12月22日，彭德懷原秘書綦魁英、警衛參謀景希珍受命護送彭德懷的骨灰乘飛機去北京。 24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為彭德懷和在“文革”中被迫害逝世的陶鑄共同舉行追悼大會。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詞。追悼會結束後，其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第一室。
1981年6月27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決議中說：“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誌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誌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
彭德懷在獄中所寫的材料後來被編輯成《彭德懷自述》一書出版。
1999年12月，彭德懷的侄兒侄女將其伯父骨灰遷出“八寶山革命公墓”，歸葬湖南湘潭烏石故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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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4月18日的《人民日報》引起了彭德懷的注意。這天報紙登載了一則消息，講到國際市場上銷售鎂的情況。於是，他提起筆，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
總理：
前日閱《人民日報》……因而記起去年4月到石棉礦廠（安順場下遊20公裏）考察時，該廠礦渣很好，堆積大渡河兩岸，未曾利用，已流失不少。此種礦渣中含大量鈣鎂，其次是磷，還有其他礦物質。加工後即成鈣鎂磷肥，用於農作物的底肥是很好的。石棉礦渣（礦餘）占95%，年可產四五十萬噸，設備簡單，成本當然是很低的……此事可能被擱置。小事情本不應打擾您，但我不知應告何人，希原諒，順祝您永遠健康。
石穿
1967年4月20日晚
彭德懷以他青年時起的名字署名，肯定是有所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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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被“監護”後，於1967年元旦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次上書毛澤東。信中寫道：
主席：
您命令我去三線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擔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負了您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學院紅衛兵抓到該部駐成都分部。23日轉北京地院東方紅紅衛兵，於27日押解到京，現被關在中央警衛部隊與該紅衛兵共同看押。
向您最後一次敬禮！祝您萬壽無疆！
彭德懷
1967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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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倆訂個協定，我死後，你別造反，行不行？
廬山會議上羅瑞卿、康生等人對彭德懷的批判。羅瑞卿說：”對彭德懷同誌，我也是不放心的。有什麽保證他可以不造反呢？簽字啊？我看簽字也沒有什麽用處，簽字也可以撕掉的。一定要等到毛澤東同誌百年以後才造反哪？不一定！現在毛澤東同誌還在他就造反嘛！這次如果不搞清楚，說不定不等到毛澤東同誌百年以後，他還是要造反的。”康生說：”你（彭德懷）不徹底揭發你野心家、偽君子，你叫我們全黨同誌怎麽相信你不造反？”從羅、康的批判可以看出，大家都擔心彭德懷造反，而毛澤東在這一方麵也深有同感，毛澤東曾開玩笑地對彭德懷說：”老總，我倆訂個協定，我死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毛澤東等對彭德懷有深深地疑忌。
毛澤東曾說：”對於元帥，你如此看待，一個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個在眼下？十個大將更不在話下。”於是毛不無擔憂地對彭德懷說：我死後，有幾個人能製服得你。不但毛澤東這樣看待，全黨其他同誌也有這種想法。後來，聶榮臻在談到與葉劍英同去勸說彭德懷的時候，說到了這件事。
“我66歲，你61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很多同誌有此顧慮”
據浦安修在文革遭受批鬥的”供詞”說：彭德懷與毛澤東的關係一直很緊張。彭德懷常發牢騷說：我老了，主席不喜歡我了，不重視我了，青年人上來了，我不要擋道了。我打倒蔣介石、打倒了帝國主義，平生誌願完成了，可以回家種地了。不喜歡就不喜歡。因此，有時中央首長照相，有毛主席在他就不願去，中央開會在十二點以後他也不願去”。
彭德懷自己在廬山會議也說：”進北京後，跟主席處打過八、九次電話，找不到，麵談機會小，得不到具體幫助。多年養成孤僻性格，無事不登三寶殿。”彭德懷與毛澤東關係的緊張，在上海會議表現得尤為明顯。
毛澤東說：”我這個人是被許多人恨的，特別是彭德懷同誌，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幹恨。我跟彭德懷同誌的政策是這樣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過去跟我兄弟也是這樣。”
而彭德懷說：
“主席戳了我一下，我也要戳他一下，他可以戳我，我為什麽不可以戳他。”
同時，由於彭德懷”脾氣暴躁，批評別人的言辭激烈，常講過頭話，粗魯話”，正如他自己所說：”我彭德懷是高山倒馬桶，臭名遠揚，我這個人是閻王老子開店，鬼都不上門。”因此同上下關係都很緊張，
毛澤東曾對彭德懷說：”你跟人的關係搞不好，十個元帥，除自己外，都對你有意見，工作怎能做好。”黃克誠也這樣評價彭德懷：”他性格剛烈，遇事不能容忍，不大能適應人類社會的複雜性。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以不易和領導及周圍同誌搞好關係。”另外，彭德懷在1958年軍隊反教條主義鬥爭中，主持了對劉伯承、李達、蕭克等一批高級將領的整肅，及其以後對粟裕”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批判，更使彭德懷的人際關係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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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隻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
1959年的廬山會議，毛澤東錯誤地發起了對彭德懷的批判，造成了一個曆史悲劇。彭德懷平反後，所有關於彭的傳記，都把彭塑造為一個剛直不阿的形象，似乎曆史已成定論。毛澤東和彭德懷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戰友，為何最終分手，其中的原因卻少有論述。
