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曉清，美國華裔曆史學家，哈佛大學費正清中 國研究中心博士後。自2010年開始，在哈佛本科新生中開設“天安門運動曆史與記憶”這門課程，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專門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及 其對後89中國影響為內容的課程。2016年六四事件27周年之際，何曉清接受了《紐約時報》專訪，采訪中她談到了哈佛圖書館裏被塵封的六四檔案，上課的 大陸學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應與變化，以及八九後民族主義的發展。本文選自2016年6月6日、7日《紐約時報》，作者羅四鴿。
1989年6月5日，一名男子站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坦克車隊前(圖源：Reuters/VCG)
“你是騙子，你撒謊！”“中國很強大，我們很驕傲”。十幾年來，從事“天安門民主運動”研究和曆史教學的何曉清(RowenaXiaoqingHe)教授經常會受到類似這樣來自中國大陸的“愛國者”攻擊，指責她的研究和課程。
2010年，何曉清首次在哈佛大學本科新生中開設“天 安門運動曆史與記憶”這門課程。這是全世界目前唯一專門以1989年北京天安門民主運動及其對後89中國影響為內容的課程。何曉清連續三年獲得哈佛大學傑 出教學證書。2015年，何曉清受聘於佛蒙特州聖邁克爾學院(St.Michael‘sCollege)後，繼續開設這門課程。
在這堂課上，何曉清帶領學生討論學術文獻，查閱當年的 原始資料，翻看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的28箱“天安門檔案”，邀請親曆者到課堂上講述他們的經曆。每一年學期結束後，她會與學生組織一場公開研討會，用學術 論文和各種藝術形式來展示自己所學和紀念天安門運動。學生的論文和藝術表演不僅讓這堂課聞名於哈佛校園內，也吸引了社會的目光。《Harvard Magazine》、《Harvard Crimson》和《Harvard Gazette》等校園主要刊物都介紹過這門課，哈佛大學的“新生課程目錄”連續兩年用了六四課程的照片作為封麵。何曉清的課堂和研究成為海外六四研究的 一個中心，得到了許多海外學者與媒體的支持和讚譽，但同時也讓何曉清成為海外”愛國”青年的攻擊對象。
與天安門民主運動的研究相關，這種“愛國主義”也是她 的對象。四月，作為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員的何曉清，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舉行講座，主題是”認同一個崛起的中國？海外中國學生民族主義”，探討後八九中國社會的曆史休眠和愛國主義教育運動如何影響年輕一代，特 別是海外留學生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何曉清70年代初出生於廣東，並在那裏長大，2002 年和2008年分別在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2008到2010年她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師從政治學教授羅德裏 克·麥克法誇爾(Roderick MacFarquhar)和曆史學家穀梅(Merle Goldman)，之後在哈佛大學連續5年教授六四課程。2014年出版《天安門流亡：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現正專注於完成關於後八九中國學生民族主義 的根源和發展的書稿。
在“六四”27周年之際，何曉清通過電話和郵件接受了采訪，采訪中她談到了哈佛圖書館裏被塵封的六四檔案，上課的大陸學生首次了解六四的反應與變化，以及八九後民族主義的發展。采訪經過刪減和編輯，分兩部分刊載。以下為上半部分。
（上）
問：過去十多年，你一直在做天安門運動的研究與教學，為什麽會有這樣的選擇？
答：在我們舉辦的“六四”25周年研討會上，一位當年 駐北京的美國記者說：“我們都是‘89級’”(Classof‘89)。不管今天中國經濟如何強大，我們都記得1989年有那麽一個夜晚。”那天幾位外媒 記者和學生分享了當年的經曆，在提到六三晚上時都非常嚴謹地說出他們所在的具體位置、時間和見聞。一群外國記者，20多年以旁觀者的身份見證了中國的 1989年，如今說起那個中國人的春天尚且如此動情。那一刻讓你覺得六四情節是普世的，八九精神是普世的，人類對自由的渴望對真相的追求對公義的堅持是沒 有國界的，六四鎮壓突破了人性的共同底線。
