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當年丁仲禮院士和柴靜的一段采訪對話
柴靜:這次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給人的感覺是一直在尖銳和激烈地爭吵,到底在吵什麽?
丁院士:問題很簡單,就是今後不同的國家還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柴靜:背後的實質又是什麽?
丁院士:簡單一句話,就是說這個問題是同能源問題連在一起,同你的發展問題連在一起,所以說爭半天,就是我還能排放多少,我還能使用多少能源。
柴靜:您的意思是說,這個排放權意味著未來的發展權利?
丁院士:這個是肯定的了。
柴靜:這個排放權對於普通的國民來說又意味著什麽呢?
丁院士:意味著生活的改善,意味著國家的發展,你的福利能不能夠進一步地增加。也意味著你有沒有工作。
柴靜:這個兩度是怎麽來呢?
丁院士:兩度是計算機模擬出來的。計算機算就是相當於算命先生的那個水晶球嘛。他不會去考察地質曆史時期的氣候升溫和降溫時候的那些變化。他就計算機算,算完了以後得出一個結論,假如升溫兩度,就會產生多少物種的滅絕。這是英國人有一個研究小組做的。這個結論馬上很流行了。流行以後,就是變成一個價值判斷了,我們不能讓它再增溫了。
柴靜:如果它模擬計算出來,這一切是可信的話,那不也是一個依據嗎?
丁院士:你怎麽知道它可信?
柴靜:我們幾乎是信仰實驗室裏所有依據數據計算出來的。
丁院士:它不是實驗室,它是計算機。你怎麽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
柴靜:丁院士,我們當然知道科學界有反對和懷疑的聲音。但是給我們的印象是因為IPCC這樣一個研究的組織,它也是各國的科學家在一起拿出一份報告。而且也是因為有這個報告作基礎,全世界的國家會到那兒去開一個氣候的大會,所以給我們的印象,它是得到了主流科學界的認同的。
丁院士:科學家有主流嗎?
柴靜:我們理解的主流是……
丁院士:科學家是根據人多人少來定的嗎?科學是真理的判斷。這是一個非常大的陷阱。如果是今後的排放是一個非常嚴格的國際上的限製的話。那麽二氧化碳的排放權就會變成一種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就是你想要排就有可能得買。你要不夠排你就得買。如果是你承認二氧化碳排放配額或者叫排放權是一種稀缺商品的話,那麽8000億噸裏麵蛋糕分配的過程當中是真金白銀,多分一點,少分一點,是多大的利益!
柴靜:當然我們也看到有發達國家的首腦在當時就表達了比較強烈的意見,他會認為說我給我自己定指標還不行嗎?
丁院士:那當然是不行,你定指標就是你要切一塊更大的蛋糕。那我可以這樣定指標行不行,我以後的排放,我人均排放跟你一樣多,這我不過分吧。我曆史上比你少排很多吧,今後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樣多。或者中國說得更直白一些,我從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隻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就行,那行不行。
柴靜:那他會覺得說中國是個人口大國,你這麽一乘的話,那個基數太大了。
丁院士:好的,那麽我就問你了,中國人是不是人?這就是一個根本的問題了,為什麽同樣的一個中國人就應該少排?你這個算是以國家為單位算的?還是以人為單位算的?
柴靜:他現在提出的一個概念就是說,我不管你是人均,還是說貧富,現在隻以碳排放大國為界限。
丁院士:可以,我可以承認我是碳排放大國。那你給我們一個數,我們能排多少?你發達國家你要排多少?你為自己分配了一個數,你這個減排80%就是分配了一個數了。你是把你分配得大,給我們分配得小,是不是?那我就說,我們如果是一樣的行不行?根據G8的方案,27個發達國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44%,他多少人口?他11億人口。餘下的55億人,分56%的蛋糕,你說公平不公平?
柴靜:您理解的最公平的概念是什麽?什麽是公平?
丁院士:我對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權視為發展權,視為基本人權,所以我就是說人與人之間,應該有個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間。
柴靜:您看您原來研究古氣候的,都是一直很專業的科學家,但實際上這次氣候談判,您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讀,甚至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別人也許會對你的身份,提出一定的疑問,覺得適當還是不適當?
丁院士:你就說我搞科學研究的就不應該去了解這後麵的政治?
柴靜:這倒不是,他們可能會覺得科學家甚至不應該以國家利益為前提,而應該比如在人類共同利益的這個前提下去製定方案。
丁院士:我沒有否定人類的共同利益,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保證發展中國家的聯合國的千年發展計劃落實,這難道不是人類的利益嗎?這是國家利益嗎?這是個人利益嗎?我從來沒有這麽想。
柴靜:假如像您所說的現在這個方案,發達國家又不接受的話,如果它就這麽拖下來,這幾年下去,會不會情況就變得更糟了?
丁院士:我很樂觀,我是地質學家,我研究幾億年以來的環境氣候演化,這我很樂觀,這不是人類拯救地球的問題,是人類拯救自己的問題,同拯救地球是沒有關係的,地球用不著你拯救。地球溫度比現在高十幾度的時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濃度比現在高10倍的時候有的是,地球都是這麽演化過來,都好好的。毀滅的隻是物種,毀滅的是人類自己,所以是人類如何拯救人類,不是人類如何拯救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