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9至1962三年間餓死三千多萬人的這個事實比起文革的災難其實還要悲慘很多。文革還可以說是毛一人的錯誤決定造成的， 黨可以比較容易與毛劃清界限。人命關天， 這是中國文化的道德底線。黨采取了大躍進的錯誤方針導致大饑荒和三千萬農民的死亡，如果不是事實，中共怎麽能夠忍受背著這個巨大的黑鍋？
中國的言論管製已經是十分的嚴厲了， 但是關於大饑荒和大量死人的事實和討論， 國內的網絡上還四處可見。中共的良心還不想否認這個事實。百度百科的內容包括至少三千萬餓死人數， 政治局委員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的說法是四千萬左右。 下麵是從國內網站轉發的大饑荒的內容。
百度百科：三年自然災害
政治運動和政治鬥爭
中國政府的看法是：1958年，由於中國政府“一五”計劃超時間、超幅度地完成，導致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對生產力發展進行了過度樂觀的錯誤估判，引起大躍進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1959年的廬山會議又使得毛澤東錯誤地認為黨內右傾現象十分嚴重，因而在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引發大規模的“反右傾”鬥爭，導致無人敢於指出錯誤，加之1959年－1961年期間自然災害異常嚴峻，導致了這一時期中國發生驚人的危機。
目前中國大陸政府仍未能提供確鑿的原始天氣數據證明三年期間全國發生嚴峻自然災害，而更多的證據表明，三年期間沒有大規模自然災害。饑荒最為嚴重的省份四川更是風調雨順。
有些人則認為，三年困難時期是1958年毛澤東提出一年糧食增加一倍的口號，因而導致各地掀起“浮誇風”，各級幹部嚴重誇大、虛報糧食產量所造成的。由於施行統購統銷的關係，農村除了口糧、種子、飼料以外的糧米全須上繳，而糧食則交由人民公社的公共大食堂負責，農民不能儲糧。當中央派員到地方征收糧食時，是以地方幹部上報的嚴重誇大的糧食產量來計算征收量的。征收量大大超出實際糧食產量，地方幹部為了填補缺口，逼迫農民將原本應該留下的口糧、種子、飼料“三留”也全都上繳。於是各個農村的糧食短缺，公共食堂無米下炊，導致了嚴重的饑荒，有許多人因此被餓死。甚至出現人吃人的現象。
“反右傾”鬥爭導致了政治上的普遍左傾，對反映餓死人和浮誇問題的領導幹部，則當右傾機會主義批判，說成是造謠、擴大化，是“給三麵紅旗抹黑”。這樣顛倒是非，使左傾思想愈演愈烈，在幹部中造成錯覺，造成人們思想的混亂，使大家失去了辯別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個個看領導意圖行事，說假話成風，處處隱瞞、謊報災情。例如河南省委於1959年向中央寫了餓死5000人的假報告（實際十幾萬）。一些地區的政府官員（例如：河南信陽）為了隱瞞災情，阻止饑民外出討飯，截取郵件阻止信息傳播，讓農民失去逃荒的自由、求救的自由，也是導致災情嚴重惡化的原因。信陽最終餓死至少一百多萬，而且有大麵積人相食現象。
中國經濟學家茅於軾認為，中國關閉糧食國際市場的進出口是饑荒的主要原因。
三年自然災害相關損失數據
大躍進時期大陸特別是農村地區推行人民公社大食堂，導致災難性的全國大饑荒，無數人因為缺乏食物而死去。但因此死亡的人數目前尚存在較大爭議，爭議的範圍從3000萬至8000萬不等。（參見以下爭議章節）
不可否認的是，這場浩劫的死亡人數在所有國家的曆史上都是罕見的。
其中，四川省原政協主席廖伯康曾經表示，大饑荒四川“死了1000萬人” ，這個數字與載《中國人口科學》上海交大曹樹基教授的研究結論940萬相吻合。
根據《張愷帆回憶錄》，安徽全省1959年至1961年實際死亡人數是548萬，除去正常死亡數、逃亡及失蹤數等，安徽餓死約500萬人。浙江的非正常死亡14.1萬人。
根據丁人卜的《難忘的歲月——安徽省無為縣共產風史錄》，無為縣1958年到1960年三年，全縣982979人口中，非正常死亡和餓死了320422人，百分比為30.6。
根據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中，援引山東省一位領導1960年的大會講話內容“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甘肅定西地區的通渭、會寧、定西等縣，以及平涼地區的靜寧縣和寧夏的西海固地區，三年困難時期，這一帶縣縣發生過餓死人的現象。據當地了解情況的人估計，因為缺糧斷糧餓死和浮腫無救而喪命的，最少已接近百萬。其中通渭縣，人口減少三分之一多，全縣人口總數到1980年還沒有恢複到五十年代中期的水平。
2009年4月8日，《廣州日報》采訪袁隆平時，袁表示“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幾千萬人啊。大躍進把樹都砍了去煉鋼鐵，把生態破壞了，1959年大幹旱，一年基本上沒有收成，餓死了四五千萬人啊。我看到路上有5個餓殍，倒在田坎旁邊，倒在橋下和路邊，我親眼看見啊，那很淒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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