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兩位維吾爾族上級，告訴你鮮為人知的事情
2017-03-27 陳新元
明龍按語：
文章很長，但值得一讀。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曾經在兩位維吾爾族幹部領導下工作，近距離讀維吾爾人，明白了許多漢文化所不理解的事情。後來從事史誌工作研究曆史，從曆史學的角度回顧我與維吾爾族幹部的交往，使我對新疆的維吾爾文化、民族問題和宗教問題，形成與許多漢族幹部不盡一致的獨有見解。
我屬於“老新疆”，出生於喀什伽師縣，中學畢業在兵團某團場當農工。在貧困團場工作18年，任職基建參謀（正連職）。1981年中央決定恢複在“文革”中被撤銷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我被調到喀什兵團農三師宣傳處當新聞幹事，後為副處長、文聯主席。在師部工作15年，此間我的直接領導是兩位維吾爾族副政委。與維吾爾幹部的共事有許多感受，學到了許多書本上不可能有的寶貴知識。有的事隻可意會，不可言傳。隻有與維吾爾族領導長期共事，長期生活，以心換心地交流，才能真正理解維吾爾人；也才能理解北京來疆掛職幹部感歎：不到新疆不知祖國之大，不到喀什不知治國之難。
1997年我調到烏魯木齊兵團史誌辦工作。研究了新疆的古代史和近代史，再看看新疆今天的現實，想說的話很多，但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隻能點到為止。
新疆的許多事需要解釋，否則內地人看不懂。文中涉及幾個新疆的專用術語解釋一下：
民族感情就是千百年來各民族對本民族的深厚的感情；民族情緒就是維護本民族利益的強烈感情；地方民族主義就是把本民族利益淩駕於中華民族利益之上的政治主張；民族分裂就是主張成立單一民族的獨立國家。我們應當發自內心地尊重民族感情，充分理解民族情緒，教育克服地方民族主義，堅決反對民族分裂。
“三股勢力”一為民族分裂主義，主張成立獨立的“東突厥斯坦國”，簡稱“東突”；二為宗教極端主義，主張排斥“異教徒”甚至發動“聖戰”；三為恐怖主義，主張用恐怖手段達政治目的。美國的“911”事件即其例。
還有，“老新疆”指的是解放前後進疆的漢族人，大多懂點維語；“新新疆”指的是改革開放後來新疆的漢人，大多不懂維語。
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敏感人物用化名。
維吾爾族的知識精英
我的直接領導先是A副政委，後是E副政委。歲數差不多，經曆也差不多，年輕時在地方工作受到提拔重用，中年時調入兵團農三師擔任領導幹部的。A副政委二十出頭就當巴楚總場皮卡克村分場團委書記，後經過自治區黨校、中央黨校學習培訓，頭腦聰明，口才很好，漢語精通，漢文可達初中水平。皮卡克村分場1969年劃歸兵團農三師改為某團。他任團政治處主任、副政委、政委。他的兩個兒子都先後娶了漢族媳婦。完全是自由戀愛，A副政委從不幹涉子女婚姻，甚至不與親家來往。
E副政委是典型的共產黨培養的一代精通漢文化的維吾爾知識分子。他在喀什師範學院數學係畢業被選送北大數學係，正逢“文革”興起，認識了“全國第一張馬克思主義大字報”的創造者聶元梓。在北大“造反”的漩渦裏他被弄得暈頭轉向，幾乎沒有正規上課，後來居然拿到了數學研究生職稱。實際上他半輩子學的政治而且是用他的話說“變化莫測的政治”。在北京時斷時續學習8年，中央黨校，中央民族學院等。他可以把《孫子兵法》裏古漢語譯成維文，可謂“漢學家”。在喀什那個時代一大批維吾爾知識分子中，他以高學曆、敢講真話、頗有鋒芒而名重一時。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他擔任縣級主要領導；九十年代初，他由喀什行署監察處處長調農三師任副政委。他調入時A副政委改任副師長。
兩位副政委具有維吾爾領導幹部的共同特點：頭腦聰明，性格直率，正義感強，重感情，重家庭，重友誼，特別善於學習漢文化。同時有強烈的民族自尊心，在與漢族幹部相處時特別明顯。與漢族領導幹部相比，他們沒有工於心計玩弄權術，沒有城府深沉喜怒不形於色，他們感情外露，直來直去，很好相處。
我在宣傳處辦了十幾年的各種學習班，兩位副政委都給維族幹部學習班講過課。我聽過幾次大部分可以聽懂。A副政委講話常用老百姓的語言，生動有趣，通俗易懂，學員們特別愛聽。有次講課講到計劃生育，他說，真主給了你們家一個饢，一個孩子吃吃不完，兩個孩子吃剛吃飽，三個孩子吃都不夠吃，四個孩子吃都餓肚子。你們說有幾個孩子好？大家一片笑聲說兩個好。他接了一句：真主是支持計劃生育的！又一片大笑。
E副政委講課理論性強，觀點尖銳鮮明，學員啟發大。有一次講課說到中央為什麽在“文革”後恢複新疆兵團，他問大家一個椅子是三條腿穩當還是四條腿穩當？回答當然四條腿穩當。他說，對啦！必須四條腿！新疆的社會穩定就要有四條腿，黨政軍是三條腿，加上兵團就是四條腿，新疆的穩定就有了堅實基礎。接著他幽默地說，以後你們坐椅子回頭看看是三條腿還是四條腿，坐在兵團這個椅子上。回應一陣笑聲。
他們對我友善信任，十分看重；私下稱我“付康”即兄弟。E副政委知道我出生在伽師縣，向他的維吾爾同事介紹我時常說，這位是陳處長，老新疆，我的伽師同鄉，漢族同鄉。這一介紹常常使維吾爾幹部對我表示友善，同時發出驚歎：阿拉！“匈達嗎？”（是這樣嗎）。因為解放前出生在新疆喀什的漢人非常少。
他們認為我是“老新疆”，為人正直，心底透明，懂維語，通維文，又是他們的下級，心裏話願意對我講，心裏的鬱悶憤懣也可以對我當麵宣泄。有時話題太敏感了旁邊有漢族幹部，就直接用維語與我交流。
