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5日，廣州，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做《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的主題演講。鳳凰財經全程直播。本文轉自鳳凰財知道。
從中國先拔頭籌看天下大勢
今天我八十一歲了。年多前，我年屆八十，科斯在美國創辦的學報要為我出版一期專輯，邀請一些行內朋友為文評論我在學術上的貢獻。當然是恭維的話。西方的學術有英雄主義這回事。隻要能活到八十，在學術上的貢獻不太差，朋友們就會給你來一趟英雄式的文賀。
該期學報也邀請我寫一篇關於自己的求學與研究曆程。我於是從年少時的中日之戰與饑荒時日說起，到求學屢試屢敗，到在美國屢遇明師。近二十四歲才進大學讀本科，比同學年長六歲，但升為正教授時卻比一般升為正教授的年輕了八歲。大恩不言謝，當年在美國悉心指導我的大師比我知道的任何人多。
我在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幸運之神讓我在一九六九年從芝加哥大學轉到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時，遇到今天也剛好坐在這裏的巴澤爾。他和我日夕研討了十三年，給我鼓勵無數。巴兄曾經在自己的學術傳記中寫下，當一九六九年到西雅圖時，我已經是經濟學行內的產權及交易費用的第一把手了。是誇張的說法，但今天回顧可沒有誇張得太甚。
去年我對巴兄說，當年的哈佛、芝大等的經濟係雖然名滿天下，但回頭看他們的實力應該比不上當年的西雅圖華大。巴兄的響應，說如果是指產權及交易費用這兩方麵的經濟學，我說的應該對。我給巴兄的回郵，說如果不論產權及交易費用，經濟學沒有什麽值得學。
一九九〇年，曾經是華大經濟係主任而後來獲諾獎的諾斯在一本書中提到，有一個與眾不同的華盛頓大學路向，而我是該路向的創始人。這就是今天一些人說是有機會曆久傳世的華盛頓學派。這學派當年的主要搞手隻有三個人：諾斯、巴澤爾和我。可惜一九八二年諾斯和我皆離開了西雅圖華大：諾斯轉到另一間華大，而我則轉到香港。
從研究中國說起
我到港大任教職是科斯催促的。那是一九八〇年。他說中國可能真的開放改革，認為我對經濟製度的運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而中國要改可能不知道怎樣改才對。我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進社會，但想到在抗戰期間那麽多的小朋友餓死了，而自己的存在或不存在皆無足輕重，為同胞們解釋一下經濟製度的運作是應該的。好些無聊之輩說我放棄了學術，其實在跟進中國的發展學得的，遠比在美國的二十多年為多。這重要的知識增長讓我今天用中文寫成了五卷本的《經濟解釋》，懂中、英二語的經濟學朋友一致認為該作超越了我所有的英語論著加起來。
我是個畢生沒有用過一張名片的人，對名頭的興趣永遠是零。受到老師阿爾欽等人的影響，做學問我要爭取的是思想傳世。是渺茫的事，但今天看好些作品會傳世。一九八二年我到香港任職時，在石油工業與發明專利的研究下了六年苦功，實在累，轉換環境或可鬆弛一下。當時我可沒有用中文寫過文章，也要多考察中國的發展，所以要到一九八三年十月才用中文動筆。
再要感謝阿爾欽的教誨。他教一個經濟學者可以解釋世事，可以提出政策建議，但前麵劃著一條線，不應該跨越。北京的朋友很快就知道我是這樣的一個人，在各方麵提供協助。我要求什麽數據他們立刻提供，要到哪裏觀察他們立刻安排。作為一個要研究中國發展的人，我當時的感受是一個天之驕子。這讓我一口氣寫下《賣桔者言》、《中國的前途》、《再論中國》這三本書。今天重讀自己也有點高傲之情。