我在書裏也提到，我們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義的氛圍下成 長起來的，當年大家走上街頭，不是因為仇恨，不是因為絕望，而是因為愛，因為希望，甚至因為對當局的信任。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曆史責任感、對 體製內改良的信心，一夜之間卻要麵對血淋淋的鎮壓。六四至今是一個無法公開討論的話題，是一個禁區。我們與中國社會一起，帶著這個從來沒有被治愈的傷口， 走到今天。如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言，人類與強權的抗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抗爭。六四是一個分水嶺，是後來中國社會主要問題，包括犬儒主義、民族主義、物質主義的根源。不 了解1989年的春夏，就無法了解今天的中國。
問：哈佛的六四課程是怎麽開始的？
答：哈佛有一個“新生課程”(Freshman Seminar Program)，可以遞開課申請，評審委員由各係的教授組成。我草擬了一個課程安排，包括每周的閱讀主題和內容，還有曆史背景。我當時覺得課程不應該隻 是一門曆史課，對於這麽一個錯綜複雜的題目，應該從跨學科的角度來探討，包括政治學、社會學、教育學和文學等其他學科的文獻和資料；課的內容也不隻是覆蓋 89年：天安門運動的背景並不始於1989年，也沒有結束於1989年，六四隻是一個結束的開始。後天安門時代的社會政治與八九年的事件密不可分。
所以我的課程設計是333製：八九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 背景占1/3，內容包括傷痕文學、劉賓雁的第二種忠誠、經濟改革和反官倒、反精神汙染反自由化運動、紀錄片《河殤》等；89年的曆史占1/3，包括四一五 胡耀邦去世，各地學生遊行、絕食、六四鎮壓、通緝、逃亡、清算、黃雀行動等；有一周全是官方關於“動亂”的說法，包括《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李鵬五一九 講話、鄧小平在鎮壓後對戒嚴部隊的講話、陳希同的平暴報告等內容。最後1/3的內容是從八九的中國，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知識分子的沉默和犬儒、 天安門母親的抗爭以及官方與非官方話語裏的記憶和解讀、天安們與東歐變革的關係等。
因為這門課程是為哈佛一年級新生開設的，有同事建議用 一個比較吸引年輕人的題目——有目標的反叛(Rebels with a Cause)，靈感來自於電影《Rebel withouta Cause》。我覺得很好，就采用了“有目標的反叛：天安門運動的曆史與記憶”這個題目。後來就接到通知說委員會通過了這門課。
問：教這門課的最大挑戰是什麽？
答：因為政府的刻意掩蓋，在過去20多年，八九這段曆 史變得模糊不清。一邊是曆史學家、學者、參與者、幸存者和受難家屬的版本；另一邊是掌握話語權中國官方打造的版本。不過，我在教學過程中明顯感到對六四的 爭論不隻是事實之爭，更重要的是價值之爭。前者相對來說比較直截了當，麵對那麽多證物證人，事實是難以掩蓋。但是，因為後八九政權為軍事鎮壓的正當性的種 種辯護，讓很多新一代年輕人認同歪理、失去常識，那種為了經濟發展、國家強大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的說法，在大部分美國長大的孩子眼裏是不可思議的，而在很多 國人那裏卻變得理所當然。
問：你怎麽麵對這些挑戰？
答：擺事實。我常和學生說，六四就像一個拚圖，我們要 一塊一塊的把事實拚起來，才能還原一個真實的曆史畫麵，要做到這點，就必須有知情權、自由的討論空間。這些，在美國課堂上都提供了。另外，不論是我教書還 是跟學生談論論文，我強調嚴謹：一定要做到每個細節都有根有據。例如，有爭議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打死一個人，因此沒有“天安門屠殺”，一位同學就翻譯和分析 丁子霖老師的《尋訪六四死難者名單》裏麵關於一名在天安門旗杆下被殺害的遇難者的那一章，讓曆史事實說話。當然，我們在課堂上也討論到用天安門廣場的死難 人數來否定“天安門屠殺”是不夠充分的，因為正如“八九天安門運動”不隻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而是一場覆蓋全國各大城市的運動。同樣，“天安門屠殺”並 不隻是指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屠殺，還包括發生在北京街頭的屠殺。我們常用的兩張地圖：一張是死難者遇難地點的地圖，另外一張是死難者屍體發現地點的地 圖，都很能說明問題。
