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哪個方麵來看，劉鶴都稱得上經濟學家。由於大器晚成，經過知青，當兵，做工人的漫長經曆，他隻能算是半路出家的理論家。但是，矮子裏麵充高子，勤學苦練，中國沒有幾個理論家可以和他對酒當歌。但是，半路出家的劉鶴同誌任重道遠，能幫助中國度過難關嗎？
路透社透露中國將任命曾在哈佛進修過的經濟學家劉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經濟和金融業。劉鶴可能被分配管理中國整體的經濟政策和金融問題，接替馬凱成為國務院副總理之一。此前，劉鶴在1月16日出席“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會議”時，座位已從主席台下換到主席台上，坐在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右手邊。更有甚者推測劉鶴將要全麵掌管中國的經濟政策和金融。”劉鶴“全麵掌管”後可能與現任總理李克強發生衝突，也許李另有重任或者是保留總理、掛個虛職而已。
要說為什麽劉老師高升？原因是最近中國派出劉鶴出席本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以往通常是總理李克強出席。66歲的劉鶴深得習近平的信任，據說他們青梅竹馬，曾經在北京101中學念書是同學。所以，他在去年10月中共十九大上被提拔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九大躍起的重要能人。
有人把近年中國經濟放慢歸罪於習，其實在胡錦濤執政後期就明顯放緩，進入發展的拐點。原因是中國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已接近飽和。習近平接任覺得事態不對，另辟蹊徑，讓中國經濟進入轉型模式。盡管差強人意，仍保持了6%以上的增速。如果和美國的2.6%相比，中國經濟還是相對不錯的。
中國經濟關鍵是解決中國的債務積壓問題是基礎，權力穩固後將會有更多空間將去槓杆化（減少負債）提上議程。去槓杆化對地方政府來說將會是一個挑戰，因為國人已經習慣於利用易得的信貸來為地方項目提供資金。此外，國有企業也同樣會對這一政策感到緊張。
而一旦信貸收緊，就可能拖慢經濟增長。經濟學人指出，預計明年中共高層還會進一步收緊信貸。針對這一舉措，當局在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等方麵可能會出現調整。金融政策將是未來幾年的重點。遏製金融機構出現風險將會是習當局的優先工作。但政策製定者需要平衡好，防止過度收緊帶來的風險。理財產品和影子銀行的活動是令人關注的兩大領域。
在過去5年裏，李克強的國企改革和經濟自由貿易區的政策讓人失望。一方麵是他也是一個本本主義者，一個理論家。另一方麵，他實際獲得的權利有限，施展不了才華。即使劉鶴接任主管經濟建設。李仍可能繼續主導〝中國製造2025倡議〞，該倡議旨在升級中國的工業價值鏈，畢竟外國公司希望李克強保持一些影響力。
劉鶴是習近平經濟幕僚，出國總是同行。他擔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雙重職務。劉鶴還是《人民日報》 援引的那位就債務風險發出警告的〝權威人士〞。劉鶴擁有自由經濟的傾向，預計黨代會之後，其影響力會增加。
現年66歲的劉鶴是河北昌黎人，生於北京。他在1969年文革中以知識青年身份在吉林省洮南縣插隊，並於1970年入伍服役直至3年後退役。1979年，劉鶴開始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二分校工業經濟係，後留校任教並取得工業經濟碩士學位。上世紀90年代中期，劉鶴遠涉重洋，到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攻讀公共管理碩士學位，主修國際金融和貿易專業。劉鶴在畢業後返回中國國家計委長期規劃和產業政策司繼續任職。所以劉鶴是個喝過洋墨水的經濟才子，是一個科班出身的政治家和經濟學者。
自1987年以來，劉鶴開始從事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個領域：第一，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變化；第二，宏觀經濟理論的研究；第三，公司治理結構和產權製度的研究；第四，新經濟理論和信息產業的研究；近十五年來，劉鶴發表了200篇論文，其中獲得國家一等學術獎的有三篇，其中有一篇獲得國務院領導的表揚。共發表專著四部，包括中國產業政策的理念和實踐、中國經濟高速度的增長、企業管理和質量管理、發展經濟理論的大勢研究。
因此，劉鶴是經濟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在宏觀經濟、中長期發展、新經濟研究和公司治理結構研究，多次代表國家政府參加國際會議，並且獲得好評。