透過他們偶爾敞開的心靈的縫隙我看到了許多漢族幹部看不到的東西，聽到了許多漢族人聽不到的東西。我隻能說兩句：許多新疆的漢族人（更別說全國）沒有真正了解維吾爾人；許多人不了解維吾爾文化更不可能了解漢維兩種文化的差別有多大。
強烈的民族自尊心
越有知識的人自尊心就越強；一個人是這樣，一個民族也是這樣。這一點在兩位副政委身上表現特別明顯。我讚成學者的意見，民族主義是雙刃劍，即可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也可以走向極端盲目排外。
上世紀八十年代，當時自治區主席是鐵木爾•達瓦買提。有一次，A副政委在烏魯木齊開會回來，在車上憤憤不平地說一件事：在小組討論上，一位漢族幹部發言開口說，今天上午自治區那個鐵……鐵什麽主席講了話。我一聽就火了！“鐵”了半天了！“鐵什麽主席”？你是廳級幹部，也五十多歲了，居然連自治區主席的名字叫不出來！我們如果稱“王什麽師長”“李什麽政委”，你們聽了會怎麽樣？
我們在場的幾個維族幹部氣得臉色都變了。還有更可笑可氣的，一位兵團組織部的幹部，可能長期在漢族單位工作，不知道維族人的名字怎麽念，宣布任命通知念到維族幹部名字時，把名和姓中間的點也念出來了，“任命托乎提--點--庫爾班，為副師長”。中間那個點不能念出來！沒有人教給他嗎？……
E副政委也是這樣。有一年元宵節，喀什市與農三師聯合舉辦燈會。協商會是我去參加的，會後向E副政委匯報並通知了有關單位。節前年頭工作很忙亂，辦個燈會也不是什麽重要的事，我沒去檢查落實。那天E副政委打電話問我“你去檢查過各單位製作的燈沒有？”我答沒有。他有點火氣了：“你現在就去！地方上有人給我說取消這個燈會！”我立刻去了幾個單位一看就明白怎麽回事了。那年正逢豬年，有的單位紮了不少豬燈！穆斯林群眾看了會反感的。我打電話給E副政委建議：元宵節燈會按計劃辦，豬燈不掛出去。E副政委冷冷地說，算了，不辦了。市政府已經通知我們了。
還有一次是國慶節前，通知各單位掛標語。標語內容發了文件並要求漢維兩種文字。那天，E副政委口氣嚴肅地打電話給我說，你自已去看看某公司的標語。我以為標語內容出了什麽問題，連忙騎車到某公司大樓前，一看才明白了，標語內容沒有問題隻是漢文在上維文在下。我找到公司經理說要把維文放上麵，經理不以為然“錢都花了標語製好了，文字上下有什麽關係？”我再三強調自治區有這方麵的規定，經理勉強同意了。我向E副政委匯報，他歎了口氣說，別忘了咱們這個地方是維吾爾自治區。我可以不計較這個事情；維吾爾群眾會怎麽看？
後來，他無意中漏出一句“怪不得我調兵團來工作時，朋友告訴我兵團有大漢族主義••••••”
“那個漢族婦女如果懂得我們的習俗就好了”
1998年夏天，一件血案震驚喀什。一個年輕力壯的維族賣肉攤販持刀砍傷6名無辜群眾，又造成兩名警察一死一傷，後被當場擊斃。喀什各族群眾為犧牲的漢族警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
那時我剛調到烏魯木齊工作，E副政委到兵團來開會特意來看我。談到喀什發生的血案，他長歎一聲：“那個漢族婦女如果懂得一點點維吾爾人的習俗，這個事根本不會發生。”
維吾爾人飲食有嚴謹的習俗，非清真不吃，非鮮活不吃。《古蘭經》上有規定什麽可以吃，什麽不能吃。在喀什從未發生過市場上賣病死家畜肉的事。這一點很值得內地漢族人好好學習。牛羊肉是天不亮由阿訇念經後宰殺，天亮送到巴紮（集市），肉掛上架子十分新鮮，蜜蜂圍著飛。肉販子從不趕走蜜蜂，因為那是羊肉新鮮的標誌。顧客尤其是漢族人不能用手摸肉，漢人飲食非清真。他們特別諱忌這一點。“你把肉摸髒了，我賣給誰去？你用眼睛看，看上了我給你割下來。”
那個漢族婦女不停用手摸肉，不理攤販厲聲製止。她挑了一塊手摸過的肉叫攤販切下來。過了秤後她卻說不要了，轉身就走。攤販大怒追上去揮刀砍傷其胳膊，接著接連砍傷數名聞聲而來的無辜群眾。血案就因為一件小小的買賣糾紛發生了。
E副政委說，五十年代解放軍進疆，首先進行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再加上紀律嚴格，很少有侵犯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事發生。所以，直到今天維吾爾群眾還在說“老新疆好”。現在怎麽樣？內地大量漢族人進入新疆，誰對“新新疆”進行過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教育？他們不顧一切隻知道賺錢，根本不知道少數民族的習慣。稱呼少數民族“老維”、“皮帽子”，年輕的叫“巴郎孜”，年齡大的叫“老巴郎孜”，誰去批評教育糾正啦？還有“遙勒達西”（同誌）隻能在開會時稱呼，出了會場不能用！在大街上你喊“遙勒達西買買提”是貶低人的……
我們少數民族最重感情；也最怕傷感情。感情一旦被捅一刀，傷口很難愈合••••••
也談“三股勢力”等敏感話題
我與兩位維吾爾族領導共事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南疆“三股勢力”猖獗一時，動亂和嚴重恐怖活動多次發生。盡管他們對“敏感問題”比漢族幹部更加敏感，盡管他們在漢族幹部麵前表態謹小慎微，但出於對我的信任、出於我們之間比較深的感情，他們不自覺地把對一係列“敏感問題”的真實看法在我麵前流露出來。在整個師機關也隻有我這個漢族幹部明白這些事。
1990年4月，阿克陶縣巴仁鄉發生由“三股勢力”策動的反革命武裝暴亂。奉黨中央國務院命令，農三師民兵參加了平暴戰鬥。我隨民兵到了現場。