1998年，原彭總身邊的工作人員、軍事科學院前院長鄭文翰中將以及王焰、王亞誌、王承光同誌終於打破沉默，出版了《秘書日記裏的彭老總》一書，使我們了解到當年黨內鬥爭的錯綜複雜，也使讀者了解了廬山會議前後毛彭鬥爭的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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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會議上，衝突公開化
在長達幾十年的革命戰爭中，彭德懷一直是毛澤東最為倚重的戰將。新中國成立之初，彭德懷臨危受命，指揮抗美援朝作戰，打敗了現代化的聯合國軍，立下了赫赫戰功。回國之後，他又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現代化建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此時，他與毛澤東的關係卻出現了微妙的變化。俗話說“功高震主”，毛澤東最重視軍隊，但彭德懷在一些重大決策上，對毛請示不夠或不及時，使毛感到彭權重位高，越來越難以駕馭。毛後來批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指的就是這一段時期。
1958年5月6日，毛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講話，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就是針對彭說的。
25日，中共中央八屆五中全會上，毛澤東提議養病幾年的林彪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位居彭之上。彭處於一個尷尬地位，他向中央提出不再擔任國防部長的請求。
6月9日，中央政治局在中南海召開常委會，當年1月在南寧會議上因“反冒進”受到毛嚴厲批評的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職務，彭提出辭去國防部長職務。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後，決定“他們應當繼續擔任現在的工作，沒有必要加以改變”。情況不同的是，周是被迫提出的，彭是主動提出的。這使毛感到彭是在以辭職對他表示不滿。
1959年3月上海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彭再次向毛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
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就在上海會議上，毛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突然話題一轉，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誌，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還說：“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
這種警告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是極為少見的。說明毛對彭的成見已經非常嚴重，彭應該感覺到政治上的危險。但彭卻是莫名其妙，還問別人主席為什麽敲打他。知情人其實看得很清楚。當時任總參謀長的黃克誠大將回憶：“早有一次，主席對彭開玩笑似地說：‘老總，咱們定個協議，我死以後，你別造反，行不行？’可見主席對彭顧忌之深。而彭並未因此稍增警惕，依然我行我素，想說就說。”事實也是如此。
彭在幾次公眾場合，說了針對毛的話。秘書們記載：1956年11月，彭到某部視察，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他說：“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隻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
1959年1月30日他在後勤學院學員畢業大會上講話說：“軀殼都是要死的，人家說萬歲，那是捧的，是個假話。沒有哪個人真正活一萬歲。”這些話都是大實話，但在那個個人崇拜的年代，這些話都是很“犯忌”的。
這些矛盾和成見，兩人一直沒有機會當麵交心，來緩解和消除。到了1959年的廬山會議，終於發展為政治鬥爭。從秘書的記載看，這個事件絕非偶然，更不是毛的一時衝動，其中有多種因素的促成。
1959年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德懷為出席華沙條約國家軍事會議，又一次訪問了蘇聯和華沙條約締約國。
在莫斯科和地拉那，彭德懷與赫魯曉夫和馬利諾夫斯基元帥進行了會晤，
並與科尼夫、蘇闊洛夫斯基、格勒索科、帕裏希寧、戈爾希科夫等蘇軍和華沙條約的軍事將領進行了“誠摯友好”的談話，並先後到波蘭、民主德國、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等國進行了逗留訪問，回國途中還在蒙古人民共和國作了短暫停留，6月13日回到北京。
6月20日卻發生了蘇共中央向中共中央送來了事實上是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信件。
此後不久，中共中央在江西廬山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彭德懷回國不久就參加了這次會議，並向毛澤東提出了批評“大躍進”的意見書。毛澤東對彭德懷的“意見書”極為不快，認為這是彭德懷的“反黨綱領”，
8月，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上，彭德懷作為“反黨集團首領”被批判。9月11豆日，在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再次被批判，並被無端攻擊為“裏通外國”分子。
彭德懷廬山的受挫不是偶然的，毛澤東還在莫斯科訪問時，就明顯感到中蘇對美戰略、戰術方麵存在著明顯的“乖離”，對赫魯曉夫對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誠意也心存疑慮；赫魯曉夫對毛澤東的戰爭觀與“人民戰爭”的想法也深感不安和“嫌惡”，而彭德懷卻反複強調“向蘇軍學習”，並受到蘇方較高的禮遇，這就為彭德懷的未來埋下了陰影。
6月20日蘇聯單方麵撕毀中蘇國防新技術協定的信，無疑是火上加油，使毛澤東對蘇聯更加不滿，毛澤東決心要從政治上、心理上消滅親蘇的土壤，他認為彭德懷就是“親蘇”的土壤，是與蘇聯“內通”的“接點”性人物。加之彭德懷在1958年就對“大躍進”政策表示過懷疑，在武昌會議後不久，彭德懷曾親到烏石、平江調查“大躍進”的情況，並打電報給毛澤東，認為年產一千二百億斤糧食是不可能的，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表示了相當大的懷疑。廬山會議期間又寫了批評“大躍進”的“意見書”，對“大躍進”、“人民公社”提出尖銳批評，認為“大躍進”是狂熱性，是沒有按經濟規律辦事等等，毛澤東認為，彭德懷是有意在向自己挑戰，彭德懷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內通蘇聯”的危險人物。必須加以批判、罷黜。這樣，彭德懷在廬山的受挫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404000.html
6月2日，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離開地拉那飛往莫斯科，在這裏休息三天。6月5日，代表團離開莫斯科，次日飛抵烏蘭巴托。11日，代表團準備乘飛機返國（後因天氣原因，改乘火車）.
