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朝以來至今，中國無疑都是集權專製，而在民國以前，這種專製可以完全歸類於“皇權專製”，就是“君權天授”的“天子”，以原始宗族血緣為紐帶所建立的強權專製體製。至於“君權天授”與“君權神授”的區別，我將在本書的第二個部分《從未有過文明的亞洲和中國》裏去進行論述。而如今，中國的政治體製客觀事實上依然還是專製的，那麽現有這種專製模式並不是完全依賴於原始宗族血緣關係的，而是以宗族血緣和“理想主義”相結合的“黨派專製”。
宗族血緣是生物性質的，以基因傳承本能為基礎的，理想主義則是對未來社會的構想為基礎的。這二者都是缺乏現實主義基礎的，現實主義也就是“此在客觀性”，也就是缺乏對此在當下的客觀認知基礎。文化思想和精神信仰是屬於集體的、族群的，中國社會除了缺乏對屬於集體意誌範疇的精神信仰、文化思想的客觀認知，那麽，這個族群和集體中的個體同樣也是缺乏對於自我的認知的。現實主義的核心就是真相與真實，而真相和真實正是指向未來的真理和正義的，那麽要得到真實和真相，不僅要參照指向未來的真理和正義，而且還要反思過去和曆史，這樣才能得出現實的真實和真相，在此基礎上才能抵達真理和正義，這是一個具有完整的邏輯。而宗族血緣則是停留於原始和曆史的，理想主義則完全指向未來的，兩者都是脫離了真實和真相的現實的。無論是宗族血緣還是理想主義，根本上就缺乏對真理和正義的信仰和遵從，從而也就喪失了抽象的智慧和探索的意誌，同時又缺乏對過去和曆史的深刻反思。過去、現實、未來，構成人類曆史發展的完整邏輯，三者缺一不可，所以如果缺乏對過去的反思那麽就不會有現實的真實和真相，如果缺乏現實的真實和真相就不可能抵達未來的真理和正義，如果沒有對未來真理的信仰和對正義的遵循那麽也不會有對過去曆史的深刻和客觀的反思，同時也不存在進步的動力。我們也可以說宗族血緣就是叢林法則，脫離了真實和真相的理想主義則完全可以說是一種欺騙，由此，中國現實的政治就是叢林法則加傳統文化的虛偽和理想主義的欺騙，就構成了現實政治的真相與真實。
那麽中國的政治恰恰是因為中國的文化並不具備對真理的信仰和對正義的遵循，所以我們至今對曆史也沒有深刻和客觀的反思，從而拒絕現實主義，害怕真實和真相。而真正意義的民主製度則是以真理和正義為終極訴求，以社會的公平公正為基本原則，以生命的自由和平等為出發點而建立的政治體係。這個體係從根本上是超越了原始生物性的血緣關係的，但又並不違背人具有生物性的實質，比如西方的商業和經濟財富的傳承還是基於宗族血緣的，而權力則是歸於大眾靠選舉產生的，根本上政治與權力已經沒有宗族、種族等血緣的痕跡。而中國的政治是則是“紅色”血緣為基礎的，佐以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都是屬於理想主義的範疇，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馬克思加秦始皇”的文化思想根源。
我在上文已經論及，從清末到中共建國初期都是革命主義和理想主義，而後來理想主義就被功利實用主義所替代，這是一種必然，由於理想主義的缺乏對真理的信仰和正義的遵循，失去了智慧和意誌，沒有了真實與真相。當人們失去了真實和真相，那就意味著失去了理性，那麽社會秩序的理性意義也就不複存在，真正意義上的法製也將不複存在，唯有強權暴力勉強維持，但最終也會因為這種秩序根本是違背人性的，是讓人痛苦的，所以必然會遭到顛覆。這個顛覆並非等同於真正的革命性的進步，中國曆朝曆代的顛覆都是起義和造反，這僅是圍繞強權意誌而展開的權力鬥爭的形式。真正的意義的革命，恰恰是因為精神信仰的延伸和發展，人們思想觀念變化的前提下而引發的社會變革，這是推動文明的。而中國的社會改變，僅僅隻是朝代的更迭和權力歸屬的變遷，而精神信仰和思想並沒有任何本質性的改變。直到如今，還是輪回於權力角逐和原始欲望的爭奪。因為權力可以最大限度的滿足當權者的原始欲望，無論是性欲食欲和占有欲，都可以得到最大限度地滿足。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叢林法則，也就是強權意誌，而其思想根源就在於中國文化非黑即白的文化體係的本身就是專製的，缺乏對真理的信仰和對正義的遵循，不具備對平等自由的認知和理念，所以也就沒有公平公正的社會製度的追求。中國非黑即白的陰陽學說，嚴格意義上和辯證法有極為相似的地方，我將在後麵的章節裏去予以論述。
簡而言之，正是這樣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沒有真理與正義，沒有自由和平等的文化思想，導致了中國兩千多年的社會走不出強權意誌所主導的叢林法則。原本靠原始血緣為基礎的皇權君主專製雖然談不上文明，至少在人的生物性層麵還具有一定的客觀性與合理性，而現在原本是建立在理想主義的基礎上的黨派專製，現又淪入了功利與實用主義，極盡虛偽、貪婪、野蠻的實質與境地，這不僅僅隻是不接納人類現代文明的問題，而且是直接反人類現代文明的，直接成為人類現代文明的阻礙與敵對。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社會未來將會遭遇的災難將會是史無前例的，並且在我看來也是無法逃避的一種必然浩劫。