A副政委從北京學習回來，聽我講了民兵參加平暴的情況。在會上，他的表態與上級保持高度一致。會後與少數民族幹部交談時基本不提“三股勢力”“反革命組織”等，而說：“那些人是‘苕子（精神不正常）’，他們可能吸了麻煙，不知道共產黨多麽強大？共產黨消滅了八百萬國民黨軍，抗美援朝打敗了美國。遠的不說，去年北京百萬人上街遊行鬧事，結果怎麽樣？……”“碗豆跳得再高也砸不爛銅鍋”！他們私下談論最多的是巴仁鄉乃至整個南疆的貧困落後••••••
1996年5月，喀什艾提尕爾大清真寺大阿訇阿榮汗•阿吉和兒子遇刺重傷，震驚全疆。阿榮汗大阿訇是自治區政協副主席、新疆伊斯蘭教協會主席，在穆斯林群眾中威望很高。案件發生的第二天師黨委召開機關幹部大會，通報了情況，定性為“三股勢力策動的嚴重刑事案件”。會後，我與E副政委兩人相遇單獨交談。我把此案說得很嚴重，而他淡淡一句“這不過是教派之爭。”
新疆的伊斯蘭教屬於遜尼派的教法學派之一哈乃斐派，該派是正統派。但也有極少數人信奉神秘主義的蘇菲派，在新疆稱為依禪派也稱“十二伊瑪目派”。在曆史上兩派爭鬥，血案不絕。
他們認為阿榮汗大阿訇被刺是依禪派所為。但在公開場合，他們會“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認為這是“三股勢力”所為。
不久，傳達中央文件指出對新疆穩定的主要危險是民族分裂主義。小組討論會上有的漢族幹部發言表達不準確，似乎少數民族在搞分裂。E副政委很不高興說“漢族也有搞分裂的，台灣的陳水扁就是。不要一提反分裂就扯上某個少數民族。”
我思索這個問題：他們為什麽盡量避免使用“三股勢力”一詞？出於強烈的民族自尊心？或者保留不同看法？在新疆，當少數民族幹部保持沉默或者一字不落把上級文件重複一遍時，就是他們有不同意見或者反對意見不願表達之時。
後來在與E副政委的多次個別交流中，我把他的片言隻語連接起來，分析歸類，終於明白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觀念：
“三股勢力”之間有聯係，但要具體分析。一個最簡單的曆史事實：維吾爾人沒有建立獨立國家的曆史至少近幾百年來沒有。“東突”理論在民國時期傳入新疆，僅僅在少數知識分子中傳播，廣大老百姓沒有文化根本不知“東突”是怎麽回事。1949年前，“東突”出現過兩次。一次是1933年，沙比提大毛拉利用戰亂在喀什成立了“東突伊斯蘭國”，一百多天就垮台了。二次是1944年底，“三區革命”爆發，蘇聯出動軍隊，在伊寧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一年半後，斯大林擔心引發中亞少數民族加盟共和國連鎖反應，改變了主意，撤銷了“東突”，以“三區民眾參政會”名義與國民黨和談成立了新疆聯合政府。新中國建立後中蘇友好“東突”理論基本銷聲匿跡了。近年來，在國外敵對勢力煽動下，“東突”分裂理論死灰複燃。但是，廣大少數民族群眾是反對“東突”的，因為曆史上沒有這樣的國家。而且，“東突”的疆域包括了蘇聯的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國土，他們能接受嗎？不能把所有鬧事都往“東突”上扯。即使有極個別人想搞“東突”，在他的頭腦裏沒有行動你怎麽反？
接著說極端主義。宗教信仰；宗教狂熱；宗教極端主義；這些概念在現實中界限怎麽劃分？你怎麽判斷一個穆斯林對宗教是虔誠還是狂熱？甚至到了極端主義？他不付諸行動沒法反。
我們應該集中力量狠狠打擊恐怖主義，依法嚴打。不管他是“東突”還是宗教極端主義，也不管他是報複社會，隻要搞恐怖活動露頭就打；讓他不敢搞。
況且，有的動亂是社會矛盾沒有及時化解長期積累引發的，與分裂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沒有什麽關係。換言之，是“三股勢力”利用了社會矛盾。長期貧困；貧富懸殊；失業增多；官僚主義嚴重；特權思想等等；這些問題不能及時化解，給“三股勢力”提供滋生的土壤。
“你們要求少數民族不要把所有問題都往民族問題上扯，你們也不要把所有鬧事都往民族分裂主義上扯，新疆的許多事很複雜。許多鬧事的人連什麽是‘東突’根本不知道！”
我理解了少數民族知識精英的觀念。我覺得他們說的有道理。可惜，我人微言輕，發揮不了什麽作用。如果我們的民主製度很有效，能讓每個人自由發表個人的看法，多數人能聽到少數民族幹部的不同意見，新疆的局麵可能比今天好得多。
“新疆的曆史還是我們自己來講”
我喜歡讀書，每次和師領導下基層工作別人帶著撲克，我帶著書。有次我隨E副政委下團場工作。他坐在越野車前排，回頭問我這次下去帶的什麽書。我答《維吾爾族簡史》。他一聽來了興趣說拿來我看看。我從包裏翻出來遞過去。他首先翻看版權頁，邊看邊說你發現沒有，講維吾爾族的曆史，五十年代出的書和八十年代說得不一樣，現在出的和八十年代又不一樣，以後再出書還不知道會怎麽回事呢！
八十年代初，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曾經組織批判吐爾滾•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等三本書。我認真讀了那些批判文章。實話實說，我對那些批判文章持保留態度。即使批判也應該在學術範圍內進行，沒有必要在全社會開展，其結果是“吐爾滾理論”廣為流傳，影響比沒有被批判之前更廣。鑒於“文革”的深刻教訓，我必須弄懂維吾爾族的曆史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斷。
我問這本書怎麽樣？他翻看說，書是八十年代出的，內容是五十年代的。五十年代的書可以看，後來的書就“白坎兒啦！（沒有東西啦）”為什麽？我追問一句。他說，五十年代編書的維吾爾族知識分子，不少從蘇聯留學回來，又經曆了金樹仁、盛世才、國民黨統治，知識麵廣，那時還沒有階級鬥爭為綱，大家還敢講真話，寫出的書可以看。包爾漢，精通維漢俄三種語言，在盛世才的監獄裏編了《維漢俄大詞典》。賽福鼎是大文學家，詩歌文章都好，精通曆史。
