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地說，西方宗教對社會現象的解釋，是圍繞著兩個意識來進行的。一個是原罪意識，一個是魔鬼意識。例如，按照聖經創世紀，人類的原罪。來自於亞當夏娃。由於他們違背上帝的告誡，偷吃了善惡樹的果實。於是上帝將罪降到了人間。按照這樣的解讀。所有的人都是有罪的。
西方宗教關於魔鬼的解讀，大體上存在著三個版本。１。單一魔鬼說，例如撒旦。２。部分魔鬼說，例如聖經啟示錄“三分之一的星辰則沒有明示代表什麽。”天主教“三分之一天使墮落。”３。人人魔鬼說。例如人人都是亞當夏娃的後代。
中國雖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宗教，但卻有著強烈的魔鬼意識。更有意思的是，中國人的魔鬼意識，是永遠不包括自己的。一方麵自己永遠不屬於魔鬼。另一方麵，所有其他人，都有可能被歸類為魔鬼。例如，越來越多的人指出，絕大多數中國人痛恨貪官的原因，都是因為他們自己沒能當上貪官。
西方宗教也有同樣的問題。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一個最大缺陷，在於將不同於自己立場的意識形態妖魔化。妖魔化（demonizing）一詞，的確不是中共的發明。西方傳統保守主義的這種非黑即白，棱角分明的教條思維模式的一個優點，在於他們對傳統價值觀的維護，立場更為堅定。壞的方麵，是容易走向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例如美國的白人至上主義和種族主義，都具有原教旨特征。除此之外，極端穆斯林組織ISIS也是原教旨主義的一種極端形式。
中國文化是一種複仇文化。追其原因，是由於中國文化具有“一有一無”的特征。即隻有魔鬼意識而沒有原罪意識。按照中國傳統文化，伸張正義被理解為對等複仇和等量泄恨。而充分泄恨的唯一手段，是過度複仇。這樣的信條非常多。例如，“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以血還血，以牙還牙。”“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中國文化的複仇特征，導致了改朝換代和政治體製改革，很難以和平的方式來進行。同西方文化相比，這是由於中國文化缺少原罪意識的結果。正義的過度伸張，導致了複仇者與犯罪者的角色轉換，因而又為下一輪的複仇埋下了種子。在“除我之外，人人皆有可能是魔鬼”這一點上，中國人其實個個都是ISIS。
在辨別魔鬼方麵，中國人的能力是超強的。例如我發現，在海外媒體上，民主精英們的一個主要興趣，就是“論證“中共高官們的張三和李四之間的具體關係。中國人對”學術“一詞的理解，基本上就是看誰算命算的更準些。誰要是將謠言變成預言，那他就是”真乃神人也！“再例如，華人在美國之音抓特務的那股勁頭，有些令人恐怖。問題是，中國人最多隻具備了識別魔鬼的能力，而不具備對等的自我審視能力。更重要的一點，是在“魔鬼擴大化”這一點上，與毛澤東的反右擴大化如出一轍。
無需借助宗教拐棍，人類的文明意識也可以建立在理性的基礎上。問題的關鍵是建立原罪意識。這可以從生命的自然特征，以及物種存在的自然目的開始。例如，在所有的物種中，人類是唯一具有超越生存需要的利益需求的物種。同時也是唯一以同類競爭，同類戰爭為生存手段的物種。在這個意義上說，人類的確不如螞蟻和蜜蜂。甚至也不如細菌。例如，在營養充足的條件下，細菌之間的抑製，隻發生在不同的菌種之間。因此，戰爭便是人類的第一原罪。因為這是與生命的存在意義以及物種延續的自然法則相違背的。類似地，一切以社會不公，剝奪公民的基本自由，群體對抗，利益衝突，或者以導致革命或者流血為自身存在的必要條件的政治體製，都是有原罪的。
原罪意識是人文主義的最初來源。西方文明的這一特征，決定了其獨一無二性。例如，關於價值真理，不僅沒有因宗教改革，啟蒙運動，邏輯實證主義而被解構。而且還有了自身的本體論基礎。關於自由的自然法基礎，既不需要建立在絕對理性主義的基礎上，也不需要建立在宗教的“不證自明“式的說教上。自由的重要性，並不在於它是否必須是至高無上的，而在於自由的目的到底是什麽，以及這一目的是否具有普世性。
比較東西方文化在諸如戰爭，政治變革，社會運動，革命，流血等問題的看法，就會發現，兩者的確存在著本質的差別。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例如，日本投降之後，麥克阿瑟便立即開始了幫助日本恢複和建立社會秩序的努力，而不是繼續搞清算，為死亡美軍士兵報仇雪恨。正因為如此，才使得美日兩國在戰後得以“一笑眠恩仇。“相比之下，七十多年後的今天，一些中國人仍然對日本人恨的咬牙切齒。
中共政治改革的一個主要障礙，是複仇文化。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為，之所以中共拒絕政治改革，是因為中共舍不得放棄自己既有的特權利益。然而在我看來，中共更是為了保命。當然，這裏所說的“命”，也許也包含了老百姓的命在內。然而這並非是問題的關鍵。關鍵是，為什麽中國人對“民主必將導致天下大亂”的說法，具有如此高的共識。在我看來，這樣的擔心也並非是毫無根據的。
最了解中國人的，當然是中國人自己。很多人對體製變革的擔心，並非是推牆本身會流多少血，而是推牆後的揚州十日屠城，會流多少血。推牆派們的強烈複仇心態，決定了中共除了死守城門，別無他路。
按照西方政治學觀點，體製的邪惡程度，決定了推牆的目的正義，是否有理由超越手段正義。關於中共體製到底有多麽邪惡的問題，如今已經是不證自明。因此，中國民主的目的正義，早已遠遠超越了手段正義。因此我認為，推牆派也好，改良派也罷，如今擺在中國知識分子麵前的一個首要問題，並非是革命還是改良，法國暴力還是英國光榮的問題。而是複仇文化和體製原罪問題。在我看來，“革命vs改良”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偽問題。
和戰爭一樣，體製同樣也具有自然屬性的一麵。就如同無需因為汶川大地震，而必須向上帝複仇一樣，體製原罪的正義伸張，也應當終止於體製本身的死亡。當然我知道，按照中國的傳統思想，既然人是體製的執行者，那麽對統治者複仇是天經地義的。
很多中國人都認為，反腐的最大問題在於選擇反腐。其實在我看來，反腐的最大問題，恰好就在於反腐本身。這相當於用個人做體製的替罪羊。打個比方，如果把中共體製比作一個糟糕的汽車品牌，並且假如任何駕駛這種車的人都必然會肇事的話。那麽反腐，本質上就相當於讓肇事車主們承擔汽車的設計缺陷責任。因此，隻要體製決定了腐敗是不可避免的，那麽無論是腐敗和反腐本身，通通都不再具有正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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