提到上述，因為這次講話牽涉到國際話題，朋友說可能有點敏感，我因而要略說自己的已往。童年時在廣西過著的饑荒日子讓一位醫生對母親說我不可能活下去，而事實上當年的小朋友沒有一個活下來。後來對中國文化的體會，讓我今天還打算在這話題上出版十多本書。有這樣的經曆，血濃於水的情懷我無從掩飾。另一方麵，我的經濟學問傳承了美國多位大師的智慧，我不能違反他們教的一個學者應有的操守。
世界局限的大轉變
這次講話我要從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說起。當時波斯灣之戰結束，蘇聯解體，世界看來將會有大變。好友科斯剛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瑞典的朋友邀請我到那裏，在宴會上替代需要休息的科斯講話。那瑞典之行我遇到弗裏德曼夫婦，是深交，幾天的時間大家日夕與共，無所不談。我對弗老說：“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了，看來整個地球將會增加約二十億的貧困人口參與國際產出競爭，世界將會出現大變，富裕的國家不作出適當的調整，可能會遇到麻煩。”
弗老的回應，是經濟學有一個比較優勢定律，廉價勞力大幅增加當然對富裕的國家有好處，用不著經濟學者操心。理論是這樣說，但我指出先進之邦有工會的問題，有最低工資與福利製度的局限，要獲取比較優勢定律帶來的利益，需要的調校不會是那麽容易。弗老當時不相信這調校會是困難的。事實上，在此之後的十多年，弗老的好友格林斯潘幾次提到，中國的廉價物品進口有助於美國壓低通脹，為中國說了不少好話。這跟今天特朗普總統說的是兩回事了。
一九九一年到今天是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回頭看，雖然越南、印度等地的經濟是有了起色，但整體來說，整個地球的貧困之邦隻有中國可以算得上是走出了一個貧困的局麵。盡管二〇〇八年中國引進的新勞動合同法對經濟為禍不淺，但炎黃子孫買起先進之邦的樓房之價是事實，而炎黃子孫所到之處，商店的售貨員紛紛學幾句中語也是事實。今天的中國不僅變為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日本，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十個日本。
中國的經濟究竟有多大
近兩年，西方喜歡稱中國為地球上的第二大經濟。怎樣算法我沒有考究，但以金錢量度這方麵看，他們的看法可能不對。大略地看，中國的樓房價格比美國的約高出一倍，而且到處的大廈林立遠比美國的多。另一方麵，中國的人口約美國的四倍，沒有種族歧視，而生產力不弱。在這些之上還要加上中國的基礎建設——公路、高鐵等設施——已達一等。報導說今天的中國，每年在國際上的發明專利注冊數量冠於地球。
從人均的金錢收入衡量，中國還遠遜於美國。我曾經指出，人均的金錢收入，以消費者平價算，中國要追上美國遙遙無期。不是不可能，小小的新加坡的人均金錢收入逾美元六萬，高於美國。然而，就算中國能跳升到這個水平，恐怕從實質的收入看中國還有好一段路要走。這是因為比起中國，美國是遠為近於《聖經》說的伊甸園。美國地大人少，風景優美，在生活的享受上市民的消費者盈餘比中國的為高。例如在美國的次級城市，一間擁有無敵海景的花園房子隻約美元五十萬，同樣水平的在中國之價要高出十多倍。伊甸園什麽都有，享之不盡，但沒有市值，所以亞當與夏娃沒有一分錢，從我們的世俗看是窮光蛋！這是說，就算以金錢計算的人均收入中國能追上美國，但算進伊甸園那種消費者盈餘中國還輸一大截。
中國自己的伊甸園
從另一個樂觀角度看，中國也有一個美國沒有的伊甸園，隻是少人注意罷了。這是中國的古老文化，大可享受。拿著一件出土的古文物在手，我可以自我陶醉一個晚上，不一定比無敵海景差。問題是欣賞無敵海景不需要學過，但要欣賞中國的文化可不是膚淺的學問。
