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沒有一覺醒來，突然微薄的成都網友傳來這樣的消息：
成都市氣象局發布成都曆史上第一個紅色霧霾警報，這是最高警報，預計未來24小時，我市將遭遇成都2000多年曆史上最嚴重的霧霾，AQI將超過700局部可能超過800的肺癌臨界值。
希望不是真的！
塵都，拿什麽來拯救你，你比奔跑的“茶葉蛋”，穿越高鐵還要快，直奔“卡桑德拉大橋”
我們都在等待 第一批死在北京的人
李尚龍
十多年前，我聽說了遙遠的一個親戚得了癌症，我問父親：什麽是癌症？父親說，癌症是一種絕症，無解，隻能等死。然後又有些慶幸的說，好在這個病在我們國家得的人很少。
這句話在當時是對的，可是，放到今天，誰敢說自己身邊沒幾個得癌症的朋友和親戚？
今天，北京再一次霧霾了，原來是在天安門看不到毛爺爺，現在拿出一百塊錢放在麵前都快看不到毛爺爺了。我以為隻有在北京是西天取經，後來發現周圍的城市都多多少少的被汙染了。我們在北京天天等風來，期待風把霧霾掛到別的城市去，可是這兩天風沒來，單雙號限行來了，昨天大家調侃：限了我們雙號，霧霾依舊，說明都是單號車的問題。今天該單號車說了。等都限了，就該限製人放屁了。
馬雲說他其實挺喜歡霧霾的，因為特權階層有自己特供的食物，有自己的特供的牛奶和水，可是他們不能有自己特供的空氣。
雖然這麽說，可是我還是好奇，既然他們沒有，為什麽這霧霾還是越治理越糟糕。為什麽沒有任何有效的治理方式？為什麽所有治理的方案都在讓這個城市的空氣越來越糟糕？河北附近的大量工廠已經關門，許多工人連工資都沒拿就不讓上班了；單雙號也限號了；可是霧霾依舊，依舊伸手不見五指。
街上的人們逐漸開始麻木，原來大家還會去搶購pm2.5的口罩，現在大街上形形色色的人們也開始不帶口罩，人們騎著單車麵無表情的環顧著四周，快遞小哥騎著摩托車努力的奔波著，外賣小哥騎著電瓶車大口的吸著，這麽大的城市，治理霧霾似乎隻有兩種方式：等風來以及靠幾千萬人努力的呼吸著。
好在我們還有法定假期，放假了大家去外地換個篩子回來繼續吸。搞了個“逃離北上廣”的活動，就好像大家真的能逃離北上廣一樣，出去幾天，還得乖乖回來。
在美國，你想做汽車可以去底特律，想做電影你可以去洛杉磯，在中國，不好意思，你都得去北上廣，要不你沒機會變成更好的自己，朋友從外地回到北京，無奈的跟我們說：霧霾還是要吸的，吸吸更健康。
現在，想逃離北京都難咯，機場飛機因為霧霾大麵積延誤；想坐火車，馬上又春運買不到票。既然跑不掉，就隻能自強不吸學習於丹老師那樣：能做的就是盡量不出門，不去和它較勁，盡量不讓霧霾進到家裏，打開空氣淨化器，盡量不讓霧霾進肺裏，如果這都沒用了，就隻有憑借自己的精神防護，不讓霧霾進到心裏。
可是，當疾病來襲，絕症靠近，人都無法呼吸，肉體都會不存在，精神勝利有個屁用。
寫到這裏心裏挺難過，本來想休個假，看到這朦朧的北京，憋不住想說兩句。我知道又有人來說：尚龍啊，不要總是寫這些東西，好好休假，霧霾大家都看見了，就你說出來，你是不是有病啊？
對啊，我就是有病啊，這兩天早上我還是咳嗽不止，一想，反正早晚得病，這個城市的人大家都早就病的不輕了，多病兩個，提前宣布自己病了又能怎麽樣呢？
我一直在想：為什麽大家到今天還這麽沉默呢？很簡單，是因為霧霾還沒有導致人的死亡。說白了，我們都在等待霧霾導致的第一批冤魂，我們隻是期待自己不是第一批。可是，當這些死亡被媒體放大，這些案例被推到了我們的身邊，我們才發現，自己會不會沒話說或者說不出話了。
2014年北京市長說：2017年治理不好霧霾，提頭來見。網友調侃，霧霾這樣，我們能活到那天嗎？幸運的是，我們活到了，可惜的是，接下來紀念，提頭來見，看不見的，恐怕是此時此刻每一個正在自強不吸的我們。
原來我們以為幸福是有錢有名有地位，現在我們隻希望有風。
懷念藍天。
北大教授汪丁丁：我們終將與霧霾同歸於盡
如果霧霾成為長期的，如北京這樣的都市將發生什麽？或許我仍可想像經濟學家習慣於想像的某種長期均衡狀態。
首先，人口將從大都市向霧霾尚可忍受的中小城市或山區遷徙，前提是霧霾被醫學確認為肺癌和抑鬱症的長期主因——極不利於兒童健康成長，和心腦係統疾病的短期主因——極不利於中老年人養生。
互聯網技術普及和成本降低，有利於人口從密集到疏朗的遷徙過程。
其次，如果國內的生存環境持續惡化，勢必誘致中高收入群體（以及低收入但年輕的群體）移民海外——這一效應十分類似於持續戰爭誘致的移民潮。
誰也無法阻攔，因為在馬斯洛需求層級當中，基本的安全感，是最低需求，如果一個社會不能滿足這一最低需求，這一社會就不再是適合人類生活的。
與戰爭難民的年齡結構類似，在成本製約下，霧霾難民更多由兒童和年輕人組成，因為這些人以更高概率延續他們的家族（這是人性的生物本能）。
關於人口遷徙的各種學說當中，適用於霧霾移民的是「pushing-pulling」與「移民成本」的聯合作用模型。所謂「pushing」就是被本國的惡劣條件「推出去」的那些人。所謂「pulling」就是被他國的優厚條件「拉出去」的那些人。
