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虞章劉元亮執筆
清華大學離退休老同誌理論學習組討論
一段時期來，從一些角落裏冒出了一股新的反毛噪音。有海澱一個中學曆史教師袁騰飛，在央視百家講壇上對毛澤東、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惡毒咒罵；有被美國媒體評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王康，從批判錢學森回國“投靠專治獨裁暴政”入手，對毛澤東的猛烈攻擊；有政法大學“中華文明通論” 講台上三名博士的集體反毛，甚至借說風水吹捧蔣介石、妖魔化毛澤東的講演，等等。在這些噪音中，起推波助瀾作用的，是《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上郭道暉的文章：所謂《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其副標題是《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這篇文章以顛覆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為己任，公然否定《決議》對建國以來曆史和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挑戰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社會穩定的政治基礎，因而有極大的政治尖銳性。由於他打著“四千老幹部的民主評議”和“大討論記略”的幌子，又具有一定的蠱惑性和欺騙性。
郭道暉當年在一個30人的小組旁聽會議，作為普通工作人員整理簡報，有什麽資格以“四千老幹部”的“大討論記略”的名義來說話呢？事實上，這篇文章中用來印證自己結論的討論發言，屬於30人小組的才有一人。雖然作者利用當時工作之便，擅自摘錄（嚴重違紀行為）別的小組的簡報中對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用的材料，充其量也不過舉出了10來個人，而且對他們的直接引語很少，多為概括轉述，並且完全排除了與會者中站在四項基本原則立場上正確評價曆史和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意見，又怎麽能稱的上是“四千老幹部”的“大討論記略”呢？
在文革剛結束後，人們對建國以來的曆史有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 黨中央號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行撥亂反正，又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正確評價和總結曆史的指導原則。在《決議》起草的過程中，鄧小平有十多次談話，陳雲有七次談話。經過在四千人範圍內的反複討論和對決議草案的多次修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的共識越來越多。就像鄧小平在1981年5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四千人的意見已經充分發表出來了，而且現在的修改稿子已充分吸收了他們的意見”，“這個文件是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誌討論的基礎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見這裏邊吸收了。比如陳雲同誌提出，前麵要加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還有其它許多重要的意見，大家一看就曉得哪些是根據大家提的意見修改的。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6頁）這樣，又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七十幾個人的細致推敲，就在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了決議的文本。《決議》的最大貢獻，是對建國以來的曆史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評價確立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係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指導意義，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
可是郭道暉的文章卻說，“後來經過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並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而主要決定於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的人的意見”，“遺憾的是，這次討論中多數人的意見並沒有被後來正式通過的決議所采納“，還是“囿於傳統的思維，為尊者諱”。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用少數人錯誤的意見來“綁架”四千人的討論、“綁架”全體中央委員嗎？不是明目張膽地把矛頭指向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嗎？
本來，在形成決議的討論過程中有不同意見的分歧是黨內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可是郭道暉卻經過精心編織，把內部討論中的不同意見公開拋出來作為顛覆黨最後的正式決議的根據，這是黨的紀律所絕對不允許的，在性質上已屬反黨行為。 還需要指出，郭文提到的一些老幹部除個別人外均已作古，無法再對郭文的內容、傾向和目的加以肯定或否定，也無法再對經過國際國內風雲變幻考驗的決議發表意見。因此，郭文中一些極端錯誤的觀點，理應視作他本人觀點，由他本人和推出這篇文章的《炎黃春秋》來承擔政治責任。
那麽，郭文一再指責決議沒有采納他力主的意見，到底是些什麽樣的意見呢？（1）關於對文革前十七年曆史的評價。郭文否定黨的正確的工作指導和取得的偉大成就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方麵，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我國今後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礎。它說：“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2）關於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郭文否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否認毛澤東思想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並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它說什麽毛澤東思想“沒有什麽體係”，“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係”，並狂言可以寫出一本“論毛澤東的‘左’傾修正主義”；（３）關於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郭文否認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否認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否認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否認毛澤東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它誣蔑攻擊毛澤東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麵”，是“曆史上最大的暴君”，簡直是十惡不赦的千古罪人，並還有其它諸多的人身攻擊。