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召開在即，從各方消息來源來看，似乎習近平將會大幅度改革目前黨的體製。
在此讓我們總結一下中共建國以來的運行體製的變遷，依此對未來可能發生的變化作一個預測。
從1943-45年，中共在延安花了近兩年的時間進行整風，實際上是毛澤東利用這個難得的時機掃除異己，建立個人權威。此時抗日正酣，中共能把包括前線重要將領在內的各方大員招到延安開整整兩年的會，看來戰事不是太吃緊。當時蘇德戰爭已經爆發，蘇聯自顧不暇，中共內部親蘇派的力量大減；日美戰爭也已爆發，日本集中力量用於對美作戰，希望在中國戰場能保持平穩，而毛的昔日恩師汪精衛主政日占區，協調了日共關係；國民黨在正麵戰場失利，統治區域和軍事實力大減，已無力對中共產生威脅。這正是一個開會的好時機。
通過延安整風，以王明為首的，以共產國際為靠山的國際派受到重創並被邊緣化了；以周恩來為首的包括黃埔係，旅歐派和部分國際派的黨內最大派係被降服，代表人物有朱德，陳毅，賀龍等；以劉少奇為首的白區派完全站在毛的一邊，成為毛的中堅盟友，但毛自己也形成了嫡係，包括軍事將領林彪，彭德懷和政工幹部鄧小平，高崗等，這些人都被安排到關鍵崗位上。
延安整風後形成了以毛為核心的領導體製，這個體製的特點是：黨魁決斷製，毛是下最後決心者，可以否決集體作出的任何決定；民主集中製，在黨魁作出決定之前，可以充分討論；黨內允許派別製衡，而黨魁是最後仲裁者。這個體製中，黨魁的地位至高無上，但也有一定的黨內程序和派別合理鬥爭的空間，在實際運行中的效果還是不錯的，特別是在戰爭期間。比如最初在東北主政的是劉少奇係的彭真，毛果斷換上林彪，並不許劉係再插手東北；還有毛授予地位不高但有軍事才能的粟裕以華東戰場最高指揮權，而讓地位較高的陳毅靠邊站。由於毛的最高地位，這樣處理反而避免了矛盾，更有才能的林彪和粟裕對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被暫時貶黜的人也另有任用，最後心服口服。這和蔣介石為了照顧各方麵子，能打的不用，用的不能打，結果造成戰場上諸將明爭暗鬥，內耗不斷，相比之下，延安體製的效率要高得多。
這個體製一直運行到八大，這時毛麵臨了挑戰。建國後國家的工作重心從戰爭轉到了建設，而蘇聯的援助是建國初期最主要的經濟支持點，因此有經濟經驗和留蘇經曆的劉少奇及其派係的地位與日俱增。最重要盟友蘇聯的新領導人赫魯曉夫反對個人崇拜，這引起了了中共黨內很多人的共鳴。而毛的一些政治運作和經濟政策在黨內引起了緊張：毛想利用高崗平衡劉少奇，結果高崗玩的過火引火燒身自殺身亡，毛失去了一個忠誠能幹的助手也引起了劉的心結，偷雞不成蝕把米；毛的激進的大躍進政策疏遠了彭德懷，鄧小平，而反冒進則得罪了周恩來。在八大上，中共集體提出了反個人崇拜的意見，具有個人崇拜色彩的口號也被去除，這標誌著以毛個人集權的延安體製的結束。
毛進行了反抗，但隻使情況更槽：廬山會議清洗了彭德懷，也使毛失去了一大批在革命道路上的忠實崇拜者。到七千人大會上，當劉少奇公開挑戰，提出大躍進及其後的大災荒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時，毛已回天無力。
在其後，中共體製是一種虛君集體領導製，類似於列寧1920年病後蘇俄的體製。毛仍是名義上的領袖，但失去了實際控製力和操作手段。中央實權掌握在以劉鄧周陳等的集體領導手中，劉少奇居於班長位置，但並非核心，領導是基於投票的集體決策機製。這
一時期最大的成就是領導了經濟恢複，隻用了一年時間中國就從餓死幾千萬的大饑荒中走了出來，到64年經濟不但恢複還有了大幅度增長。劉少奇在這個過程中在黨和人民中贏得了極大的威望。此時黨內也有人提出了任期製的方案，主張由劉少奇領導十年，然後鄧小平領導十年，而毛將擔任終身精神領袖。如果曆史果真如此運行，無論對劉毛，還是對中國都是大幸事。
這種安排，對毛這樣自命不凡的人無疑是個莫大汙辱。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無法在體製內推翻這個約束他的集體領導安排，也沒有像斯大林那樣擁有淩駕於黨的秘密警察機構。但毛別出心裁，通過由個人崇拜造成的他的類神地位，發動了文革，由暴民推翻了整個由他親手建立起來，現在卻約束了自己的政權。
文革後到毛逝世期間，中共體製在最高層是毛的絕對獨裁，已經沒有了延安體製下的民主集中和對黨魁的製衡安排。但當毛取得了他所夢寐以求的絕對權力後，他青年時代的自由民主思想又開始懷舊式勃發，開始探索一種文革式民主體製，當然他本人不受這個體製的約束。
