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的出路在何處：三個打工者的苟且遠方
中國建築業協會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建築之鄉”評審會上，林州市榮獲“中國建築之鄉”稱號，是河南省唯一獲此稱號的縣級市。
該市有20萬人長期從事建築業，全市建築業稅收占稅收收入比重的57%，創勞務收入達68億元。——摘自2015年《河南日報》
年過了，村子裏恢複了平靜，上班族紛紛返城，沒有活兒幹的打工族還慵懶地依偎在村口曬太陽。
一個未經證實的傳言正在村裏流傳：年後沒有工地可幹活了。然而一邊是流傳著沒有活兒可幹，一邊卻是工頭找不到幹活的人。這前後矛盾的局麵是如何形成的呢？
春節期間我和村裏人閑聊，才逐漸明白了這裏麵的個中緣由。先從我的鄰居，老馮說起吧。
年前，臘月二十二小年頭一天，鄰居老馮還在離家一百多裏的縣城工地上掙命。
五十出頭的年紀，老婆還天天擠兌埋怨他，概因2015年後一季度沒找到合適的工地。秋末到年終歲尾，愁容滿麵卻無計奈何。實在閑坐不下了，老馮一咬牙在臘月的時候去了離家最近的縣城工地，不過小年在即，或許很快就得收工。
老馮打工二十多年，從最初的技術生澀，出落成現在嫻熟的木工，看什麽東西做什麽家具，齊整方圓。雖沒有上過建築技校，可這麽多工地做下來，比上一百個技校學到的都精透管用。技術過硬，趕上頭幾年購房蓋房大熱，老馮風光過一段時間。最高潮的時候，他與工友不做日工（工地術語，幹一天活給一天錢，不幹活沒有錢），隻做包幹（包工，一段工程事先與工頭定下口頭協議，在工程進度內工頭不能幹涉工人，但工人要在約定好的時日內把活幹完）。
頭兩年老馮一天的工資平均都在五六百元，在打工者遍地的村裏，甚至有村人傳言說有的人包工資能達到1000！真假無人去深究，看得見是，村裏房子越蓋越好，門口也都停放了小汽車。老馮老婆說話聲音時常也是笑聲綴後。
誰想到斷崖緊隨其後，房子大熱之後開始逐漸冷卻，老馮老婆皺眉談及他，認定老馮是被前兩年的高工資衝昏了腦袋。這也不無道理，畢竟現在工地上也有日薪一兩百的日工活兒，老馮卻不想幹，絞盡腦汁想找高工資的工地。
高房價帶動了高工資，高工資又吊高了老馮們的胃口，於是就形成了眼下這種有活兒但卻不願意幹的局麵，這實在算是人的貪念。但細想一番，若之前嚐過高工資的甜頭，回頭再去拿低工資，失落感在所難免。老馮不懂市場經濟，也不明白供給的失衡與平衡，他想的隻是高薪，卻看不到現實變了。老馮們可能更不明白，接下來的現實會強迫他們去重新適應。
然而欲壑畢竟難填，票子撐大的欲望燃燒著一個個山間小村，過去村人之間的淳樸被金錢的旋風一掃而光。而今雖然腰包鼓了，人與人之間的交際卻愈發赤裸了。年終歲尾，汽車塞滿了村裏的各個角落，大家談論著別人的財富工資，一雙雙眼睛裏發散出的，都是對別人的驚羨。賭博大行其道，親友之間為了雞毛蒜皮的利益反目，有人說這是鄉村的禮樂崩壞，我想說這不過是曾經高漲的工資撐大了人們的貪欲。
甚至在這股浴火的燎燒下，很多家庭重新覺得讀書無用，他們的理由是一些在城裏上班的白領月工資隻有幾千塊，根本不如打工一月上萬塊賺得多，於是村裏許多孩子初中便早早輟學，跟著大人外出打拚。
然而，社會也沒有理由指責他們隻顧生活的苟且，而不追求詩和遠方。畢竟他們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畢竟他們沒有任何福利保障，也畢竟苟且發生在倉稟不實之時。崩壞的禮樂，在物質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會再次重構。
一麵是高漲的工資撐大的欲望，一麵卻是房地產行業的不確定性，導致欠薪問題重新抬頭。相對於以往農民工動輒以死相逼的討薪方式，輿論持續關注下，農民工欠薪問題不像過去那麽突出，但卻又透著與過往欠薪不尋常的地方。
這就延伸出第二個問題：從事建築行業打工者的出路在何方？
老馮欲求不滿，好歹還能拿到工資，小馮卻隻能欲哭無淚。他在姐夫的工地辛苦一年，年終歲尾領不到工資。房子蓋好了銷售不佳，於是工程款一拖再拖，他姐夫東拚西湊結算了一部分外姓人的工錢，對於知根知底的至親，實在是拿不出一分錢了。聽聞村裏說，他姐夫去年一年並沒有再攬包新的工程，資金鏈斷了，過去的工頭好友，如今都躲著他走。
商品房似乎成了燙手的山芋，誰都不情願接盤。包工頭們攬包工程的時候，也盡量向棚戶區改造和保障房這類活兒靠攏，甚至有些做大的包工頭開始攬包公路橋梁等這類建築工程。對於一部分包工頭們來說，自己經年累月在房地產領域積攢的人脈關係，可能一夜之間就派不上用場了。而像小馮這樣的打工者，高工資不敢奢想，能夠領到全部的血汗錢，已經是求之不得。