數千年經過無數天才發展而遺留下的中國文化說不得笑。這些年我欣賞北京的朋友重視自己的文化。據說大大小小的博物館今天的中國有幾千間。但我認為他們處理得不好。政府禁止出土文物在內地出售，這使精美的戰國金屬器皿紛紛在外地的拍賣行出現。我因而建議要讓內地的市場挽留這些文物。另一方麵，不親自收藏，中國的文物——不管是出土還是不出土——不容易學得懂。不需要多少錢，我自己從地攤貨的真真假假學得很多。沒有疑問，中國的文物是一個龐大無比的伊甸園，隻要博物館辦得好，有可靠的專家指導，展品有故事可說，這個文化伊甸園不亞於無敵海景。
這就帶到我要說的一個重要話題。伊甸園的享受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收入，但主要是消費者盈餘，沒有市場，不能算進以市價量度的財富那邊去。這樣看，美國的地價低，中國的地價高，盡管美國的人均享受遠高於中國，要拿出鈔票在國際上揮灑一下，他們卻又鬥不過炎黃子孫。這是習近平先生提出一帶一路這個構思的先決條件了。
知識引進是第一關鍵
不管怎樣衡量，今天回顧，自一九九一年在瑞典我跟弗裏德曼暢論世界經濟，距今四分之一個世紀，貧困之邦能殺出重圍的雖然不隻一個中國，但說中國先拔頭籌卻無可置疑。我更要指出從一九九三到二〇〇七這十四個年頭，在好些不利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之高是人類曆史僅見。朱鎔基先生的貢獻我欣賞，但經濟持續地飆升十多年不可能是一個或一小撮人的功勞。朱總理當年主導的市場合約自由與其他政策當然不可或缺，但還是不足以解釋我們見到的現象。
最近我想到兩個解釋中國現象的關鍵，皆源於與弗老之會的內容再想。其一是比較優勢定律這回事，理論無疑對，但引進沙石這定律的運作不同。大概而言，地球上的資源隻有三類。其一是土地（包括地下的礦物），其二是勞力，其三是知識。土地不能移動——不動產是也——其增減對經濟當然有影響，而農產品或礦物的進出口，如果沒有政府管製，會影響他邦的經濟。勞動人口可以走動，但國際之間不容易，而通過國際貿易雖然會帶來比較優勢定律所說的效果，但國際上的勞工法例、最低工資、工會運作等沙石可以大幅地削弱比較優勢定律的運作。
隻有第三種資源——知識——在國際間是自由流動的：絕大部分的知識沒有專利保護，就是有也隻保十多年，而商業秘密會跟著外資的引進而進，一旦外泄基本上無法收回。我認為中國能先拔頭籌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開放改革後外間的知識湧進得快，非常快，而中國的青年也吸收得快。外資當年的湧進帶來的商業與管理知識當然重要，而今天看更為重要的是數碼等科技的發達，湧進中國炎黃子孫學得快，掌握得優越。這裏我們要注意的，是中國本土的市場大，而大市場是數碼商業快速發展的先決條件。
一些西方的朋友認為中國盜用西方的科技發明。這觀點不對：不用盜，不是商業秘密的科技在網上全部可以找到，而商業秘密一旦外泄就成為共用品。我曾經花了美國的國家科學基金不少錢，勞師動眾，研究發明專利與商業秘密的保護與租用合約，可惜幾年的深入研究隻寫下一份長報告與發表了一篇關於商業秘密的文章。不管怎樣說，中國要感謝西方科技知識的引進。
另一方麵，在文革期間，中國的大學好些課程不能教。這逼使求學的青年偏於數學與工程這些方麵。雖然文革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這傳統還在。後來到了江澤民時期，大學的數量急升，到今天每年的大學畢業生七百萬人，懂得處理方程式的中學生所見皆是。也重要的是中國沒有西方那種工會的林立。中國的建築或裝修工人一般是樣樣皆能。是的，在西方，因為工會的左右，水歸水，電歸電，煤氣歸煤氣，泥水歸泥水，木匠歸木匠，不能“撈過界”。
深圳是一個新現象
上述的局限轉變帶來近幾年出現的深圳現象。我曆來認為有朝一日，上海的經濟會超越香港，沒有想到深圳。去年我說兩年後深圳會超越香港，但今天看是已經超越了。再兩年會超越很多！去年我也說再十年深圳會超越矽穀，但今天看不需要十年。華為、騰訊、大疆等有大成的可以不論，但據說搞科技產品的企業深圳有八千家。馬雲也要到深圳來摩拳擦掌！這個城市的人口增長速度遠超昔日香港的難民潮，但我找不到一個可靠的數字。