有一句話他沒有說出來，那時漢族知識分子精通維文的很少，幾乎沒有漢族人參加編寫史書。
我說後來曆史為政治服務，為階級鬥爭服務，越走越偏了。他連連點頭，說政治是不斷變化的，你看黨的路線變化多大，階級鬥爭為綱，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四個現代化，建設小康社會等等，而曆史是永遠不變的事實，“讓石頭跟著鳥兒一樣飛！行嗎？”他眼望著三岔口光禿禿的山說。
我不喜歡酒宴玩樂，到墾區一有空就看書。那天晚飯後，我陪E副政委散步，又說起《維吾爾族簡史》。他說，漢人最早創造了文字，而許多少數民族沒有文字，有的甚至是解放後才由政府組織專家去給他們創造了文字。他們更多是口頭傳說，在漢文史書上沒有記載。還有，古代與漢王朝打過仗有交往的遊牧民族，漢文史書上有記載；沒有打過交道的沒有記載。你們講曆史完全依據漢文史書這可能全麵嗎？
我承認他說得有道理。他又說了一句，我們民族的曆史最好由我們自已來寫。即使錯了，由我們自己來修改。我明白，他是針對自治區黨委組織對吐爾滾•阿勒瑪斯的《維吾爾人》的批判說這番話的。
接下來他說的一番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你們說王洛賓是“西部歌王”，他的歌確實好聽，我們也喜歡。但是，我們的音樂家說他是“納和夏吾乎熱（歌賊）”。他把少數民族的歌“偷”過去變成他的了。我們祖祖輩輩唱的歌，因為歌手不識譜，隻會唱，他一聽立刻把歌譜記下來，再編了歌詞就成他的了。你們也就把他抬得高高的。我們認為真正的“歌王”是阿曼尼莎汗……
我無語了。阿曼尼莎是葉爾羌汗國的王妃，整理了著名的十二木卡姆樂譜，是維吾爾人最推崇的音樂家。
講曆史時突然跳躍到王洛賓，他們的內心怎麽想的••••••
慰問宗教人士 喝“聖水”
A副政委的父親曾經是小海子墾區的大阿訇，宗教造詣深，在穆斯林群眾中很有威信。我跟隨他去慰問墾區的宗教人士，每到一家，他進門首先介紹：我是白克爾大毛拉的兒子。那些宗教人士立刻喜形於色，熱情招待。隨行的團場維族幹部接著介紹，師裏的副政委。那些宗教人士肅然起敬，連連點頭“認識認識，知道知道”。
阿訇的笑容先是發自內心，後是出於禮貌。
A副政委在慰問宗教人士時說的最多的事情是教育，小學的入學率是多少；有沒有不去的？你們要教育群眾送孩子上學。“先知說過，即使知識遠在中國也當孜孜以求之”。還有，他接著強調宗教人士要發動群眾勤勞致富，帶頭致富，“先知說過，最不能忍受饑餓和貧困”。
我很讚成A副政委的工作作風，少講一些政策理論，少喊一些口號，多講一些實際的東西，穆斯林群眾容易接受的東西。教育，富裕是老百姓最關心的事情，不論那個民族，不論那種信仰都是這樣。
我開玩笑說，A副政委，你口才太好了。大家特別喜歡聽。走了好幾家你的話我可以背下來了。再到下一家你就說“我命令陳處長替我說”。
他天性樂觀，哈哈大笑，好好好，下次你說。我自嘲道，我說沒有用處，人家知道我的父親不是大阿訇，把我當成趙本山的《賣拐》啦！人家一聽嗩呐怎麽吹出達甫（手鼓）的聲音啦？
又一陣笑聲。維吾爾人天生喜歡熱鬧笑聲。
我心裏清楚，民族問題，宗教問題，隻有少數民族幹部來講才有效果。他們屬於同一個文化體係。他們確實不容易，既要堅持黨性，又要與廣大穆斯林密切聯係；既要掌握漢文化的思維方式，又要堅守本民族的精神家園。
那天到了一家阿訇家，院子裏幾間大房子裏擠滿了人，過節般熱鬧。我們一行到來大家立刻恭恭敬敬讓出一條路，一片“基勒克嗎？（問候）”
原來，這位阿訇剛從麥加朝覲回來，親友們都來慶賀。其中最隆重的儀式是每個人非常虔誠地抿一口“咋木咋木”泉水。
傳說穆罕默德在創立伊斯蘭教初期，遭受麥加權貴們的迫害。妻子抱著嬰孩躲避追殺，逃到麥瓦爾山時烈日幹燥，孩子幹渴哭泣。妻子放下孩子奔波找水，沒有找到水回到孩子身邊一看，孩子蹬著蹬著腳下湧出了泉水。從此，朝覲者來麥加必須在麥瓦爾山來回疾走七次，掬飲泉水。此泉為所有朝覲者的“聖水”。
這位朝覲者用一個大塑料桶裝了滿滿一桶“聖水”，來客用一個精致的瓷碗逐一品飲。
隻有我一個漢族幹部；我必須尊重穆斯林的風俗。A副政委喝了一口把瓷碗遞給了我，全場一片掌聲。我虔誠地舉碗過頭，一飲而盡。眾人注目讚歎。
坐在車上，餘興未盡。我說我讀過漢文的《古蘭經》，內容很豐富。A副政委沉默一會兒說，新疆的阿訇們有個觀念，《古蘭經》隻能用古阿拉伯語來讀，翻譯成任何文字都可能背離原意。他們不讚成翻譯成維吾爾文，也不讚成漢文的《古蘭經》。不過，我讚成，不翻譯過去其他民族怎麽知道《古蘭經》呢？怎麽了解伊斯蘭教呢？
聞所未聞。唉，我又白下功夫了！阿訇們可能是想壟斷話語權吧。萬一阿訇••••••玄乎！
那位朝覲者帶回的“聖水”因為天熱，旅途七八天，我喝了腹瀉。但我不後悔。我尊重所有信仰宗教並嚴格遵守教規的人，不論基督教，佛教，還是伊斯蘭教。心誠則靈。我覺得世界上最可畏的是沒有任何信仰的人。
一個沒有宗教傳統的民族很難理解一個全民信教的民族；一個無神論者很難真正了解一個有神論的人的內心世界••••••
酒後聽真言
那次我跟A副政委到維吾爾群眾聚居的小海子墾區，這裏是A副政委的老家，親戚朋友很多，一天吃五六家甚至通宵。
我有個小小的疑問：A副政委的兒子在這裏娶了漢族媳婦，親家在這裏怎麽不去看看。我私下問這裏的漢族幹部，說A在這裏當政委時，他後來的親家是機關的一個科長。他們基本上不來往。不同民族之間的婚姻一直是新疆不可涉及的敏感話題。
A副政委每到一家在介紹完我的職務後，總要加一句：他是“老新疆”，會維語。意思很明顯，說話注意一點。