如果移民成本足夠高，不難想像，最適合移民海外的是那些敏感地不喜歡本國生活條件並且具有高學曆從而很容易被他國「拉出去」的那些人。可是，這就是所謂「腦流失」呀。
我的同事胡大源，根據報道，估計北京地區的霧霾導致的經濟損失大約在700億（每年）的水平。我估計，大源的估計無法考慮如「腦流失」這樣的長期損失。類似地，我們也缺乏數據來預測長期霧霾導致的各類健康損失。依照我的另一同事宋國青常用的拇指規則，家庭收入的六倍，大約是家庭財富。與此類似，我估計，每年700億元的收入損失，它的六倍，也就是大約5000億元，是長期的損失——中國轉型期社會的折現率很高，未來各年的經濟損失折現到當前時刻，六年之後損失的或可忽略不計。
上述估算仍遠未表現持續霧霾的長期影響，因為這些估算僅僅是經濟方麵的，並未考慮政治的和社會的影響。
不論如何，我們姑且承認5000億元是霧霾導致的北京地區的經濟損失。於是我們可以詢問北京的政府，用這樣一筆錢（5000億）可能做哪些事情來降低霧霾？
我很悲觀，我不認為這筆錢可使北京的霧霾消失或減少至能忍受的水平。
根據科學院的一份報告，北京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70%）來自汽車尾氣排放，可是京津冀地區的霧霾成分主要（例如50%以上）來自燃煤。
我們記得2015年9月的藍天，被稱為「閱兵藍」。在一個多月時間裏，據報道，京津冀地區完全停產的（或許可疑）企業數目大約5000家。
這些企業養活了多少人口？或許有很多小企業，或許，平均而言，一家企業養活100名工人和他們的家庭（五口之家），那麽，50萬工人家庭總共有大約250萬人口。
不考慮地方政府的財政損失，單純命令這些企業永遠停產，中國社會可能需要完全負擔250萬人口的生活費，假設每年每人4萬元，一共要支付的費用是1000億元。試問，北京市政府願意每年損失700億元還是願意每年支付1000億元？
其實，也可以幹脆由北京市轉移支付每年700億元給這些企業，前提是永久停產。不過，動態而言，這一方法無效，因為它可能誘致更多的汙染企業到北京的政府來「索賠」。更何況，這些完全停產的企業還有「乘數」效應呢。
能否誘致對抗霧霾的新技術？當然可以。問題是，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現狀，西方社會負責研發而中國負責製造。霧霾是中國現象，西方研發部門沒有積極性研發對抗霧霾的新技術。
於是，中國必須，這一次是真的，自主研發對抗霧霾的技術。我很懷疑德國研發的過濾霧霾的紗窗，之所以一年多沒有進入市場，是否合用？
根據一份報告，各種口罩的抗霧霾實驗，其中3M專業口罩（帶氣閥的）大約可降低PM2.5百分之九十。也就是說，目前室外汙染指數500，帶著這種口罩可使進入鼻腔的空氣的汙染指數降低至大約50，仍然不健康，但湊合活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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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察，絕大多數開車的中國人，更願意繼續開車，同時在車內安置一台或更多空氣淨化器（幾百元的那種）可降低汙染指數百分之七十以上，然後，在室外或車外戴口罩。所以，最終的受害者仍是他們的孩子（更易汙染，更缺乏戴口罩的習慣，更喜歡戶外活動）。
最後，我意識到霧霾在北京地區似乎有一種類似「收益遞增」的趨勢：嚴重霧霾導致更嚴重的霧霾。這就意味著開篇所述的第一閾值在持續下降，直到使北京地區永遠籠罩於霧霾之中。這當然是一種可能的均衡，或許是最可能出現的長期均衡。
那時，根據以上分析，北京的大街小巷能見度不過五米，晝夜燈火通明，防毒麵具和氧氣筒（至少在新技術出現之前）成為與iPad同等重要的日常可穿戴設備。由於終年不見陽光，「霧霾抑鬱症」成為北京地區最常見且最高發的心理障礙。
因此北京地區工作人群的必要勞保條件之一就是每年要有更多時間在外地度假，每年這樣的假期可能長達半年。
繼續想像：由於「腦流失」，北京地區將隻有科技含量很低的產業。第一流的教師和學校將最早遷徙到汙染更少的外地——例如張家界。接送孩子的校車，將從市內大巴改為跨市包機。
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京津冀一體化，借助於政治強勢，將大部分汙染企業南遷。
這也是中國曆史的常態，生存困難的北方人不斷侵擾南方，可以一直侵略到亞洲大陸的最南端，或任何天然屏障（喜馬拉雅山）。汙染的南遷，很可能是一種選擇。
來源：北大國發院網站，作者|汪丁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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