當然中國還有其他城市的科技產品搞得有看頭，但深圳冠於內地今天沒有疑問。新勞動合同法對科技行業的約束為禍較少，因為這行業的市場工資比較高，在好些方麵脫離了該合同法的約束。然而，目前在東莞，因為該法的存在，高與低科技之間出現了一個斷層。
為什麽在科技產出的發展上深圳能捷足先登是個有趣的問題。多個因素無疑存在，而我認為最有趣而又少人注意的，是今天的深圳沒有幾個本地人。全部是外來的，因此完全沒有排外這回事。排外或宗教、種族歧視對經濟發展可以有嚴重的不良影響，而深圳是一個從三十多年前的二十多萬人口升到今天二千多萬的城市。這是非常誇張地重複了百多年前美國西岸因為尋金熱而帶起了舊金山的故事。是的，因為新勞動合同法的引進而變得死氣沉沉的東莞，因為深圳的土地不足而一下子活躍起來了。
深圳今天的遠為不足處，是大學不僅太少，水平也不見得高明。另一項嚴重的缺失是文化事項深圳遠遜於上海等地，而那裏的博物館是沒有什麽可觀的。
基建速度高是第二個關鍵
轉論中國先拔頭籌的第二個關鍵，是在勞動力之價低廉的八、九十年代，中國在基礎建設這方麵發展得快。就是到了本世紀初期，一個力壯的勞動工人隻五美元一天，往往從天未亮操作到天黑。當年我見到這情況感到心酸，今天回顧炎黃子孫要感謝這些人。中國的基建工程不僅興建得快，而且質量愈來愈高，到今天是世界級水平了。高速公路的興建每年可以橫跨美國兩次，而難度甚高的高鐵，約十年建造了二萬三千公裏，達地球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都是勞苦大眾的血汗換得的成果，而重要的協助，是中國既沒有西方的工會，也沒有西方的民主投票。這些方麵，一九八三年我對北京的朋友力陳不要仿效西方。這裏的問題是興建得快而又優質的基礎建設不一定是劃算的投資。以高鐵為例，算進利息，歸本還是遙遙無期。問題是這類大興土木的投資不能單從金額的支出與回報看。那些所謂外部性對不同地區的地價影響，對人口在不同地區的變動的價值的正或負，原則上也要算進去。大概的衡量也不易，精確不可能。我隻能說，大略地看，中國的基建項目很少見到負值。這樣，不論曆史成本，中國的基建項目對將來的發展會有大助。
天下大勢是新三國演義
轉談目前的天下大勢之前，我要先說兩件事。其一是中國今天的經濟情況不好。去年我在這裏提出了十一項改進的建議，皆如石沉大海，而今天的經濟沒有改進。這隻是個人之見。其二是論天下大勢不能不提及國際政治，而我對政治是半點也不懂的人。因此，我隻能局部地看世界。
今天的地球出現了一個新局麵：有三個性格剛強的國家領導人一起存在：俄羅斯的普京、中國的習近平、美國的特朗普。我戲稱世界將會出現的是新三國演義。一位朋友說還有一個菲律賓的杜特爾特，變為四國。我說菲律賓隻是一個島，不算。當然是說笑，但一些朋友認為一項大戰可能出現。若如是，我要說的全部作廢。
特朗普的經濟觀有誤
我要先處理一個話題。特朗普總統是一個了不起的商人，他的言論含意著的，是要用做生意的手法來處理國際經濟。這是不對的。做生意在市場競爭，圖利要把對手殺下馬來。但國際貿易呢？要賺對方的錢你要讓對方賺你的錢。特朗普說要抽中國貨百分之四十五的進口稅，但其實這是抽美國消費者的稅。美國會因而有通脹嗎？甚微，因為越南、印度及無數其他落後國家的勞力工資遠比中國低，美國的消費者會轉向質量較低但更為廉價的產品。
美國如果全麵大幅提升廉價物品的進口稅，充其量隻能讓本土的一小撮現存的出產商人獲利，不會鼓勵新廠的設立。這是因為增加了的進口稅隨時可能撤銷，一個投資者會選擇比較穩定的項目才下注。要是美國真的大抽中國貨的進口稅，中國應該以牙還牙地也大抽美國貨的進口稅嗎？不應該，因為這對中國的消費者與投資者半點好處也沒有。我是主張中國撤銷進口關稅的。在報章上讀到習近平先生的言論，他的主張也是大放外貿。他是主導一帶一路這個構思的人，當然知道開放外貿是這構思的一個需要條件。
特朗普主張杜絕墨西哥人的非法進入。但美國的農業主要是雇用著這些非法進入的墨西哥人。選擇性地讓一些墨西哥人作為農工有所需要，但美國的最低工資要怎樣處理呢？目前中國是美國農產品的最大買家，提升美國農工的工資中國會轉到其他地區購買。地球逐步一體化是大勢所趨，特朗普總統卻要逆流而上。但他是聰明人，可能改變主意。