劉鶴有什麽絕招可以解決中國經濟的根本問題？他是一個理論家還是一個實踐派？
劉鶴教授大器晚成，一邊學習，一邊實踐。應該說為中國的經濟建設出謀獻策，作出了相對很大的貢獻。盡管主要是理論上的，但是他的理論和實踐結合緊密，加上哈佛大學的學位，似乎不是水貨。也許他也有時代和個人角度的局限性，但是他積極的思考很有用處，對於通貨膨脹的料理，經濟危機的處理和經濟停滯的辦法，總是恰到好處。
我們不妨查閱劉鶴30多年來140多篇署名文章，尋找他的思想軌跡，以更好地理解中國當前經濟政策來路和去處。下麵引用部分劉鶴30年學術發展軌跡的文章(內容來自於網絡-ZT鳴謝)。文章篇幅較長，請大家耐心閱讀。也可一目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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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貨幣主義在中國沒有基礎：
就如現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學界討論的高頻詞。在上世紀80年代末，“跨越低水平陷阱”是當時經濟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
1988年，36歲的劉鶴和他的同事一起發表了《我國產業政策研究的回顧和深化》，他是第二作者，這是在中國知網可以查到他最早的文章。因為上山下鄉(僅僅一年)、參軍(38軍)和在無線電廠當工人耽擱了十年，他再次參加工作年齡已經很大了(我也差不多)。
當時，中國的改革開放已進行了十年，農村實行承包製，城市向工廠放權搞活，財政實行包幹製，這些放權讓利的改革使中國經濟一下活躍起來。但是，計劃向市場轉軌時期的深層次問題並沒有解決，而宏觀調控體係幾乎是一片空白，再加上政策的搖擺，經濟的波動性很大。
當年3月，價格闖關啟動，物價開始飛漲，CPI從年初的9.4%漲到了年末的27.9%，中國經濟麵臨巨大的通貨膨脹壓力。為什麽會有這麽嚴重的通貨膨脹？是什麽原因造成的？當時，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理論剛剛被引入國內，“一切通貨膨脹都是貨幣現象”，這句話成為當時一部分學習西方的中國經濟學家的信條。
按照這樣的邏輯，控製貨幣就可以了。後來的治理整頓期間也確實采取了這樣的措施，控製信貸，猛踩刹車。但劉鶴不讚成這麽簡單的做法，他的認識更深刻一些。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他直接指出，“貨幣主義的幻象在中國不存在微觀基礎。”
他認為，通貨膨脹的表象雖然是“過多的貨幣追逐過少的產品”，但實質上是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傾斜引起的結構矛盾。在不觸動分配格局和經濟機製的情況下，單純地從總量入手“管住貨幣、砍下投資”，隻能緊了供給、鬆了消費、緊了重點、鬆了一般、 緊了基礎、鬆了加工，最終出現經濟滯脹的結果。
改革開放初期，居民的收入增長很快，每年上升占GDP的3個百分點。劉鶴認為，通貨膨脹除了成本推動，更多的是需求推動，也就是居民收入過快導致對各類商品的需求大增，進而導致物價上漲。
但是，旺盛的消費需求並沒有帶動對上遊基礎工業投資的增加。相反，對基礎產業的投資不斷下滑。1987年，基礎產業的投資占全社會投資的比重卻由1978年的42%下跌到了26.8%，電力緊缺，鐵路運輸能力也嚴重不足。
他說“近幾年來，有關綜合管理部門花了很多時間，仍然難以準確地統計出我國究竟引進了多少條汽車、彩電、冰箱、卷煙等高消費類生產線，為此花費了多少外匯節餘。”
1991年，劉鶴在《管理世界》（雙月刊）發表了《我國產業結構的轉化與出路——需求、生產、就業和貿易的關聯分析》一文，他指出，“由於體製約束和技術約束等因素，供給體係的調整明顯滯後。”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對“供給體係滯後”的分析和2014年和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當前經濟形勢的分析十分相像。傳統產業飽和，但新興消費卻供給不足，中國的供給體係滯後於需求的變化，這導致了居民旺盛的海外購物需求。一度，在海外買馬桶蓋成為熱門話題。因此，改革要從供給體係動手，去產能，補短板，轉型升級，改造中國的供給體係。
1988年末，麵對通貨膨脹，如果僅僅簡單地實行信貸收縮，那麽直接受傷的可能就是本已十分脆弱的基礎產業，因為對這方麵的投資會進一步收縮，基礎產業的供給體係短缺會更嚴重。所以，劉鶴並不同意單純地靠貨幣政策來解決當時的通貨膨脹問題。那麽，該怎麽辦？劉鶴提出，不是要收縮投資，而是要加大對基礎產業的投資。