對於這樣的一些意見，黨的《決議》能接受嗎？鄧小平當時就做了明確回答：“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因為這些“意見”嚴重違背曆史實際，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黨內的反映。如果采納了這些意見，就違背了黨心、軍心、民心，中國共產黨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了，中國就不稱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了。
鄧小平早在《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就指出，“這同三中全會的精神有沒有不一致的地方？沒有。這裏所說的一切，都是為貫徹三中全會的方針政策必須采取的措施……隻有堅持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克服妨礙實現三種全會方針政策的不良傾向，我們才能堅定地向著我們的宏偉目標勝利前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8頁）他又說：“我們黨的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又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4頁）
郭文說，他們要求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意見，所以沒有被《決議》所采納，是“因為那時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沒有達到現在認識的高度”。看來，這些反毛小圈子裏的人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同這些人的妄想正好相反，通過對國際國內正反麵曆史經驗的深入思考，毛澤東崇高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長遠的指導意義，在廣大人民群眾包括大學生群體中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做一個簡要概括，毛澤東的主要貢獻，一是開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傳統，並在實現“結合”中培養了一代幹部，引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二是毛澤東思想作為被實踐證明了的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奠定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也奠定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理論基礎；三是在以他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在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實現了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並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為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改革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國防安全、外部環境及人才方麵的基礎；四是不失時機地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並帶領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取得了重要理論成果，指明了走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方向。五是如《決議》所說，貫穿在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毛澤東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所有這一切，豈是幾個反毛的“英雄”所能撼動的？
《決議》並沒有否認毛澤東的錯誤，而是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譬如，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背景。如果把問題僅僅歸結於某個人或若幹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又如，有些錯誤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決議》多次提到黨中央領導集體也要承擔點責任，這就比較合乎實際。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事實上還是毛澤東最早覺察到了以一平二調為中心的五風問題，並著手努力糾正當時已經覺察到的錯誤。再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這個《決議》，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把作為中國革命、建設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既拒絕了“左”的也拒絕了“右”的錯誤主張，在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同時，為科學地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諸如此類對複雜問題的正確處理，充分體現了我們黨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種基於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及其結論，不僅為我國廣大人民群眾所堅決擁護，也為國際上廣大的有識之士所稱道。
對此，郭道暉的文章卻指責說，決議的“許多評價，是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的”，並進而把各種問題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對毛澤東竭盡醜化誣蔑之能事，全盤否定毛澤東和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郭道暉文章以“大討論記略”的幌子拋出了若幹“內部材料”來蠱惑視聽。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再對它作幾點分析。