哈佛燕京圖書館的六四檔案，收藏著28箱實物和資料， 包括當年國內的報紙雜誌，還有不同省份遊行的照片、校園的大字報。第一次帶學生去看檔案的時候，那真是叫塵封啊，曆史被塵封，箱子也被塵封，那些箱子大概 20多年都沒有人打開過，全是灰塵。在打開血衣的箱子之前，我問孩子們是否願意自己打開。他們用敬畏的眼神看了一下箱子，轉而用孩子般的目光看著我，集體 沉默。從我打開箱子，打開第一個塑料袋、第二個塑料袋，拿出血衣，直到我翻譯邊上的字條——血是屬於一位在木樨地倒下他們的一位王姓北大研究生旁邊重傷的 同學，平日一秒鍾都不願安靜的他們一直一言不發。過了好一會兒，才有學生低聲問我：他還活著嗎？我說我不知道，不過我相信把血衣送出國外的人當時一定是冒 了很大的危險，希望有一天有人會珍視這些證物，讓世界記住這段曆史，讓中國人的血不會白流。
有一個學期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請我去教這門課，我也帶學生到哈佛看天安門檔案，班上有幾位中國同學。我讓她們給美國同學翻譯那張血衣字條。那副畫麵在我腦海裏是一個定 格：一群女孩子，來自世界各地，活潑聰慧，又那麽地富有人文價值普世情懷。在她們身上，你會看到，八九年的訴求，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空間，要是得到實現， 是可以這般美麗。
天安門檔案裏麵有好幾箱照片，其中坦克壓人的係列照片 是放在一起的，我可以預先提醒學生，讓他們有心理準備，因為好幾回有學生看完照片感到不適。不過有些照片是不同時期混合放在同一本影集的。有一次一位平日 很認真細心的一個學生看著看著就丟下照片走了，我對他當時的反應有點不解。後來他在期末論文中他特意了表達那天的心情。他說一開始看到學生們遊行的照片都 是充滿希望的，後來一下子看到了鎮壓的照片，一個學生的臉都被打得血肉模糊了，他受不了。他說當年他們和我們一樣年輕。當孩子們看到這些實物的時候，不是 一兩句我們要經濟發展所以要鎮壓就可以打發的。
（下）
問：學生大多數是什麽人？他們為什麽會選這門課？
答：其實一開始我連有沒有學生修這門課都是不確定的。 我的學生在1989年的時候都還沒有出生。對我們來說，六四是記憶，對他們來說，六四是曆史。學生怎麽可能對這個遙遠而陌生的題目感興趣呢？結果選這門課 的學生遠遠多於課程的名額限製。我上第一節課都問他們為什麽會感興趣。
有的學生說，因為我去過中國，導遊告訴我，有三個 “T”是不能說：台灣、西藏和天安門(Taiwan，Tibet，Tiananmen)。有加拿大出生長大的華裔學生說，每年聽到媒體說”天安門””六 四”，他也不知道是怎麽回事兒。直到爸爸媽媽帶他到中國旅遊，在旅遊車上香港的遊客和大陸的導遊因為六四爭論得不可開交，他不明白為何雙方都是“中國 人”，談論的是同一個曆史事件，都那麽激動地相信自己說的是真相，但又無法說服對方。
另外，有美國學生上中學的時候學校組織在暑假去中國， 與同齡人一起生活和學習，孩子們提的問題很有意思：有一個學生說他們都和我一樣喜歡打球和打遊戲，可是為什麽“坦克人”被變成神秘人他們都不好奇？另外一 個學生說，她的中國好朋友們又聰明又受過良好教育，可是她們為什麽說中國人的素質低不能有民主？那不是種族歧視？
問：有沒有大陸的學生？他們上這門課的反應如何？
答：哈佛本科生大陸來的學生本來就不多，不過哈佛暑期 班的學生（多半是非哈佛本校但暑假到哈佛來進修的學生）有不少是來自大陸的，有大學生也有中學生。有一開始極力為政府辯護的，也有從來沒有聽說過六四的。 有一年暑假，一位學生聽到另外一位同班大陸同學說她家裏知道六四天安門事件，她就在電話裏問他爺爺，她爺爺說他也知道：那是1976年的事情。她就跟她爺 爺說：不是！這位同學在飯堂裏給我轉述的時候還覺得特別沒有麵子——家裏居然沒有人知道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
跟她同來的另外一位女孩子在課堂上經常質疑我，還告訴 我說不要指望改變她的想法。我說既然你不相信我，為什麽要來上課呢？她說她和她的兩位朋友都覺得我的課隻寫論文，不用考試，以為很容易過的。她們第一次被 觸動是聽了被坦克碾斷雙腿的方政的見證。在學期結束前，那位總是不相信我的同學突然舉手：我以為她又要質疑什麽，結果她很不好意思的說：她終於在電話裏 “逼”她媽媽說出真相。一直以來她媽媽都說不知道八九年的事，她就問媽媽說你就是那個時候上的大學，我老師說那時候的大學生都知道的。結果事實是，她媽媽 當年跟同學坐火車去了天安門廣場，她媽媽當時的男朋友，也就是這位學生現在的爸爸，被她爺爺鎖在家裏沒去成。所以她媽媽本人1989年就在天安門廣場，卻 告訴女兒不知道這件事情。到了最後，騙她的居然不是我。