1959年5月29日至6月4日赫魯曉夫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
1959年6月13日，彭德懷率領中國軍事友好代表團訪問波蘭等9個社會主義國家回到北京後，
隻過了10多天，彭德懷就去廬山參加中央政治局會議。
1959年的廬山會議實際上是兩次銜接的會議，從7月2日到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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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懷與蘇聯有聯係的懷疑，也並不是空穴來風。因為在
1959年7月14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之後的幾天，蘇聯忽然打破沉默，也向毛澤東“發難”了。 1959年7月21日，蘇聯《真理報》上第一次公開報道了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中國人民公社的看法，赫魯曉夫委婉地批評了中國的人民公社。
毛澤東對此十分不悅，
7月29日，
毛澤東批示把赫魯曉夫的講話印發參加廬山會議的代表們，並說：【請同誌們研究一下，看蘇聯曾經垮台的公社，和我們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個東西，看我們的人民公社究竟會不會垮台；如果要垮台的話，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話，又是因為什麽。不合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為地維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為地解散，也是辦不到的。這是曆史唯物主義的大道理。請同誌們看一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序言。近來攻擊人民公社的人們，就是抬出馬克思這一個科學原則當作法寶，祭起來打我們，你們難道不害怕這個法寶嗎？】
8月1日，
毛澤東又批示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
或許蘇聯公開發表赫魯曉夫的看法，與彭德懷寫信隻是巧合。但這樣的“巧合”，自然會引起人們的懷疑，懷疑彭德懷得到蘇聯的某種暗示，配合蘇聯一起向毛澤東“進攻”。
在1959年批判彭德懷的會議上，隨同彭德懷一起訪問東歐的蕭華上將揭發說：【彭德懷同誌在阿爾巴尼亞講了一段話，說我們的黨，在革命時期最大的危險是右傾。當奪取了政權以後，最大的危險是官僚主義，是左傾。我還懷疑他第二次與赫魯曉夫的談話，他們在一個桌子上，我們在另一個桌子上，沒有大使館的翻譯在場。】
還有人質疑彭德懷說：“他是不是洋人的影響？對他有支持和促進的作用？在他出國期間，恰巧我們的外國朋友對人民公社有意見，這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另據後來揭發彭德懷的材料稱：【彭德懷等人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的行動，與當時的蘇修赫魯曉夫集團是有聯係的。廬山會議之前彭德懷曾率領代表團訪問東歐，赫魯曉夫等蘇修頭目在會見時多次當著他的麵誹謗毛主席、攻擊三麵紅旗。他並不反駁，事後也不匯報。在告別宴會上其又耐人尋味地宣稱：“我回去以後要大幹，這套軍裝不準備穿了。】
【1959年6月下旬，彭德懷與張聞天密談：“去年九月的錯誤情況嚴重，會發生匈牙利事件，要請紅軍來。”】
【1959年6月30日彭德懷與賀龍、張聞天同車往廬山開會時說：“隻要我們一起來，大家一響應，蘇聯一出兵，就成功了。”】
上述揭發材料的可信性，是值得商榷的。但不管怎麽說，盡管彭德懷一再解釋，但始終沒有擺脫“裏通外國”的罪名。在中共八屆八中全會《決議》中這樣寫道：【國內外的敵對勢力一開始就惡毒地攻擊我們黨的總路線，攻擊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最近時期，他們利用我們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的某些暫時性的、局部性的、早已克服了或者正在迅速克服中的缺點，加緊了他們的攻擊。我們黨內的一些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特別是一些具有政治綱領、政治野心的分子，竟然在這樣的重大時機，配合國內外敵對勢力的活動，打著所謂“反對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旗號，發動了對於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猖狂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攻擊的矛頭，是針對著黨中央和黨的領袖毛澤東同誌，針對著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社會主義事業。】
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在講話中，繼續堅持彭德懷有“裏通外國”的罪名。劉少奇說：【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信中所說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不算犯錯誤。問題在於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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