第一，1989年2月一場嚴重政治風波正在醞釀的時候，鄧小平在發出“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的重要政治信號時，著重談到了必須堅持《決議》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他說：“我們已經對建國以來曆史事件的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誌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曆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4頁）1991年8月，我國已經在局勢穩定中繼續推進改革和建設，而蘇聯正發生劇烈動蕩，黨和國家的解體危在旦夕。此時，鄧小平又向全黨發出了“老祖宗不能丟”的重要告誡，即不能丟馬克思，不能丟列寧，也不能丟毛澤東。
我們應從這樣的曆史經驗和背景中來看待郭道暉文章的實質和危害。它當作殺傷性武器拋出的材料有的本來在決議中已經做了恰當的、公正的評價，任何“過分”、“出格”的說法都是不符合曆史的本質和人民的利益的。可是郭文卻采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采用誇大、渲染非本質和支流的東西，借以否定曆史的本質和主流的手法，來達到把毛澤東妖魔化的目的，徹底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這種妄圖使我們丟棄“老祖宗”的卑劣行徑，是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不穩定的重要亂源。我們要結合正反兩麵的曆史經驗，對於這一類的反毛噪音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郭文所拋出的若幹材料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主觀臆測，無中生有，歪曲造謠，編造曆史。
如所謂1950年慶祝五一節口號中，毛澤東親自加了“毛主席萬歲”一條，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人員以已確鑿的事實說明，這種說法純是無中生有。再如拿高饒事件來說，郭文硬說高崗反對劉少奇、周恩來，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許以至支持，試問：既然如此，毛澤東為什麽要花那樣大的精力來領導反對高饒反黨集團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鬥爭呢？關於這場鬥爭的經過和一些細節，鄧小平在1980年3月19 日的談話中有過詳細的說明，在《毛澤東傳》、《陳雲傳》中也有詳細的記載。隻要翻一下這些材料，便可知郭文所說是無中生有的造謠。怎麽可以把高崗在陰謀活動中搬弄是非的流言蜚語，拿來作為誣蔑、攻擊毛澤東的根據呢？這樣的手段不是太卑劣了嗎？事實上，毛澤東較早覺察到了在他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後，高崗企圖拱倒劉少奇、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並開始采取有力措施來解決這個關係黨的團結統一的重大問題。1953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總路線宣傳提綱時，加了一段有關“防止黨內個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動”和共產黨員“決不可以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這樣一段話，這是第一次在黨的廣大範圍內不點名地批評高崗。由於高崗曾南下華東、中南地區進行遊說、煽風點火，12月中旬毛澤東專派陳雲沿著高崗南下的路線代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並特別囑咐陳雲向支持高崗的林彪轉告了非常嚴厲的話。 這些重要的事實都有據可查，是郭文無中生有地導演曆史不可逾越的障礙。
第三，用形而上學的凝固的觀點看待和解釋曆史，刻意炒作某些話題，以對毛澤東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這是郭道暉文章中又一個重要特點。
那些狂熱反毛的人，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誣蔑為“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諉過於人”的“整人”狂。他們常常拿整風反右等問題來說事，炮製出從整風轉到反右是“預謀”論、“權術”論等謬論來蠱惑視聽，對毛澤東大潑髒水。當年從整風轉向反右，是根據情況變化、從實際出發的必要決策，還是所謂早就“預設”的整人“陰謀”？隻要冷靜的分析一下曆史的具體過程，就不難厘清這個問題上的界限，也才能真正總結經驗教訓。通過整風學習馬克思主義，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這是黨的優良傳統。決定要整風，並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是真誠的，經過長期醞釀準備的。大量的材料表明，整風的問題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時就開始醞釀了。這個問題上黨的領導集體的認識完全一致。其時發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領導集體更感到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迫切性。這一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宣布：“我們決定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把整風說成是為“整人”而預設的“陰謀”之類的謬論，完全是惡意的無稽之談。
但是情況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斷變化的。一段時期裏整風中揭露出來的工作中的大量缺點錯誤，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作出批示，要求認真加以注意和研究。但自1957年5月中旬起，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一些站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上的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否定建國以來的工作成就，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以至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取而代之。這種情況是開始決定整風時沒有充分估計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和其它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警覺。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和全體中央常委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會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毛澤東親自發出了重要政治信號：“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並沒有使那些反共情緒高漲的人頭腦冷靜下來，反而以為共產黨不能收拾局麵而加劇了他們的活動。這說明了鬥爭具有不可避免性。鄧小平在20多年後總結反右問題時多次說道：反右是必要的，錯誤是擴大化了。他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麵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的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鄧小平在談到改正對其中大多數人的處理這項重大的政治措施時，又指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鄧小平文選》第2卷 第294、243、244頁）