還有一次，在關於六四鎮壓的課上，一位北京來的女孩子 哭了起來，她說，我就是在這個城市長大的，這些路，我經常走的，從小到大，走過很多次的。為什麽我長這麽大，從來沒有人告訴我，在我長大的這個地方，竟然 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她學得特別用功，最後的論文也做得非常好。信息自由和言論自由真的很重要。六四不隻是政治，六四是人性，隻要人性未泯，要是了解曆史細 節真相，很難不為所動。
問：因為研究六四，你多年來受到中國學生的質疑甚至辱罵。你有沒有想過原因？
答：我們在異鄉、用外語而不是我們的母語，(［六四清 晨被坦克輾斷雙腿］的方政等幸存者還需要翻譯）來討論我們自己國家發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曆史事件，而這件事情在中國本土，卻不能被提及；新一代要不不知 道，要不不在乎，或者為鎮壓辯護，去攻擊說出真相的人，這本來就是一件很荒誕的事情。十多年前我對那種新一代紅衛兵的態度是很不解的。我當時不明白那種黨 國不分、批評政府就成了羞辱中國、羞辱中國人民的邏輯從何而來；80年代愛國就是批評政府推動改革，怎麽後來愛國就成了為政府辯護，批評政府就成了賣國， 這種對“愛國”截然不同的理解又從何而來？這些思考是我民族主義項目研究的源頭。後來我開始從公民教育的角度，用政治社會化的理論框架，通過愛國主義運動 的內容分析，特別是教科書的分析，還有學生采訪，來理解後八九民族主義的根源和發展。
我們的六四課程有一周的閱讀是關於後八九“愛國主義教 育”和民族主義思潮的，這個題目每年都有學生作為期末論文。有一個從歐洲來上暑期班的研究生，第一節課她就聽到大陸來的同學說中國不適合有民主。她告訴我 當天晚上她就上網告訴男朋友說：我們從小到大都覺得民主是好的，要爭取民主，從來沒有聽說過有人說不要民主。她期末就寫後八九愛國主義教育的影響。另外一 位同學的論文通過采訪中國學生，得出結論“愛國主義教育”要中國學生了解民族屈辱和曆史災難，但原來這些屈辱和災難不包括三年饑荒，不包括反右，不包括文 革，不包括六四。
不過我想強調，近年我發現越來越多的大陸年輕人，不管是在海外還是國內，都開始有更多的獨立思考能力，我自己就采訪了很多這類的年輕人，了解他們轉變的原因，我會把這部分內容分析包括在我的書稿裏。
問：為什麽後八九會出現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和民族主義思潮？
答：六四鎮壓後要重建政權合法性，隻能自圓其說，把鎮 壓合理化。當然，當局還以另類的方式“吸取曆史教訓”，八九的時候，就算把校門鎖起來，學生還是有辦法上街；如何做到下一次校門都敞開著，也沒有人上街？ 要上街也是為了維護政府而不是抗議政府。要做到這些不容易，可是現在看來愛國主義教育運動，配合曆史真空的大環境下，還是非常有效的。在曆史、記憶與權力 的關係上，當局讓那些對八九年有記憶的人記得和明白：這就是上街的後果；對於年輕一代，盡量讓他們不知道，要是知道也是官方的版本和說辭。
正是那種連人的生命尊嚴權利都可以為一個更高的口號而 犧牲的價值，使後八九的中國變成了一個沒有底線、沒有信任的社會。認同歪理，否定常識。民眾對重大曆史事件的集體記憶與他們對於民主化和民族主義的看法密 切相關——人們一般通過對重要曆史事件在道德意義層麵上的討論，來理解他們對國家未來的責任，而當局對曆史事件的隱瞞歪曲壓製導致了政治、社會、心理等各 個層麵的扭曲。那種為了利益無所不能為的價值不隻是影響著中國，對世界也有著深遠的影響。
問：對你來說，今年紀念六四與往年有什麽不一樣？
答：今年，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創始人之一蔣培坤老師不能 再跟我們一起紀念六四，我們不會象過去20多年那樣看到他和（他夫人）丁子霖老師在六四周年的公開信。去年秋天他去世的消息傳來，已是深夜，我正在備六四 的課。我以為長年累月的研究教學，我可以對八九“免疫”。可是，那天晚上我伏在書桌上失聲痛哭。從大概十多年前開始，丁老師在電話裏多次表達擔心他們等不 到真相公義的那一天。我無法想像他們是如何走過這20多年的。兩位人民大學教授，17歲的兒子蔣捷連被槍殺，20多年來與一群白發蒼蒼的天安門父母親和平 理性地去尋求真相爭取公義，卻要麵對長期的打壓。如今蔣老師走了，連丁老師電話都打不進去。那一刻，我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覺得我們盡力而為那麽多年還是 讓他們失望了。
可是，看到許許多多八九年的參與者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力 所能及地堅守，讓我相信雖然我們現在要麵對被邊緣化的孤獨，但在曆史上我們並不是孤單的。今天我們每一個人的抗爭，是為了下一代免於恐懼的明天。每年香港 維園的燭光，就是點燃真相的希望。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中國必須麵對曆史，才會有將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