可是，國家沒有錢，誰來投？劉鶴提出了一個方法：在人民銀行相對獨立的同時，將現有其他金融機構一分為二，一塊轉變為政策金融機構，實施國家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承擔發展基礎產業的職能，另一塊則加快向商業銀行的轉化。這來源於對日本經驗的學習。
在1991年劉鶴再次呼籲成立政策性銀行：在目前和今後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國家財力有限，不可能完全承擔發展基礎產業的全部費用。在這種情況下，需要建立政策性金融機構，引導社會資金流入基礎產業，並相應完善對糧、棉、油、煤炭、石油和交通運輸的補貼、貼息。
這項改革建議得到落實，1994年，國家開發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三大政策性銀行相繼成立。不過，後來國開行發展壯大，不斷進入商業銀行業務領域，引起其他銀行的不滿，並燃起了對政策性銀行定位的爭論，這是後話。
到了1991年劉鶴的結構性分析方法已雛形初現。他在一篇文章中總結道，“我國人均收入提高後引起的產業結構的轉換現象， 從局部出發是無法理解甚至解釋這些現象的，唯有結構性的分析方法能使我們從光怪陸離的現象中解脫出來，抓住主要的發展線索。”
2。 結構性政策由來：
經過1980年下半期經濟學界對產業政策的研究和討論，到1989年，共識基本形成。當年3月，國務院頒布了《關於當前產業政策要點的決定》，這是中國第一份關於產業政策的文件。
方向很清晰，就是要大力發展基礎產業，跨越低水平陷阱。這份文件指出，“集中力量，首先把糧食、棉花、煤炭、電力、交通，特別是鐵路運輸以及市場緊俏的輕紡產品的生產建設搞上去。”
這時候，比劉鶴小四歲的楊偉民也調到了計委產業司，楊偉民也下鄉插過隊。到產業司之前，他是煤炭管理幹部學院的一名教師。那些年，他們一起署名發表了多篇文章，研究產業政策的各種問題，推廣產業政策的調控思路。現在，這樣的組合搬到了中財辦，因此由產業政策發展起來的“結構性政策”得到重視不稀奇。
經濟史有時像是一個輪回。當時提出的口號叫“五年電八年鋼，以電鋼為突破口全麵振興基礎產業”。電力和鋼鐵成為最受重視的產業，現在的“去產能”政策之下，這兩個產業仍然是最受政策關注的，但方向卻完全相反。
電力要發展，首先是火電，這就需要對煤、運輸、發電設備、采煤設備、電力布局和資金、人力、物資進行統一規劃。除火電外，水電超大型項目也在推進。1992年4月3日，七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通過了《關於興建長江三峽工程的決議》。
不可否認，當時的產業政策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大大強化了中國的基礎產業，為後來中國的製造業成長提供了基礎。1988年，中國的發電量隻有5451億千瓦時，但是到了1996年就到了10794億千瓦時，接近翻倍。鋼鐵項目也實現了大幹快上，1990年中國的粗鋼產量隻有6600萬噸，十年之後就接近翻番。
但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當年最需要重點扶持發展的產業，一直高速狂飆了二十多年。2016年，中國發電量突破6萬億千瓦時，是1988年11倍，粗鋼產量8.8億噸，是1990年的13倍。但是，在“四萬億”政策之後，本已過剩的基礎行業產能過剩進一步加劇，首當其衝的是煤、鋼和電。
可是，當初誰會想到現如今的局麵？當產能過剩越來越嚴重時，2015年底，“去產能”從發改委層麵上升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層麵，成為“供給側結構改革”的核心內容之一。時隔將近三十年，針對基礎產業的供給側調節再次啟動，當時是增產能，現在是去產能。
對產能過剩的現實，業界有基本的共識，但對於去產能的手法，卻產生的激烈的爭論。
2016年5月9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當前中國經濟》一文毫不回避這一問題。提問直入主題——有輿論質疑“去產能”是“一刀切”“搞攤派”“計劃經濟老一套”。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進程中，行政手段是否必要？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應當怎麽擺？
權威人士的回答以反問句式答道，“比如，減少對“僵屍企業”的補貼，不靠行政命令、單靠市場行嗎？”權威人士指出，我們的目的是為了更多地減少行政幹預，讓市場機製更多地發揮好決定性作用。但是靠什麽手段能做到這一點？“解鈴還須係鈴人”，減少行政幹預離不開政府自我革命。
2016年底，張維迎炮轟產業政策成為市場關注的焦點，可他是否知曉，中國的產業政策這段發展曆史？
在1989年頒布上述文件後，中國的產業政策也在不斷調整。當時為了支持基礎產業發展，采取了不少扭曲市場公平競爭的做法，如產業間實行差別利率、差別稅率、行政性的價格調整等等。