在資金鏈緊張甚至斷裂的當今，包工頭惡意拖欠的現象似乎減少甚至杜絕了，多數欠薪是根本性的資金短缺甚至資金鏈斷了。一部分包工頭已經開始考慮轉行，小馮也表示如果打工不賺錢，過年之後去南方的工廠裏看看能不能轉行。
包工頭轉行，有資本和人脈關係；小馮們轉行，年輕是最好的資本；然而像老馮他們，那些年紀在五十歲以上的，在工地裏摸爬滾打了多年的老打工者，或許是泥瓦匠，或許是木匠，他們的技術都是純熟的，在建築這一領域裏都是佼佼者，一旦進入陌生領域，他們能幹什麽？誰還會要他們？
農民工不光是一個臨時稱呼，他們的工作屬性從城市建設伊始一直到現在，也都是臨時的。一旦建築領域飽和，一旦建築從業者重新洗牌，不管是年老還是年輕，都麵臨著出局的風險。年輕者如小馮這般，還能選擇轉行，而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4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在中國目前的2.73億農民工裏，50歲以上的占到了17%，總數超過4600萬人，這些年老者往哪裏去，絕不是老馮一個人將要麵對的問題。
過年聊天的時候，不少打工者都說，農民工，農民二字在先。等老了幹不動了沒人要了，返回莊稼地重新握起老撅把吧。先不論重新種田是否能維持住生計，很多上了年紀的打工者願想著在退隱田園之前，把工錢全部結算清的念頭，都難以實現。
而且在樓市去庫存的大背景下，很多農民工還麵臨著被逼著進城的情況，老張即是一例。那麽，農民工們進城到底可行嗎？
老張跟著一個工頭幹了兩三年，年末拿到手一套房子，這房子算是他全部的工錢。不明就裏的聽了覺得這不錯啊，房子現在多貴啊，老張算是賺到了。老張卻高興不起來，甚至罵娘的心情也沒有。他每天都是愁眉苦臉，想著如何把房子出手。然而房子所處的區域本就空置率很高，一個什麽都不懂的農民想把它再賣掉，恐怕比登天還難。
快六十歲的老張已經幹不動了，很多人勸他房子別賣了，裝修一番住進去養老吧。老張兩眼一瞪就開始咆哮：一個農民，沒有城市戶口，養老金沒有，醫保沒有，物價貴的嚇死人，生個病就一無所有了，找個看大門的工作別人都不要你，去城裏養老，吃風屙屁啊！
老張一番咆哮讓規勸者啞口無聲。事實上，進城買房的農民工並不在少數。一部分是像老張這樣拿房抵賬的，另一部分進城買房的，是為了能夠娶到媳婦。當下農村娶個媳婦彩禮以天價計，在城裏買房也是彩禮要求的一項，這裏不多贅述。
如今，農民進城做房地產的接盤俠至少在輿論上很流行。然而就像老張所述說的那樣，農民進城買房容易，進城後農民後續的生活問題，卻不是交錢買房手續那麽簡單。農民進城買房容易，工作以及生活上的後續保障卻很難。城鄉二元化這道鴻溝，很難在一夜之間填平。在工作不穩固的狀態下，農民進城最大的風險是無事可做，進而滋生社會穩定隱患。村裏不少在縣城買房的年輕人，男人外出打工，年輕媳婦卻整日在城裏住著無所事事，平日靠鄉下的老人給他們提供糧食菜蔬，老年人怨聲載道。
以上三個打工者的遭遇，在每年有穩定20萬人的外出務工者的林州市內，實屬平常之又平常。房地產開發的飽和以及東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迫使建築業要重新洗牌。而從事建築業的打工者，麵臨著留下和離開的必然選擇。
技術越純熟，轉型也越艱難，曾經賴以生存和引以為傲的技術，如今反倒成為轉型者的羈絆。有人輕描淡寫表示，大不了可以去做其他，實在是不負責任。多數人心裏，建築業蓋房就是苦熬，這是不明就裏的臆斷。試想一個大學畢業生，在某一領域打拚多年，如果突然讓其選擇轉行，心理和實際情況能夠順暢接受嗎？
從工資到轉行，從轉行再到未來的出路，打工者麵臨的問題每到年終歲尾便被搬上話題桌。總結起來，臨時性是他們最擔憂的；沒有保障，隨著年歲的增長，不安全感也愈發濃厚。可以設想，假如真要農民進城紮根，臨時性打工者的身份必須剔除，過去打工者是沒出息的代名詞，隨著職業教育的普及，未來農民工的臨時性身份也應該徹底正名，惟有此，農民工進城才具有可行性。
工頭堂哥向我抱怨，舊曆年一點兒年味兒都沒了。我告訴他，大家平時都外出打工了，家鄉反倒成了臨時歇腳的驛站。被撂荒的不僅僅是莊稼地，還有這曾經伴隨著莊稼一起生長的鄉村風俗規則。而今這些統統消失在遠方，生存的重壓下，惟有眼前的苟且了。
堂哥訕訕的笑著：你說的也是，年味兒散了，好歹咱們還在家過，老劉頭和他老婆，這大過年的不還在我工地看守嘛。
我無言以對，劉大爺我認識他，老泥瓦匠了，技術不賴，框架樓大行其道的今天，他的技術沒有價值了。總得在幹不動之前給自己和老婆兒倆人攢點防老錢啊！我知道劉大爺一定是這麽想的。
畢竟，曾經麥子生長的香味連同年味兒越飄越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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