那天白天吃了三四家，晚飯在A副政委一個親戚家吃。我們一行人中僅我一個漢族。主人家來了七八個維族幹部。喝酒很猛，我假裝醉了，不顧禮貌往大炕裏邊一滾躺下，誰叫都不答應。
他們看我醉了睡著了，交談越來越熱烈，越來越收不住韁了。
“上海浦東發展太快了，高樓非常漂亮。外國公司招牌十公裏外就看得見。夜裏我們坐船順江遊玩，燈光連著星光，又倒影水中，真像作夢，進了《一千零一夜》裏的神話世界。深圳到處是高樓大廈，非常現代化。但是一回到新疆，我們這裏太落後了。我們那裏大部分人還在喝澇壩水，人均收入隻有上海深圳十分之一，幾十分之一。”
“我們為什麽窮？他們為什麽富？把我們的資源全拿走了！石油、煤、棉花，西氣東輸，西煤東運，西電東送，就這個樣子西部大開發嗎？我們的群眾還在燒棉花杆！”
“你們口口聲聲兄弟民族，不錯，你們是老大哥，但你們不是有一句話，親兄弟，明算賬嗎？你們拿走了多少？還給我們多少？為什麽不算清楚？”
“還要叫我們去向群眾宣傳要感恩！誰向誰感恩？搞錯了吧？我們為全國的發展送出去多少資源？應該是所有用了新疆的石油、煤、電、氣的省市向我們感恩！對！還有棉花！”
“他們說新疆的資源是全國人民的。”
“西湖、黃山、九寨溝都是全國人民的，你能把它們都搬到新疆來嗎？在我們腳下的東西就是我們的！”
“內地的漢族人對我們確實太熱情，把他們喜歡吃的東西全拿上桌子了。什麽蛇、蟲子（蠶蛹）、還上了一盤油炸蠍子！我心裏一陣惡心想吐，什麽都吃不下去了。回到家裏第一件事洗腸子，兩三天光喝茶吃點幹饢，不吃肉不吃炒菜。洗幹淨腸子再吃自已家裏的飯。漢族人怎麽什麽都吃啊！他們自己說漢人是兩條腿的人不吃，四條腿的桌子不吃，其他什麽都吃！”
談到八十年代自治區兩個副主席一個漢族，一個維族，因權色交易貪汙腐敗被查處，降為廳級非領導職務。兩個副主席都被一個漢族女老板拉下水了。
“處理太輕了！該送監獄！那個漢族女老板為什麽不追究？那個漢族女人真不要臉！”
“一個（產品）出疆證，一個火車皮，一個（價格）雙軌製，你隻要占上一條就可以發大財。把任何一隻瘦羊拴在這三個圈裏，不久就肥得走不動路了。”
“現在把兩隻肥羊拉走了，又換上了兩隻瘦羊，老百姓又得用血汗把瘦羊催肥。還不如就一隻羊肥了不宰不換一直養到死……”
大家大笑又飲一杯。
在幾屆自治區主席裏，他們認為最有威信的是司馬義•艾買提，敢說真話，而且重感情。他六十年代在邊防部隊當兵，有一次去邊防哨所回來遇到暴風雪，迷了路，在雪堆裏掙紮。被一個維吾爾牧民發現了，把他背回家裏。牧民很窮，炕上隻有氈片子。吃了熱饢，喝了奶茶，他恢複體力急著回部隊。牧民有一雙新靴子一直舍不得穿珍藏著，看見這位解放軍戰士的靴子被雪水泡壞了，他把新靴子套在這個子弟兵腳上。牧民一直把他送出山去。後來，他當了和田地區專員還專門派人去找這個牧民，沒有找到。牧民不知跟著水草到哪裏去放羊了。再後來，他當了自治區主席上任臨走時，專門給和田地區朋友交代，一定要找到這個救命恩人。那一年，果然找到了。他自己掏錢買了飛機票把這個牧民接到烏魯木齊，親自陪同參觀遊玩天池吐魯番。牧民回去時，他特地買了一雙最貴的牛皮靴送給了救命的朋友，說我永遠記得你給我的那雙新靴子，記得你對子弟兵的熱愛！
“這才是真正的維吾爾人！”大家談笑直到深夜。
酒後真言，難得一聞。司馬義•艾買提的故事令人感動。他們談論這件事還有一層意思：司馬義•艾買提主席調中央工作時，烏魯木齊的7所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喊口號：“反對把司馬義艾買提主席調走！”等。
“資源民族論”令人憂慮。流行甚廣，難以糾正。
我隻有心裏一聲歎息：新疆的事情積重難返……
別忘了一個基本規律：人是以自己的利益來對待理論的，馬克思說過“幾何公理如果觸犯了人的利益也會被看成繆誤的”。
“當官就得像個官”
漢文化是典型的農耕文明的產物，而維吾爾人先祖回鶻人曾長期在漠北遊牧，唐朝時西遷吐魯番建立高昌回鶻國，逐步向農耕文明轉化，現代維吾爾族形成過程中又融合了西域的一些遊牧民族，其文化烙上了濃重的遊牧文明的印記。其特點之一，部落意識，頭人意識很強。官就是“頭人”，為部落負責，就要殺伐決斷，敢作敢為，絕不能把自己混同於一個“迪罕（農民）”。
兩位副政委私下都反感有的漢族領導的“研究研究”，他們說“研究研究”就是“抽完煙喝完酒再說”。他們在職責範圍裏敢於表態，口氣威嚴，絕不拖泥帶水。在涉及本民族利益時更是毫不含糊，態度明朗。
黨管幹部是一個原則。喀什各縣黨委書記都是漢族。在少數民族中，往往“漢族”和“共產黨”“國民黨”是一個概念。他們說，你們漢族思維用人提拔幹部總是挑選老實聽話的人；這樣不行，“亞瓦西阿丹木（老實人）”在少數民族群眾中沒有威信，說話沒有人聽。他們認為縣長必須是有威信的鄉長；地區專員必須是有威信的縣長；自治區主席必須是有威信的地區專員。
但是，我們的政治體製是權力高度集中，兵團又保留了部隊的“首長責任製”。他們要想說話算數，言出必行，不太容易，而且常常把我夾在中間，左右為難，不好辦事。
那次在黨校辦少數民族幹部學習班，學員是維吾爾族副團職幹部。我忙著找教材，請教員，還要安排吃住。第二天就要開學上課了，按照兵團領導的慣例，報到那天首長要看望學員。E副政委叫我一起去黨校看看學員。那些學員對他十分熱情，爭相握手。他問有沒有什麽要求，那些學員說“紙拖鞋”穿著不舒服，洗臉間固定臉盆用著不習慣，還有人沒有帶牙具毛巾。
E副政委立即回頭對我命令說，每人解決一套臉盆；塑膠拖鞋，牙刷，毛巾。我心裏一咯噔，學習班經費預算沒有這一項，但我深知E副政委的心理，立刻連連點頭。所有當官的“麵子”不可駁。