劉鶴後來在一篇文章中反思了當時的產業政策，“這部產業政策的頒布，對緊縮階段的產業結構調整起到一定導向作用，也確定了國家產業政策在計劃機製中的核心地位。但是，這部產業政策也存在明顯的缺陷：缺乏預見性和層次性，忽視區域差別，對市場機製的作用發揮不夠。”
1999年，劉鶴在一篇文章中指出， “從總體上看，產業政策要為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建立正常的市場秩序，鼓勵研究開發，支持國際企業化從整體上增強中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而服務。”
2000年，他在《中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四個方麵》一文中進一步總結了自己對中國宏觀政策的看法，“回憶中國經濟高速增長20年的軌跡，我們不難發現一個事實，經濟增長的動源總是起源於結構性的失衡狀態，而增長的實現或消失又總是取決於結構性矛盾的緩解或加劇扭曲。因此，結構性政策可以視為中國經濟增長核心的政策。”
不過，此時他的職位發生了變動，從1998年開始，他開始擔任國家信息中心的副主任，這使得他對剛剛興起的互聯網經濟有新的認識。他到信息中心僅三個月，ibm 、NEC、富士通、道•瓊斯、路透社等多家大公司都來和信息中心洽談合作。這使他意識到美國的信息產業十分火熱，當時美國的互聯網科技泡沫正在興起。
那些年他發表文章對信息產業搖旗呐喊。2000年，他就提出了，“網絡是一個全新的社會基礎結構，就像水、空氣、高速公路一樣與大家共存。”他大力鼓吹“新經濟”，認為“目前發生的網絡經濟現象，是一次新的產業革命， 它不僅僅是一個產業部門的發展現象，其影響是全局性、全方位、戰略性和具有深遠曆史意義的。”
但是，當時很多人並不知道互聯網經濟到底是什麽。他批評一些人的麻木不仁，“最危險的是對新事物麻木不仁和熟視無睹的態度。令人擔憂的是，盡管新的網絡經濟席卷而至，我們內部相當多的官員及政治、經濟、科技精英卻置若罔聞，陷入傳統的線性發展階段論，認為一個人均80美元的國家隻能重視勞動密集產業，隻能先工業化後信息化，不具備參與新經濟競爭的基礎和實力 。”但是，這樣的狀況很多年都沒有改變。隨著美國互聯網泡沫的破滅以及他工作崗位的變動，他關於信息產業的文章也逐漸減少。
3。風雲際會：
有意思的是：每十年中國的宏觀經濟就會麵臨新的問題。1980年代末的主要問題是通貨膨脹。但到了1990年代末期，主要問題已經由通貨膨脹變成了通貨緊縮。94年，中國的物價上漲水平曾經高達24.1%，到96年下降到了8.3%，97年隻有0.8%，1998年和1999年連續出現了負增長。經濟增速和物價水平一路下行，如何走出通縮成為當時最迫切的問題。
1998年是經濟形勢異常詭異。劉鶴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反思道，最初中央並沒有意識到亞洲金融危機對經濟影響有那麽嚴重，1998年初，國務院發布了一個新的產業政策，凡是符合產業導向目錄的產品、技術都可以享受進口減免關稅的待遇。這時候中央仍在鼓勵進口，並沒有擔心出口問題。
但是，讓他們意外的是，“十幾天後基本沒人到國家計委跑項目，或者說當時政策的判斷和市場的感覺是不一樣的。市場的感覺是經濟不景氣，但是政策設計者感覺經濟還是呈現高速增長的勢頭。所以，第一個政策判斷並不準確。”
對經濟形勢有了清晰認識之後，繼續放鬆貨幣政策應是不二選項。但是對於是否應繼續降息，經濟學家有分歧。一派認為實際利率過高，應該降。一派認為，在1996至1997年已三次降息之後，中國實際上已經出現流動性陷阱，降息沒用。前一派占了上風。
1998年，央行分別在3月、7月和12月再度三次降息。但市場的反映卻並不那麽熱烈，三次降息的當天，上證綜指三次均下跌。1997年全年，上證綜指下跌了94.65點。
經濟學界意識到，貨幣政策的效應似乎沒那麽明顯，市場的回應也不積極。朱熔基老板提出的目標是保住8%的增速。貨幣政策不足，財政政策加碼。1998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審議了預算調整方案，決定增發1000億元國債，同時配套增加1000億銀行貸款，全部用於基礎設施專項建設資金。通過一係列的積極政策，1998年度過了難關，雖然沒有保住8%，但達到了7.8%。
除了短期問題，當年對於中國長期增長前景，經濟學界出現了較大的分歧。劉鶴堅持中國經濟會有光明的前景，他批評了中國難以突破“20年高速增長的物理極限”的悲觀論調，認為中國在城市化、市場化和國際化三個方麵存在潛力，將會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提供機會。