兩國演義各取一法
論天下大勢，我要從上文提到的新三國演義簡化為兩國演義——美國與中國——因為我對俄羅斯的情況不了解。不能說我很了解美國與中國，但應該及格。我要從兩個有關鍵性的觀察說起。因為美國與中國的文化很不相同，傳統上這兩個國家的對外邦交的政策有別。
大略而言，美國是以軍事利益的協助來換取他國的友情，而中國則是用經濟利益的協助來換取他國的友情。前者是源於二戰後，美國的軍力與財富皆雄視天下。他們協助了很多國家——尤其是日本——的經濟複蘇。但跟著就是恐怕共產製度的擴散而采用軍力輸送到其他國家作防守。今天回顧，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真的很怕共產思維的擴散。
以軍事利益與經濟利益換取國際友情是有著很不相同的局限，期待的回報很不一樣，而二者的持久穩定性也不同。輸送軍事利益換取友情遠為容易，因為隻要打通一小撮執政者的關係。但不穩定，因為這一小撮執政者可能被迫下馬或被投票者替換。最近菲律賓的發展就是例子。輸送經濟利益換取友情是遠為困難的事，因為不是隻派錢出去，要有投資的回報，而這樣的邦交要有民眾的支持。辦得成功，經濟利益協助的穩定性可以持續，換了國家的頭頭還會持續下去。
美國由盛轉衰源於戰爭
美國是一個非常優越的國家。隻二百多年的曆史，他們在科學與文化上的發展是人類的驕傲。然而，很不幸，二戰後選走軍事輸送的路，嚴重地害了他們。想當年，世界警察這個稱呼出現後不久，六十年代他們糊裏胡塗地參進了越南戰爭。打了好幾年，導致美國經濟不景逾十年，到裏根總統才出現轉機。
越戰後我的兩位朋友——弗裏德曼與Walter Oi——成功地說服美國有關當局放棄征兵製，轉用傭兵製。當時大家叫好，但今天看卻不一定是那麽好。這是因為在傭兵製下，反對戰爭的學生不存在，政府容易出兵，不需要先有國會批準，可以先斬後奏。該傭兵製的優越性首見於一九九一年的波斯灣之戰，美軍的先進武器驚世駭俗，害得蘇聯要瓦解。可惜該戰後美國對伊拉克的處理讓弗裏德曼失望。
傭兵製是一種軍事費用非常高的製度，大戰困難，但小戰卻容易出兵。是在這樣的局限下美國不幸地參與阿富汗與伊拉克之戰。後者對美國的經濟為害甚巨。而跟著的利比亞、敘利亞以及中東亂局是今天更為頭痛的事了。我曾經在一篇題為《恐怖活動的經濟分析》的文章中指出，當一個人認為自己的機會成本是零，憑一夫之勇他可以害很多人。
美國的“世界警察”之譽，十多年前在香港與內地我聽到一些朋友認同，但伊拉克之戰後再沒有聽到。
一帶一路的發展怎樣看
轉談中國今天采用以經濟利益換取他國的友情，是源於中國的古老文化——二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戰國滿是這樣的言論。但上文提到，這策略的施行不易。近二百多年，這策略我們隻在進入了新世紀才見得明顯，而習近平先生推出一帶一路是明顯地這樣處理。經濟上大事協助他國，友情之外當然還要算投資的回報。這應該是習近平先生堅持經濟不斷開放的原因，因為不開放會是“無帶無路”。
當然，在習先生之前的中國早就以經濟利益換取國際友情。非洲有幾十萬人口住在廣州做生意有不少時日，而習先生大事以經濟利益推廣南美貿易。到浙江的義烏走走，計算一下長住該市的外籍商人，拿得他們的入住時日，應該知道這發展牽涉到的國家的時間表。中國這項重要的以經濟利益換取友情的行為，在新世紀開始後不久就來得明顯了。這是因為中國的地價在二〇〇一年開始急速上升，國家的金錢財富增加，讓一個非伊甸園的經濟有足夠的金錢花出去。
這幾年習近平先生推出的一帶一路需要的金錢更多，夠不夠支持這巨大工程我無法判斷，而收來的回報為何我更沒有資料猜測了。是有意思的思維，但難度高。換取他國的友情不易，因為這裏討好了甲那裏可能開罪了乙。一個馬來西亞的項目，看來是上佳思維，但新加坡因而受損，當然不高興了。地球上隻有三塊可以步行而過的大地：澳洲、南北美洲，與歐、亞、非這三洲加起來那塊最龐大的。一帶一路是要把歐、亞、非三洲以經濟合作搞起來，牽涉到的大國小國無數，其難度可想而知。