斯大林曾稱毛是個“麥琪琳式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並沒有錯。毛青年時期最追崇的英雄是美國國父華盛頓，曾醉心於湖南的民主獨立運動。他早年在江西建政建軍過程中，和延安時期執政中都實施過一些很“民主”的政策，40年代曾寫過一係列盛讚美國民主的文章。中共軍隊裏有一套民主製度，中共軍的官兵關係無論與國軍還是與蘇俄紅軍相比都要好得多。林語堂在“吾國吾民”一書中曾稱“中共將是未來民主中國的中堅”，很多訪問過延安的美國人都對延安的民主，廉潔和朝氣蓬勃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的一些人事實上改變了美國對華政策，在國共內戰時期包括杜魯門總統都認為中共是更符合美國價值觀的一方。國民黨一直認為美國援助不力和強力幹預是導致國民黨失敗的重要原因。
文革後（69-76），從中央到地方政權都實行一種三結合體製：老幹部、造反派，技術官僚。老幹部指文革前從政的結曆過革命的幹部，造反派是文革中崛起的幹部，通常有幾個派別競爭，技術官僚指那些能維持政權和社會正常運行的官員，如管糧，運輸，水電，經濟計劃等。除了中央有國務院和各部委外，省以下地方政權都稱革委會，包括黨委，軍人（軍區領導都是革委會成員）和一幹三結合人員。比如說我所在的杭州市，革委會包括了市委書記，省軍區首長，還有若幹造反派。有個造反派叫翁森鶴，手下有個叫“杭州民兵”的組織，另一個頭頭則有個叫“浙江民兵”的組織。民兵們操自來水管做成的鐵棍，戴工地上用的藤帽，坐著卡車和摩托車在街上巡邏，甚是威風。不同派別的民兵有時會在街上械鬥，還鬧出過人命。搞大了，有時需要軍隊來武裝調停。
監督政府依靠一種叫“大字報”的方法，任何人對官員不滿，都可以貼大字報（當然不能貼毛的大字報）。這對官員當然是一種監督，隻是有時也成了無端人身攻擊的工具，如大字報中很多內容是指某幹部與女下屬關係不正常的，有時是有口難辯。對教育文化科研部門，則常派駐工人士兵入駐，所謂工宣隊軍宣隊，醫院裏常讓大醫院醫生和赤腳醫生角色對調，這些有平等色彩的舉措，由於忽視了有關部門的專業特點，往往引起混亂。
總體上，這個文革式民主體製是不成功的，有點烏托邦色彩。毛希望對他身後也作一個三結合安排，結果他一死就發生內鬥，以華國鋒為首的中間派技術官僚和老幹部集團聯手摧毀了造反派集團。最後以鄧小平為首的老幹部重新掌控了政局，連持中間立場的文革派人員也被清洗出場。
深受文革之苦的鄧一度很傾向於建立一個象美國一樣的民主體製，並意識到中共政權的終身化，派性和機構膨腫等弊病，作了很多的改革。他在各級建立被稱為5套班子的政權結構（黨，政府，人大，政協，公檢法或以後稱政法委），除了黨以外，人大政協參考了美國的眾參院製度，公檢法參考了日本的法律體係，也修訂了比較符合國際慣律的憲法，並盡可能地試圖黨政分家。老幹部逐步用顧問委員會的名義架空打發了，用一些客觀的指標來提撥考核幹部，如學曆，政績等，幹部的任期製也逐漸走上正軌。
鄧在指導方向和國家體製上都對現代中國的發展作了建設性的貢獻，但他至死沒有解決製度改革的死結。在鄧時代，還是人治。美國一個戲子被選上了總統，就可以迅速的實際掌控各種權力，即使他以前沒從過政，沒有人脈。但在中國，即使被任命為總書記，黨政軍還是隻聽命於一個躺在病床上沒有任何頭銜的退休老人，大家認人不認銜。而且，隨著64事件和蘇東事件，鄧被嚇著了，在製度改革中大踏步後退，以前曾想努力去做的如黨政分開，黨內乃至全國民主化的設想被束之高閣，而追求穩定被放在了第一位。
但不管怎麽說，在體製改革方麵。鄧還是有很大的成就的。首先，他使國家體製正規化了；其次，幹部終生製的問題得到了有效解決，在最高層也已經換了三代領導集體了。
鄧和毛在處理黨內鬥爭方麵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政，如果說毛是秦朝的話，鄧就是宋朝。鄧在解決黨內鬥爭問題時，通常采取以利益換取支持的政策，以及類似“刑不上大夫”的姑息措施，在他任上，沒有中央委員以上被判刑的，幹部子弟普遍發財。在他死後，這逐漸助長了腐敗蔓延的趨勢。對幹部選拔製度，為了讓上一代平穩交權，則授予他們較大的選擇接班人的權力，但這也造成新的門閥體製，任人唯親。決策體製則過於強調集體領導，政治局常委會成了公司董事會，每個常委都代表了一方利益，因此決策就成了利益交換台，效率低下人浮於事，如果遇到戰爭之類的事，可能要吃大虧。
江胡兩朝，都是按鄧規前行。經濟發展得很好，問題也非常明顯了。據說波斯王大流士說過，政治體製大致有獨裁，寡頭，民主製度三種，他認為獨裁最好，寡頭最差。而集體領導就是一種寡頭製。前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時代就是集體領導，被認為是導致蘇聯滅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南斯拉夫的鐵托一死，代之以輪流當頭的集體領導製度，十年之內南斯拉夫就壽終正寢了。大概連江胡本人都看的出，再這樣下去，天朝的日子真是屈指可數了。
這樣說來，習的強勢回歸，也代表了全黨的共識。但走向何處，雖然我等匹夫勿庸置喙，但曆史可能會告訴我們一些什麽。如果在前述的幾個裏挑，我會說延安體製是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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