正是這些爭論和討論，使他意識到，經濟學者之間對經濟形勢應進行嚴肅的討論和交流。於是，他做了一件對中國經濟學界至今仍有巨大影響的事，成立了中國經濟50人論壇。他曾經講述過成立的過程：1998年6月，我和樊綱在木樨地一家小快餐店討論了這個想法，我們之間有強烈的共鳴，決定發起50人論壇的組織工作。這個平台聚集了幾乎所有中國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至今仍對中國經濟決策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1998年那場圍繞中國經濟長期走勢的爭論中，劉鶴的判斷是對的。在加入WTO之後，中國逐漸走出了通縮，開啟了新的高速增長期。2003年，他進入中財辦工作後，除了在公開論壇的講話，他發表的學術文章大幅減少，更多的文章是解讀中央政策。
但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後，他再度活躍起來。在網絡上，劉鶴流傳最廣的一篇文章是《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這篇文章實際上是2010年他帶領團隊做的一個課題，2012年發表在《比較》雜誌，2014年獲得孫冶方經濟學獎。
2007年中國經濟欣欣向榮，樂觀情緒膨脹。劉鶴在一篇文章中寫道，在2007年10月之前，中國經濟繁榮，股市和樓市興旺， 經濟實力迅速增強，有人樂觀地估計，這個勢頭至少將持續20年之長。但是，全球的結構性失衡和矛盾已經積累多年，如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國內消費占比過低等問題越來越突出。
2008年的宏觀形勢與1998年何其相似，年初和年末的政策幾乎都是相反的。2008年初，CPI從7.1%迅速攀升到8.7%，年初的政策還在試圖控製經濟過熱，但到了9月份美國雷曼兄弟破產，中國開始真正感受到危機的衝擊，中國政府迅速調整政策。“立刻將宏觀調控的基調由2008年初的防止經濟過熱和防止通貨膨脹、年中的保增長和控物價調整為全力保增長，並且著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2009年初，劉鶴在一次高層發展論壇上對前一年的政策轉向進行了這樣的分析。
應對巨大的外部危機，中國政府推出了4萬億的刺激計劃，這一計劃帶來的正負麵影響至今仍讓中國的經濟學界爭論不休。作為中財辦的副主任，他在四萬億政策的推出過程中發揮了什麽作用，至今仍難以了解。據《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在金融危機即將橫掃世界的2008年，劉鶴在美國和哈佛大學的一組專家會麵，商討應對之策。這被解讀為他向中國高層介紹金融危機的深度。此後，“4萬億”刺激計劃出台。
2012年初，他再次談到了中國應對危機的做法，“在應對本次國際金融危機過程中，當全球 經濟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的時候，我們中央政府不得不進行大規模的直接幹預，取得了很大成績，也確實還有一些問題。”2014年初，中央提出了對經濟形勢處於“三期疊加”的判斷，其中包括“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4。劉鶴的時代來臨：
2011年，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年會上，劉鶴提交了論壇委托研究的課題報告《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和擴大國內市場》，報告的第三部分為：改革的總體規劃、頂層設計和重點內容。距離十八大還有一年多的時間，“頂層設計”成為了當時的熱詞。他的時代即將到來。
2012年末，十八大結束後，重要人物的首次地方考察選在深圳，劉鶴是考察團中的一員。2013年3月，他正式接任中財辦主任一職，從副職到扶正，經曆整整十年。2013年5月，中國國家領導人對來訪的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的多尼隆說，“這是劉鶴，他對我非常重要。”這讓劉鶴名聲大振。在十八大以前，經濟學界就呼籲重啟改革議程。2013年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承擔了新一輪改革再出發的曆史重任，市場對此熱烈期盼。
當年會議召開前夕，媒體廣泛報道了一份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領銜的其為十八屆三中全會提交改革方案總報告全文，“三位一體改革思路、八個重點改革領域、三個關聯性改革組合”，這被稱為“383”方案，該課題由李偉和劉鶴擔綱。
經濟很快進入了四萬億刺激政策之後的低潮期，企業效益也不斷下滑。到15年，形勢越來越嚴峻。此時此刻，劉鶴開始在沿海多個省份考察，唱響中國經濟前景光明論，並尋找藥方。2015年，劉鶴分別到上海、廣東和浙江調研。除了大力呼籲保護產權、激發企業家精神、大力推進市場取向改革之外，在廣東調研期間，他還提出了“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產能過剩”。當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宏觀政策的核心。