人民幣推出國際必遇競爭對手
目前我最擔心的，是人民幣的幣值問題。以經濟利益換友情，人民幣能推出國際會有大助。把人民幣推出去不需要有強勢，但一定要幣值穩定。人民幣推出國際本來大有可為，因為有點錢的炎黃子孫滿布天下，給祖宗一個麵子是人之常情。然而，人民幣推出國際一定侵犯了其他的國際貨幣——主要是美元——的國家的利益，人家要把人民幣殺下馬來在道德上沒有問題，正如商店之間的同行如敵國，要把對手殺下馬來是合情合理的。人民幣推出國際的成本近於零，一本萬利，但被替代了的他國貨幣卻是被替代多少輸多少。他們怎會視若無睹呢？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日本嚐試大手把日圓推出國際，不僅不成功，連整個經濟也倒下去，到今天還是一蹶不振。年多前，中國的兩個自貿區試把人民幣推出去，不多久就敗下陣來。可幸國家因而受到的損失不嚴重，還可以再試。我多次為文建議人民幣要下怎麽樣的一個錨才推出去。
沒有戰爭中國勝
回頭說，美國提供軍事利益與中國提供經濟利益換取國際友情，這二者大比並，經濟理論的推斷是隻要沒有戰爭，中國終會勝出。這是從帕累托的條件衡量，我想不出怎麽樣的局限會讓軍事利益的輸送勝。利益與友情隻有三個可能的組合。其一是中、美兩國皆以經濟利益換友情。這上上之選是斯密與帕累托的均衡，人類大幸。其二是兩國皆以軍事利益換友情，這是下下之選，戰爭變得無日無之，地球危矣。從帕累托那方推理，這下下之選的均衡存在，但要基於一個訊息費用高不可攀的局限。最後是一國推出經濟利益另一國推出軍事利益。這是目前的情況，持續下去不會出現均衡，或者說，我想不出這後者的均衡需要的局限條件。這是說，隻要戰爭不出現，從我考慮到的局限推理，假以時日，中國會勝出。
勝出的意思，是說軍事輸送的取向，假以時日，會遭淘汰。不是美國會遭淘汰。這是不淺的經濟學，因為需要中國堅持經濟利益輸送，美國的軍事輸送才會遭淘汰。沒有中國的存在，美國的軍事輸送可以有一個持久的均衡。這不淺的均衡觀有淺顯的一麵。好比兩家商業機構競爭，皆提供安全及其他服務，性質不同，雖然宣傳的效果雷同。今天，地球漸趨一體化，客戶的數量增加，他們的需求有變，民以食為天，一家機構提供的服務勝出，淘汰了另一家。
是的，如果美國失敗，是敗於恃武淩人。如果中國失敗，是敗於未富先驕——從西方引進的勞動法、社保、反壟斷法、複雜稅製等，皆未富先驕的行為。我們希望美國能盡早改走以經濟利益換友情的路。這樣的競爭才有意思，才過癮，才好看。兩個大國皆如是，地球人類的生活可觀矣。
關稅保護的效果
回頭說美國新上任的總統特朗普的經濟觀，他的主張是采用保護政策來使國家再偉大起來。很一致：建造美、墨之間的圍牆是保護，禁止七個中東國家的人民進入美國是保護，約束美資外流是保護，退出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是保護，大幅提升中國貨的進口稅也是保護。主導了世界開放貿易七十年的美國，在地球漸趨一體化的今天，特朗普卻一反其道而行——他的言論讓我們這樣看。
我不懂政治，也不懷疑某些保護是需要的。這裏我隻分析大抽廉價物品的進口稅這項保護政策，因為這方麵我的經濟觀有點新意。我要舉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發展得如日方中的日本為例。當時該國采用的進口關稅保護嚴厲。一九七五年的暑期我造訪東京，見到那裏的高檔次商店，一粒葡萄售價約一美元，一條法國領帶之價與當時非常昂貴的一部彩色電視機之價相若。皆關稅保護之故也。
這裏的有趣觀察，是在外國不回敬反抽的情況下，進口稅或其他有類同效果的保護可使獨自保護的國家的國民收入上升，股市強勁，但從國民的實質享受衡量卻是虛假現象。這不是因為傳統經濟學說的“理想關稅理論”使然——該理論是謬論——而是傳統的胡裏胡塗的國民收入統計使然。有點像我提到過的伊甸園的故事的伸延：亞當與夏娃離開了伊甸園，走進真實世界，實質的享受是減少了，但金錢的收入——今天的國民收入——卻增加。人類的智慧為萬物之靈，但自私的基因還是被訊息費用誤導了。