在中國，無論是前期的國民黨還是一貫以來的共產黨，隻要沒有反對黨存在的體製，都是黨派專製，隻要是黨派專製其思想和文化都是來自於強權意誌的結果。雖然都是專製，專製在不同曆史時期，不同條件下會呈現出不同的形式。從國民黨專製到共產黨專製時期，中國的政治基本上都是在集權和極權的二元模式之中輪回。黨派專製的集權，就是由該黨派少數人進行權力分占，而極權則是權力絕對集中在一個人手裏。集權是一個群體的，而極權則完全是個體的，比如建國之前，共產黨基本是集權製，黨政軍權力分別占有，而到文革則發展為極權為毛澤東一個人占有。隨後，毛澤東死後他的極權又被重新分配為新的集權，而到了習近平時期以反腐為名拿下大半常委，權力不斷集中，又開始從集權走向新的極權。
極權的本身就等同於災難，無論是納粹的德國，還是前蘇聯斯大林，還是中國的毛澤東時代，都充分證明權力的絕對集中隻會造成災難，而不可能締造文明。權力越是集中那麽極權現象就會越發嚴重，極權程度越高那麽造成的社會災難就會越是巨大和深遠。正因為專製的根源是因為愚蠢造成，而愚蠢則是因為沒有對真理的信仰和對正義的遵循，也不具備真正的智慧和意誌，所以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道德與法律。極權隻有弱肉強食的強權意誌和叢林法則，隻有你死我活的權力鬥爭，隻有始終圍繞原始和野蠻的欲望而展開的一些列搏殺。所以，集權隻是理想主義的虛構，因為脫離了現實的真實和真相，沒有真理與正義的引領，缺乏理性思想的塑造，是隨時都會幻滅的，也是虛偽的。而集權的最終歸屬，還將回到權力鬥爭的現實和真相中去，直到發展為極權，造成社會大麵積的災難，然後隨之崩潰。
至於極權崩潰之後是否走向文明呢？其實不然，中國經曆了文革，但並沒有象羅馬尼亞那樣走向多黨競選製的民主製度，而是再度回到集權專製。所以，從曆史來看，中國社會經曆的災難遠遠多於西方社會，但一直都處於輪回和原地打轉的狀態，這其中的根源依然在於中國社會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問題。我敢說，如果中國社會族群的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得不到徹底的改變，那麽這樣的災難將會伴隨這個族群直到滅亡那一天，並且他們也不會有絲毫的進步。
社會體製是一個族群集體意誌的體現，絕對不可能是個人意誌的結果，而中國人往往喜歡把曆史功過歸於某一個人，而無法進入更深層次關於文化和信仰的探討。事實上，是精神信仰決定了文化思想，文化思想又塑造這個社會的人格精神以及建立了社會秩序。所以在這種文化思想之中，就隻能造就這樣人格精神，也隻能是這種體製，這就是集體意誌的體現。進而，在這種體製中誰掌握了權力對他個人或許很重要，但對於整個社會其實並不重要，不是張三就是李四，但無論是張三還是李四都逃脫不了激烈的權力鬥爭。權力鬥爭的根本就在於這個體製的人，普遍都是專製思想，都被強權意誌所左右和裹挾。
近年，無論從封鎖互聯網、整頓網絡言論、大肆刪帖封號等言論管控，還是加緊經濟控製、對異見分子的打壓、國際關係的緊張，以及大拆基督教的十字架、抓捕人權律師等等事實來看，充分證明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已經倒向了極權。習近平上台以來，以反腐的名義鬥倒了大批的高官和常委，逐漸獲得了絕對的權力。所以，這些事實充分證明中國社會從集權到極權的發展已經不僅僅隻是停留於理論層麵了，而是從集權到極權正在進行的現實真相。大批的高官倒台，九大常委半數被拿下，這些原本被分占的集權逐漸往一個人手裏集中，逐步進入極權時期。也就是說，隻要中國走入極權，那麽就是中國新一輪災難的開始，這個災難引發的臨界點最終將會表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之上，也就是說當中國的經濟崩潰就是極權的臨界點，也將是中國社會全麵崩潰和災難的大爆發到來。
從集權到極權的二元專製模式，不是因為某一個人主觀意誌所決定的，這個人無論是誰都並不能決定集體意誌的社會體製，僅可能影響到專製的程度與個別事件之上，而根本不可能成為決定或扭轉曆史的必然條件。因為，中國社會的集權和極權的二元模式的根本是因為精神信仰和文化思想所導致的整體性問題和係統性問題，而不是某個人的特殊行為導致的。就中國社會現實來看，恰恰又是處於從集權專製到極權專製的發展趨勢，但集權專製產生的原因是什麽呢？中國的集權專製文化和思想根源又在哪裏呢？又是如何發展和進行的呢？這種發展在現實中又是如何體現的呢?這些問題我將在下一篇文章《權力角逐，欲望與利益》中去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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