從2015年年中開始，由劉鶴操刀的權威人士曾三次在官方媒體發表談話，表達對中國宏觀經濟走勢的看法，引導市場預期，指出改革方向。最後一次的權威人士發言出現在2016年5月，提出了“我國經濟運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勢”的判斷，並且指出“高杠杆必然帶來高風險，控製不好就會引發係統性金融危機”。
除了頂層設計之外，作為發改委副主任劉鶴也親自部署國企混改。2016年9月，劉鶴主持召開專題會，研究部署國企混改革試點。後來聯通發布混改方案，引起市場震驚。
1978年，當26歲的劉鶴參加高考時，中國剛剛啟動改革開放。2008年，他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30年前我們以驚喜的心情邁進大學，趕上了時代的末班車。那時，他趕上的這趟末班車，而今他成了影響列車行進方向的人。
時代正在發生激烈的變化。在2008年的那次講話中，他說，“我們正處在實踐變化快於理論形成的大變革階段，出乎意料和不知所措的局麵不斷出現，這使得很多理論無法經受住曆史檢驗。”他指出，“有三件事是我們這一代人無法回避的責任”：
—強化社會共識和推動改革開放。未來推進改革需要新的社會共識，既有來自左和右兩個方麵的挑戰，也出現了自滿的“天國”情緒，最多的電視劇是古老帝國的繁榮，但推動改革和這些自滿浮躁情緒格格不入，需要建立真實的危機感和自我批判精神，進入思想解放的精神狀態，推動形成新的改革共識。
—總結曆史經驗和推動理論創新。再認識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扮演的角色和重新定義公共產品，再認識價格機製的重要作用，再認識在全球化條件下戰略性產業政策的功能，再認識外部環境變化和內部發展模式調整之間的互動關係，再認識保護產權、完善激勵機製等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因素的重要作用。
—思考深化改革的導航圖。順利實現轉型的核心問題是，調整儲蓄和消費的失衡狀況以及人力資本和知識的有效積累。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從而加快轉變發展方式，需要有一張明確的改革導航圖。
劉鶴與習近平的淵源可以追述到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劉鶴，現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發改委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會特邀研究員。1952年1月25日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學曆，工商管理碩士(MBA)學位。美國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研究生畢業。長期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工業綜合局、政策研究室、長期規劃室工作，參與曆次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年計劃的製定工作，主持製定若幹國家產業政策。1998年任國家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任國務院信息化工作辦公室副主任，分管電子政務和國際合作工作。2003年3月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分管宏觀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工作。參與總書記在每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的報告起草工作。
國家計委長期工作期間，劉鶴同誌主持製定了11部國家產業政策，其中5部由國務院正式對外頒布。 參與了“八五”計劃、“九五”計劃和“十五”計劃，曾經是國家計委“十五”計劃領導小組成員，國家信息化專項規劃領導小組成員。曾任國家信息中心常務副主任、中國信息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理事長，是國家信息行業的老兵，老兵自有老兵的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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