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吳曉東《中國青年報》（2016年04月10日03版）
“醫生和患者的關係在今日中國是件大事。前段時間去醫院看牙，那個醫生把我的牙弄完後說今天不看病了——所有醫生都要集中，找高手學防身術，因為現在當醫生很危險。”一場主題為“動蕩青春、大愛傳奇”的知青往事對話近日在西安舉行，央視前主持人、現任中國傳媒大學教師的崔永元客串了一把老本行，一上來就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就醫見聞。
崔永元講的第二個故事，是他看到一個院長在寫病曆，特別厚，就問：“那麽多病人在外麵等著，你怎麽還在沒完沒了地寫病曆？”他說：“你問得對，其實這個時間能多看很多病人，但我寫這個病曆是為了上法庭打官司用的。我隻有把病曆寫這麽細，才不怕打官司。”
醫患關係怎麽就成了這樣？有什麽方式改善？崔永元戲言，這次自己主要是以病人身份來見醫生的，在來時路上還與孫立哲“探討病情”。《赤腳醫生往事》是著名畫家靳之林當年采風的攝影、速寫作品集，今年63歲的孫立哲就是書中描述的主人公。
1969年年初，1391名北京知青遠赴陝西北部的延川插隊落戶，一群城裏娃被扔進深山大溝成了農民，其中一群人還擔負起救死扶傷的職責，孫立哲就是其中之一。在極度缺醫少藥的條件下，在黃土高原簡陋的窯洞裏，他們把生命從死神手裏奪回來，完成了一個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現在的醫療製度、醫患關係、醫德醫風是否“今不如昔”？公民的生命和健康該如何保障？赤腳醫生的傳奇，又能給今天的醫療現狀帶來什麽啟示？
在延川關莊公社關家莊大隊擔任赤腳醫生的10年裏，孫立哲為老鄉動手術3000餘例，救治病人8萬多人次。“現在有很多醫患糾紛。很多人問我，你當年在農村的時候，有沒有人告你們？我說，還真沒有。”
讓孫立哲感動至今的是，有一位女病人求子心切，不聽勸告偷偷懷孕，導致妊娠7個月心肌衰竭，最終搶救無效去世。病人父親說：“是她自己非要懷這個孩子的。我們馬上走，不給你的名聲惹麻煩。”
有個村民胃穿孔並發腹膜炎，已經疼痛性休克，而公社醫院遠在15公裏之外，還都是山路。病人的弟弟在幾個月以前得了腸梗阻，就是因為沒有得到及時治療，死在了送醫的路上。病人的丈夫蹲著抽煙一言不發，最後他說，小孫你給治吧，死了不怨你。
在巡回醫療中，一名患視神經母細胞瘤的病童家長對孫立哲說：“我們知道這個孩子凶多吉少，很多醫院都不收，沒有哪個大夫願意讓病人死在自己手裏，那是砸牌子的事。這個手術要是下不來，我們馬上就走。”
那時候，這樣的感人場麵多極了。有一次做子宮瘤切除手術，做了七八個小時。縫到最後一針，孫立哲快虛脫了，怎麽都鉤不上，嘴裏忍不住嘮叨“這一針太難鉤了”。病人半醒著，接了話：“我口袋裏還有一個頂針呢。”
“醫生這個行業是最不能過度市場化的，因為醫療健康服務給人帶來的是心理的安慰、疼痛的解除、對死亡焦慮的減少，甚至救命，這個情感價值非常大。”孫立哲說，“現在有的醫生是多重身份的代理人，醫院拉他，藥廠拉他，醫療器械商拉他，養家的私念也拉他。一個人處在這麽複雜的狀態下，很難形成一個正確的醫療決策。”
孫立哲說，有的醫院根據市場規則追求規模和利潤，醫生除了對病人負責，還間接對醫藥供應商負責。這就難以把患者作為利益中心進行最優醫療決策，不但造成過度醫療和資源浪費，還是“回扣”“紅包”等市場補償機製的結構性根源。
“高昂的就醫成本讓老百姓形成一個非理性的、不正常的對於結果的期待。你既然敢要我這麽多錢，你得拿出好的結果，沒有好的結果——你等著。‘醫鬧’由此產生。”孫立哲說。
40多年過去了，“一唱孫立哲，赤腳好醫生，天天巡診在山村，土窯洞裏治大病”的歌曲，還在延川鄉親們和他們的後代口中傳唱，至今孫立哲還被當地的老鄉們稱為“靈神神”“活菩薩”。
今天，關家莊當年建立的已經很有規模的醫療站已經空空蕩蕩。孫立哲們拉著家常在炕頭看病的情景，也成為人們對那個年代的一段溫暖記憶。2014年，孫立哲帶領當年的赤腳醫生回到關家莊，重走了部分巡回醫療路，又像當年那樣被百姓裏三層外三層地圍坐在窯洞的炕上。“他們都拽著我，跟當年一樣東拽一下、西拽一下。後麵排不上的，說我們這個病重。有個老奶奶拿了一卷病曆和X光片子，另外兩個抱著小孩的，像炮彈一樣往裏麵衝。”孫立哲說。
孫立哲認為，即便有了大醫院，對農村老百姓來說，看病成本還是太高。隨著人口往城裏遷移，許多鄉村醫院不複存在，甚至一些縣醫院的病人都很少。很難有好的醫生願意在農村裏紮下來為農民服務，病人普遍進最大醫院看很小的病，嚴重浪費了有限的醫療資源。
“過去我們都覺得，醫院是我們的避身之處，是我們在生命中最能感覺到安慰的地方，但現在醫院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這個變化跟自然環境一樣，吃的越來越好，穿的也越來越好，但是空氣越來越汙染，水越來越不潔淨。”編劇蘆葦用“戲劇性”來形容眼下的醫患關係，“有的醫生現在居然戴著鋼盔上班；南方有個別醫院，甚至給護士和醫生都配備了鋼盔、防彈背心，實在是聳人聽聞。”
蘆葦打算把孫立哲當赤腳醫生時的故事搬上銀幕。在他看來，不管是醫患關係還是社會關係，都是人設計的，“目前我們的醫患關係和醫療製度是不是合理？倘若不合理，不合理在什麽地方？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有生命的社會人，都需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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