從黨校回來已經下班了，我立即給管錢的師領導打電話請求追加經費。師裏是“一支筆批錢”。因為我辦一次事情就要一次錢，一年下來不知要了多少次錢，“一支筆”早就不耐煩了，答複說學習班的經費已經批過了，“辦個學習班那有這麽多事？誰答應給拖鞋臉盆你找誰要錢去。”
下級對上級沒有道理可講，隻有服從。
“一支筆”的話不能講出去，講了影響師領導之間特別是漢族領導與維族領導的團結。而E副政委的領導權威必須維護。我立即給黨校校長打電話，叫他們先把錢墊付，明天早晨必須落實E副政委的指示，解決拖鞋臉盆等。等我們下次再辦學習班時把這個窟窿補上。那位校長笑著說你老給我們找麻煩。我說理解萬歲，理解萬歲。我給你打欠條，實在不行從我工資裏扣除。
第二天開班E副政委作動員講話，第一句話問拖鞋臉盆都解決了嗎？大家笑了齊聲說解決了，他滿意地點點頭也笑了。
這樣的事情不止一次。我盡可能維護好少數民族領導幹部的威信，盡可能維護師領導班子的團結，也算是忍辱負重吧。
A副政委也十分看重自己的領導威性，而且對本民族文化有強烈自豪感。
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去兵團開會領回一項任務，自治區和兵團都要收集、整理、出版《民間文學故事諺語歌謠三套集成》，自治區成立了“三套集成”辦公室，兵團也安排了這項任務，但沒有專職人員也沒有機構，文化處代管。經費各師自行解決。
我回師部向A副政委匯報，他突然問出不出維文的？我答兵團沒有明確出不出維文的。他口氣有點生硬了，兵團怎麽回事？他們不知道我們師裏少數民族占百分之五十一吧？我們的少數民族民間文學豐富得很，有許多寶貝嗎！為什麽不出維文的？你馬上向兵團請示。
我恭敬地點點頭，心裏說麻煩事又來了。
我的請示結果是：是否出版少數民族三套集成，你們師自定。好一個“自定”！他們也怕“誰安排的問誰要錢！”
A副政委不容商量地對我說，這件事你牽頭具體負責搞。不出維文的怎麽行呢？少數民族文化也要好好發展嗎！
新疆的許多事情隻要扯上民族問題就鬼神難測。漢文的三套集成已經搞得我頭痛不已，要錢、聘人、到基層催稿等，維文的三套集成難度更大。
“一支筆”表態：兵團沒有明確安排出維文三套集成；“誰安排的你找誰要錢。”
我又被夾在中間了。天無絕人之路，幸虧我與師機關為數不多的少數民族幹部關係不錯，他們極積幫我想辦法，提供了重要線索：小海子墾區有幾個五十年代的老翻譯，愛好民間文學，收集了不少故事諺語歌謠。
我立即到小海子墾區誠懇拜訪，他們同意讓我複印收藏的資料。有的團場也征集了一些少數民族民間文學故事諺語歌謠的資料。
但是，誰來編輯審查把關呢？我的維文水平遠遠達不到，況且我是漢文三套集成的主編，忙得焦頭爛額。
也算天助我也！黨委辦公室調來一位翻譯，叫阿布拉江，來自基層，三十出頭，初生牛犢不怕虎，正想到大機關創一番事業。我向A副政委推薦了他。A副政委立刻把阿布拉江叫來，把維文三套集成任務交給他。小夥子欣然領命。
黨辦室主任是我的老朋友，說你怎麽挖自己朋友的牆角呢！阿布拉江是我的人，正要用他呢！我說我走投無路了。
A副政委很喜歡文學，年輕時是“帥哥”，被挑選到總場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有次我去他辦公室，辦公桌上擺著維文三套集成草稿。他正在認真審稿，抬頭看我一眼，滿麵喜悅，嘖嘖稱讚道：這裏麵真有好東西！
我正為維文的三套集成出版經費發愁時，E副政委從地方調來了，A副政委改任副師長，分工管教育、衛生、民政等，都是有“活錢”的口子。幾萬元的出版費不成問題。無需我“死豬不怕開水燙”去找“一支筆”要錢了。
農三師民間文學故事諺語歌謠三套集成出了漢維兩本，受到兵團文化處口頭表揚。全兵團有8個師出了三套集成，維文僅我們師的一本。其中甘苦，隻有我心裏明白：中國的官員們少一門社會科學——新疆少數民族心理學。
對漢文化的獨特看法
自古以來漢人有天然的文化優越感，“遠人不服，修文德以徠之”。新疆的漢族人有一個普遍的共同觀念，少數民族越精通漢文化就越親近漢族人。這個觀念是剃頭匠的挑子——一頭熱，因為你忘了辯證法，沒有想想他們會怎麽看待漢文化中的糟粕——他們稱為“髒東西”。
還有，現代維吾爾族在形成過程中，融合了不少部落，族群，他們有強烈的文化優越感。於是，兩個都有強烈文化優越感的民族迎麵相遇了。沒有隔閡，矛盾，甚至衝突那才是怪事呢！
兩位維族領導精通漢文化；A副政委的兩個兒子娶了漢族媳婦；對漢文化的精華十分推崇；但是，他們對漢文化中的“髒東西”非常敏感；比不懂漢文化的一般群眾更加敏感。
有次我與A副政委去為一個團職漢族幹部送葬。喀什漢族公墓在飛機場北的一大片石頭灘上。出殯車上一路撒紙錢，下葬時亡者穿著新衣服，戴著手表，墓穴裏赫然擺了五糧液等。
A副政委是參加葬禮的唯一維族幹部。如果他不是去世幹部的上級，他是不會去參加葬禮的。
回來的路上，A副政委終於忍不住了，長歎一聲對我說，人死了還會看表嗎？還會喝酒嗎？還會花錢嗎？維族人認為，人死了靈魂就升天去見真主，好人得好報，壞人得懲罰；人來到這個世界上赤條條的啥也沒有，人走的時候為什麽要帶走那麽多東西？真是••••••
我委婉地說，漢族人各個地方風俗不一樣；他們老家的風俗習慣就是這樣；活著的人為了表示希望死去的人在另一個世界繼續活下去，他愛喝酒就送他酒，他愛那塊手表就讓他帶走，這是寄托一個心願希望。其實，誰都知道人死燈滅，什麽都沒有了。
A副政委一聲不響，隻搖頭。看著風中飛起的紙錢，突然回頭問我，他不是共產黨員嗎？
我苦笑了一下，繞開這個問題，說我死了一定火葬，學周總理把骨灰撒了什麽都不留。我知道維吾爾人主張速葬薄葬，白布裹身，黃土為穴，沒有任何陪葬品。我很讚成他們的生死觀：我從真主那裏來時一無所有，我回真主那裏去時一無所有。