日本的不幸經驗可教
這裏有一個關鍵問題：源自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定律——說專業產出與自由貿易會使所有國家獲利——是真理，不可能錯，但這定律可沒有考慮到通過貨幣來調控經濟與量度國民收入。算物品的產量，李嘉圖無疑對，但引進貨幣，國民收入的增減容易誤導。
故事再說下去，日本的運情不是那麽好。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起，該國的借貸膨脹然後破裂，經濟倒了下去，到今天整整三十年還見不到有明確的起色，是近代人類曆史最持久的經濟不景了。借貸膨脹然後破裂帶來的調整需要長時日，但比日本更嚴重的美國二〇〇七年出現的借貸破裂，約七年就見到起色。我認為日本持續不景三十年，一個主要原因是保護政策帶來的高物價，需要的逐步下調為時甚久。去年一些漫遊日本的朋友說，那裏的物價比中國還要相宜。弄到要推出負利率這項愚蠢玩意，日本應該悔不當初吧。當然，今天特朗普總統主張的保護政策不會像日本當年那樣嚴厲，所以不良效果不會是那麽明顯，但國民收入的上升還會誤導。
這些日子一些朋友說，美國要維持經濟第一大國的位置，問我怎樣看。我說國民收入這類數字很無聊，讓他們高居第一算了。我喜歡引述香港前財政司郭伯偉曾經教我的話。郭老說：“史提芬呀，國民收入的統計很無聊，你相信嗎？晚上到灣仔走走，香港的經濟怎樣可一望而知。”
中國今後應走的路
盡管我認為特朗普的保護政策對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的推行有助，我的經濟觀還是主張中美雙方全部撤銷所有進出口關稅。就是美方大幅提升中國產品的進口稅，我還是主張中國單方麵撤銷所有關稅。好比香港，曆來沒有關稅，上世紀七十年代以自由貿易知名天下，無論成衣、玩具、手表等五六項產品的產量皆冠於地球。
今天中國的生產實力不是七十年代的香港，而是七十年代的二百個香港！是的，從生產力這方麵衡量，炎黃子孫是進入了一個有恃無恐的境界！
不管世界怎樣變，地球一體化將會繼續。隻是在過程中牽涉到的局限變化多而複雜，作為經濟學者我無從推斷在這一體化的過程中會出現的枝節。就是隻論中國，今天我對國家前景的推斷不能像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改走市場經濟的路那麽準確。當年我能肯定，因為是掌握著兩方麵的局限轉變。
今天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好些困難，也有些亮點。解決了這些困難，亮點的重心所在，是要把中國的文化與西方的科技結合起來。如果成功地做到，做得好，這會是人類前所未見的光輝。讓地球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不是很有意思嗎？北京的朋友顯然知道這是中國發展的重心所在：他們對炎黃子孫的文化與西方科技的重視是清楚明確的。可惜我認為他們辦得不是那麽好。年多前我出版的《科學與文化》那本小書提供了一點意見。
不久前在電視看到一位西方的中文專家評論，說中文比不上英文，在地球一體化之下，有朝一日中文會被英文淘汰。我肯定這位專家的判斷是錯的。我不是什麽語文專家，但中文與英文皆能寫到專業水平的學者不多，而我算自己是一個。客觀地看，如果上蒼隻容許中文或英文這二者選其一在地球存在，讓我選擇，我選中文。我隻是今天才這樣選，因為昔日中文不能打字，而今天數碼科技讓中文打字比打英文還要快。將來的學者會同意我今天的看法：源於美國電話的實驗室發明的半導體帶來的數碼科技，地球上受益最大的民族是中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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