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這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給人的感覺是一直在尖銳和激烈地爭吵，到底在吵什麽？
丁院士：問題很簡單，就是今後不同的國家還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柴靜：背後的實質又是什麽？
丁院士：簡單一句話，就是說這個問題是同能源問題連在一起，同你的發展問題連在一起，所以說爭半天，就是我還能排放多少，我還能使用多少能源。
柴靜：您的意思是說，這個排放權意味著未來的發展權利？
丁院士：這個是肯定的了。
柴靜：這個排放權對於普通的國民來說又意味著什麽呢？
丁院士：意味著生活的改善，意味著國家的發展，你的福利能不能夠進一步地增加。也意味著你有沒有工作。
柴靜：這個兩度是怎麽來呢？
丁院士：兩度是計算機模擬出來的。計算機算就是相當於算命先生的那個水晶球嘛。他不會去考察地質曆史時期的氣候升溫和降溫時候的那些變化。他就計算機算，算完了以後得出一個結論，假如升溫兩度，就會產生多少物種的滅絕。這是英國人有一個研究小組做的。這個結論馬上很流行了。流行以後，就是變成一個價值判斷了，我們不能讓它再增溫了。
柴靜：如果它模擬計算出來，這一切是可信的話，那不也是一個依據嗎？
丁院士：你怎麽知道它可信？
柴靜：我們幾乎是信仰實驗室裏所有依據數據計算出來的。
丁院士：它不是實驗室，它是計算機。你怎麽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
柴靜：丁院士，我們當然知道科學界有反對和懷疑的聲音。但是給我們的印象是因為IPCC這樣一個研究的組織，它也是各國的科學家在一起拿出一份報告。而且也是因為有這個報告作基礎，全世界的國家會到那兒去開一個氣候的大會，所以給我們的印象，它是得到了主流科學界的認同的。
丁院士：科學家有主流嗎？
柴靜：我們理解的主流是……
丁院士：科學家是根據人多人少來定的嗎？科學是真理的判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陷阱。如果是今後的排放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國際上的限製的話。那麽二氧化碳的排放權就會變成一種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就是你想要排就有可能得買。你要不夠排你就得買。如果是你承認二氧化碳排放配額或者叫排放權是一種稀缺商品的話，那麽8000億噸裏麵蛋糕分配的過程當中是真金白銀，多分一點，少分一點，是多大的利益！
柴靜：當然我們也看到有發達國家的首腦在當時就表達了比較強烈的意見，他會認為說我給我自己定指標還不行嗎？
丁院士：那當然是不行，你定指標就是你要切一塊更大的蛋糕。那我可以這樣定指標行不行，我以後的排放，我人均排放跟你一樣多，這我不過分吧。我曆史上比你少排很多吧，今後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樣多。或者中國說得更直白一些，我從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隻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就行，那行不行。
柴靜：那他會覺得說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你這麽一乘的話，那個基數太大了。
丁院士：好的，那麽我就問你了，中國人是不是人？這就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了，為什麽同樣的一個中國人就應該少排？你這個算是以國家為單位算的？還是以人為單位算的？
柴靜：他現在提出的一個概念就是說，我不管你是人均，還是說貧富，現在隻以碳排放大國為界限。
丁院士：可以，我可以承認我是碳排放大國。那你給我們一個數，我們能排多少？你發達國家你要排多少？你為自己分配了一個數，你這個減排80%就是分配了一個數了。你是把你分配得大，給我們分配得小，是不是？那我就說，我們如果是一樣的行不行？根據G8的方案，27個發達國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44%，他多少人口？他11億人口。餘下的55億人，分56%的蛋糕，你說公平不公平？
柴靜：您理解的最公平的概念是什麽？什麽是公平？
丁院士：我對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權視為發展權，視為基本人權，所以我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個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間。
柴靜：您看您原來研究古氣候的，都是一直很專業的科學家，但實際上這次氣候談判，您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讀，甚至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別人也許會對你的身份，提出一定的疑問，覺得適當還是不適當？
丁院士：你就說我搞科學研究的就不應該去了解這後麵的政治？
柴靜：這倒不是，他們可能會覺得科學家甚至不應該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應該比如在人類共同利益的這個前提下去製定方案。
丁院士：我沒有否定人類的共同利益，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保證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國的千年發展計劃落實，這難道不是人類的利益嗎？這是國家利益嗎？這是個人利益嗎？我從來沒有這麽想。
柴靜：假如像您所說的現在這個方案，發達國家又不接受的話，如果它就這麽拖下來，這幾年下去，會不會情況就變得更糟了？
丁院士：我很樂觀，我是地質學家，我研究幾億年以來的環境氣候演化，這我很樂觀，這不是人類拯救地球的問題，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問題，同拯救地球是沒有關係的，地球用不著你拯救。地球溫度比現在高十幾度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濃度比現在高10倍的時候有的是，地球都是這麽演化過來，都好好的。毀滅的隻是物種，毀滅的是人類自己，所以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