作為北大數學係研究生的E副政委對漢文化的看法更加深刻。有次我們聊天，他說，我上小學初中時對漢文化非常熱愛，那時的教育都是正麵宣傳，英雄主義。但是，上喀什師範學院時，有一次去喀什紡織廠一個同學家裏，有個漢族工人從老家把老母親接來了，那老太太是小腳。我第一次看到小腳老太太走路，搖搖擺擺，隨時可能摔倒。當時對我震動太大了。我第一次知道漢人的祖先曾經這樣虐待婦女！我疑惑了：為什麽書本上沒有告訴我這些啊？
我說，漢文化裏有糟粕，有“髒東西”，必須克服。各民族之間應該是互相學習優點，自己克服缺點，不斷發展自己的文化。
他說，那是對的。新中國怎麽樣？婦女解放，反對纏腳丫子，新疆的婦女沒有戴麵紗的了。婦女是半邊天啦！但是後來怎麽樣？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是女人寫的；第一個給毛主席戴紅衛兵袖章的是女的；幾個樣板戲的主角都是女的；江青就更不用提了是個壞蛋女人！把“偉大領袖”的形象都損害了！
E副政委後來告訴我，“文革”運動特別是“批林批孔”全盤顛覆了漢文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小人和女子難養也”“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等等，把漢文化中的糟粕“深入人心，家喻戶曉”，使少數民族產生了極大反感和強烈排斥心理。原來漢文化這麽多“髒東西”！你想，一切“以階級鬥爭為綱”，父母兄弟之間都以階級劃線，“親不親，線上分”，提倡兒子批判父親，兄弟互相鬥爭，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而我們這個民族重親情，重感情，伊斯蘭教提倡“信奉真主都是兄弟姐妹”，主張人與人，人的內心世界和諧純潔。基督教也是主張“信奉基督都是上帝的子民”。不管他們能不能做到，至少他比“鬥爭哲學”“造反有理”“遊街，抄家，打砸搶”合乎人性吧！
這就是“文革”結束後，你們說的“宗教狂熱在南疆普遍興起”的原因之一吧。
有一次，E副政委路過某縣時要去看一個維吾爾族副縣長。那個副縣長很年輕，對我們非常熱情，對E副政委非常親切。
E副政委在這個縣裏當過縣委書記，發現這個年輕人在鄉裏工作出色，就重點培養他，不久當了副縣長。聽說新上任的漢族縣委書記，對這個年輕的副縣長不滿意，公開幾次點名批評他工作不大膽，不敢嚴格管理下級。弄得這個“年輕幹部好苗子”好沒有威信，心情沮喪。
那個年輕幹部訴說心裏話，我才三十幾歲，那些村長有的五六十歲，胡子那麽長，我怎麽能因為對他們工作不滿意就訓斥他們呢？他們是我的長輩啊！E副政委問那個縣委書記批評你時你沒有給他講這些嗎？他說講了。書記怎麽說的？書記說你是縣級領導幹部，不管你的下級胡子有多長，輩分有多高，該批評就批評，該收拾就收拾••••••
此前，我們在車上說了順口溜：村幹部是打出來的，鄉幹部是罵出來的，縣幹部是吹出來的，地州幹部是送出來的。
E副政委對那個年輕幹部說，你這樣做是對的。怎麽“收拾”？揪著胡子罵一通？他（漢族書記）就是這個意思！不能當了官就六親不認。別忘了我們是維吾爾人！
話中有話：漢族領導為了“政績”可以不講親情，有了“政績”升官走人，我們祖祖輩輩還要在這裏作人哪！••••••
難忘的“高峰論壇”
聽聽那些少數民族知識精英的心裏話是非常難得，也是非常寶貴的——不管他們說的對與錯，能聽到就是打開的另一扇天窗，讓你知道除了漢文化的天地之外還有另一番天地。
E副政委上喀什師範時的同學都快六十歲了，不是縣級就是教授；博導等等。有幾個出過一摞子書，在喀什名氣很大。
我在調到烏魯木齊之前，參加過E副政委的一次老同學聚會，使我久久難忘。那是真正的“高峰論壇”。
隻有我一個漢族，聽了E副政委的介紹大家都很信任我，於是“提起閘門放水——想怎麽流就怎麽流”，暢所欲言。
在新疆少數民族知識分子聚會，新疆問題民族問題是永恒的話題。
他們認為新疆的民族關係最好的時期是毛澤東時代，一是毛澤東有至高無上的權威，最高指示沒有人敢不聽。被神化為“救星”，代替了真主的權威。二是大家都講階級，民族界限模糊了，階級鬥爭為綱，政治運動不斷，民族意識壓下去了。全社會隻講階級成份，不講什麽民族。三是那時新疆西藏工資在全國最高，再加上革命英雄主義，支援邊疆雖然艱苦但很光榮。四是那時黨風正，黨群關係、幹群關係融洽，基層政權穩固。沒有公開的特權階層，沒有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五是各民族之間利益衝突很少，全黨重視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會積累社會矛盾，引發鬧事。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大躍進，全國大饑餓，新疆鬧大事了嗎？六是解放前南疆的大地主同時也是宗教上層，經過土改、鎮反運動，宗教的影響力大大減少。許多村莊的清真寺坍塌了。
現在呢？不說了！誰心裏都像一麵鏡子一樣清楚。
他們對民族理論、民族區域自治等提出一係列質疑：
我國的民族理論聽起來很有道理，但五六十年過去怎麽民族越劃分越細了越多了？民族之間界限越來清楚了？民族之間隔閡越來越深了？我們的民族理論是從蘇聯引進的，現在蘇聯解體了，我們還緊抱這個理論不放。根據這個理論，中華民族由五十六個民族組成。搞錯了吧？有的人群千百年生活在深山老林，幾乎與世隔絕，處在原始部落階段，還沒有形成現代民族。把他們命名為什麽什麽“民族”，沒有文字給你創造文字，培養他們的“民族意識”。再成立什麽什麽“自治縣自治鄉”。“原始部落”怎麽能與“現代民族”相提並論呢？
我們的路子是：根據斯大林提出的四個標準劃分民族；發展民族文化；實行民族區域自治；五十六個民族組成中華民族。民族問題完全政治化了！
宗教的路子簡單得多：信奉《聖經》你就是“上帝的子民”，信奉《古蘭經》你是穆斯林“兄弟”。宗教跨越了種族、國家、民族等界限，形成強大文化力量。
民族問題盡可能不要政治化，要突出一點：文化！向宗教學習！要重文化，輕種族。
“都是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這把我們排除在外了！蒙古人是成吉思汗的子孫，藏族人是鬆讚幹布的子孫，我們是烏古斯汗的子孫，西南少數民族也各有祖先。你們算一算五十六個民族中有多少個祖先不是炎帝黃帝？難道他們都不屬於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的圖騰是龍”，這又把我們排斥在外了！我們的祖先回鶻人的圖騰是狼。
一位老教授多次到內地、西藏考察。他的觀點令人吃驚：什麽是中華文化？三部分組成，漢文化，藏傳佛教文化，新疆伊斯蘭文化。凡是信奉這三種文化的都是中華民族。“西南那些少數民族是穿著祖先衣服的漢人，因為他們全盤接受了漢文化。”現在的問題是大多數中國人認為，中華文化就是漢文化。我們承認漢族人最多，漢文化是主流文化，但我們的文化，藏族人的文化放在什麽地方？“民族融合是你融合我，還是我融合你？”
正好端上來了一盤香噴噴的油饢，那位教授即席發揮：“麥子，包穀，小米，大米，青稞等等，五十六種糧食糅在一起，烤成一個大饢，好不好吃？能不能拿得起來？那些研究民族理論的專家們先研究一下這個饢的問題。”一片笑聲。
維吾爾人的語言天才不得不佩服。
新疆是十三個世居民族的新疆；維吾爾族是主體；不然為什麽在自治區前麵加了“維吾爾”？毛澤東說過，解放軍進疆是“替曆代漢族統治階級還債的”；要為各族人民大辦好事；還說三區革命是中國民主革命的組成部分；八十年代的“西藏六條”最後一條是撤走漢族人，新疆也傳達貫徹了。很快又停止了。
“我們現在不提漢族還債的話，就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我們欠了自己民族的債，該說的話沒有說，該爭取的利益沒有爭取。現在，我們要給本民族還債了。什麽叫自治？中央政府管三個權，軍隊，憲法，外交；其他權力歸自治區•••••”
“其實，他們心中非常清楚新疆是誰的新疆••••••”
談到蘇聯解體，大家都說是大好事。“八九十年前，蘇聯十月革命探索了一條新路子，中國共產黨提出以俄為師；現在，俄羅斯人又在探索一條全新的路子，走不通，我們不跟著走；走通了，我們再來一個以俄為師。有什麽不好••••••”
他們還談了斯大林支持“東突”；外蒙古獨立等問題。
當時我想：為什麽在我們的各級人代會上聽不到這些聲音呢？為什麽不能以兄弟身份坐下來好好交心呢？
位卑未敢忘國憂
在南疆生活了四十九年，與少數民族幹部共事，又經曆了多次動亂，我成為一個充滿憂患意識，責任意識的人。我和所有朋友交談幾乎都是新疆的民族問題，長治久安問題。我的記載南疆“文革”和一係列動亂的紀實文學《大漠足音》等，在網上點擊率也比較高。
２００９年６月，我和幾位喀什的朋友在烏魯木齊黃河路聚餐，一直聊天到深夜。我預言新疆將可能出大問題而且就不出今年。
朋友笑我杞人憂天，說中央領導說了現在是新疆曆史上最好的發展時期。我執拗地說，別忘了辯證法，“禍兮福所依，福兮禍所伏”，現在是新疆曆史上社會矛盾最複雜最集中的時期；物質的豐富代替不了文化的隔閡矛盾；況且，驕兵必敗是永遠的真理。
我特別講了一本應當引起自治區高層重視的書《我的西域你的東突》，其中作者王力雄記載的“木合太爾”的“東突理論”；南疆維吾爾知識分子的心裏話等等，我比作者早十幾年就親耳聽到過。作者的立場，理論全錯了，但其所見所聞是真實的。
我斷言“如果鄧玉嬌是到內地打工的少數民族姑娘，暴亂將立即發生！”有朋友搖頭“言重了。不會那麽嚴重。”
結果，一個月後震驚世界的“七五事件”爆發了。6號上午，朋友從喀什打來電話：你的預言應驗了！太可悲啦！太不可思議啦！把那本書《我的西域你的東突》傳給我••••••
其實，並非我有先見之明。我的兩位維吾爾族領導啟發了我，給我第三隻眼以新的視角看待新疆問題，傳達給我來自少數民族的真實信息。我身在烏魯木齊卻一直關注著南疆的社會動態，特別是各種複雜的社會群眾心理傾向。
喊“狼來了”，狼不會來；喊“狼沒有了”，狼會來的。這是常識。官員的“政績”裏不包括社會矛盾，社會群眾心理。也沒有多少官員好好下功夫去研究這些。這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大悲哀！
1997年5月30日，我到烏魯木齊兵團機關報到。前一天，住在三師駐烏辦事處。早飯與E副政委一起吃。他剛從北京要救災款回來，在北京住了一個多月。兩個月前，喀什發生強烈地震。全國的救災款及物資全部交給地方，兵團地震災區被邊緣化了。農三師組織一批幹部赴京匯報受災情況，要求單獨給兵團災區“切一塊蛋糕”。
他說，如果我在家參加常委會，一定不同意放你走，建議師黨委提拔重用你。我說，謝謝您對我的看重。我在三師工作了33年，把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華貢獻給了三師；三師也沒有虧待我給我一個處長；我很感謝師黨委。我現在49歲了，兩個孩子都大學畢業在烏市工作。我離退休還有11年，這11年我要與家人團聚享受天倫之樂。這是人一輩子最好的歸宿。E副政委點點頭：從師裏的工作出發，不放你走；從你家人團聚來講，隻好放你走了。
我與兩位維吾爾領導共事的歲月是我寶貴的人生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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