反擊既有必要，又發生了擴大化的錯誤，主要教訓在於對出現在一定範圍內的鬥爭不能估計得過於嚴重，要恰如其分；對於解決在執政條件下的思想政治領域的矛盾，不能采取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鬥爭的辦法，否則容易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方麵的問題暫不在本文中討論。因為郭道暉的目的和興趣完全不在談論經驗教訓問題，而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即企圖用整風轉向反右的話題，大肆炒作所謂“陰謀”論、“權術”論。在郭道暉的另一篇文章中還竟把從整風轉向反右歸結為所謂“毛澤東多疑善變的猴性”，所謂“毛澤東獨斷專行、多疑善變的秉性或權謀”。凡此種種，對人民領袖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仇視態度已溢於言表。
最後還要指出，郭文還通過歪曲有的老革命家的根本立場，采取移花接木的辦法，來為達到自己反毛的政治目的服務。彭真是我國的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冤屈和磨難，複出後主抓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發表過許多重要的意見。他鮮明地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和態度，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郭文卻把彭真關於要重視民主法製建設的意見嫁接到要求否定毛澤東的主張上來。在敘述了彭真的意見後，郭文緊接著說，“遺憾的是”，“討論中多數人的意見並沒有被決議所采納……”。這種明目張膽地搞移花接木，借彭真的威望來包裝自己一夥的反毛主張的做法，不是太不光彩和居心叵測了嗎？
既然郭文打出了彭真的旗號來騙取支持，我們就引幾段彭真在重要時刻的重要的話，來回敬他們。1979年4月22日，彭真複出後首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一個小組發言，他說：“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該怎樣看待毛澤東同誌和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如果我們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不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我們高舉什麽旗幟呢？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如果把它放棄了，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馬列主義旗幟，那麽我們用什麽理論來作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呢？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國外敵對勢力正在瘋狂的希望我們‘非毛化’，他們對毛澤東思想是極端仇視的，正在千方百計地貶低它，妄圖把它搞臭。對此，是不能等閑視之的。”1989年6月21日，在平息動亂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指出：這些年來，“鬧得四項基本原則好像不時興了，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階級、工人農民等等都不大講了，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簡直有點像犯了忌諱，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倒吃香起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說成僵化、保守，反對改革、開放。這種說法極為荒謬”。（《彭真文選》第365、366、661頁）這些年來，李銳、郭道暉等一類人的反毛言論的邏輯和理由，不也是“極為荒謬”嗎？2010年7月1日
（《環球視野》2010年8月23日第304期）
馮虞章劉元亮執筆
清華大學離退休老同誌理論學習組討論
一段時期來，從一些角落裏冒出了一股新的反毛噪音。有海澱一個中學曆史教師袁騰飛，在央視百家講壇上對毛澤東、共產黨、社會主義的惡毒咒罵；有被美國媒體評為中國“百大公共知識分子”之一的王康，從批判錢學森回國“投靠專治獨裁暴政”入手，對毛澤東的猛烈攻擊；有政法大學“中華文明通論” 講台上三名博士的集體反毛，甚至借說風水吹捧蔣介石、妖魔化毛澤東的講演，等等。在這些噪音中，起推波助瀾作用的，是《炎黃春秋》2010年第4期上郭道暉的文章：所謂《四千老幹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其副標題是《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草案）大討論記略》。這篇文章以顛覆十一屆六中全會《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決議》為己任，公然否定《決議》對建國以來曆史和對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挑戰維護黨的團結統一和社會穩定的政治基礎，因而有極大的政治尖銳性。由於他打著“四千老幹部的民主評議”和“大討論記略”的幌子，又具有一定的蠱惑性和欺騙性。
郭道暉當年在一個30人的小組旁聽會議，作為普通工作人員整理簡報，有什麽資格以“四千老幹部”的“大討論記略”的名義來說話呢？事實上，這篇文章中用來印證自己結論的討論發言，屬於30人小組的才有一人。雖然作者利用當時工作之便，擅自摘錄（嚴重違紀行為）別的小組的簡報中對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有用的材料，充其量也不過舉出了10來個人，而且對他們的直接引語很少，多為概括轉述，並且完全排除了與會者中站在四項基本原則立場上正確評價曆史和正確評價毛澤東的意見，又怎麽能稱的上是“四千老幹部”的“大討論記略”呢？
在文革剛結束後，人們對建國以來的曆史有不同的看法是不奇怪的。 黨中央號召解放思想、實事求是、進行撥亂反正，又強調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正確評價和總結曆史的指導原則。在《決議》起草的過程中，鄧小平有十多次談話，陳雲有七次談話。經過在四千人範圍內的反複討論和對決議草案的多次修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的的共識越來越多。就像鄧小平在1981年5月19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所說：“四千人的意見已經充分發表出來了，而且現在的修改稿子已充分吸收了他們的意見”，“這個文件是在四千人討論和最近四十多位同誌討論的基礎上修改的，好多好的意見這裏邊吸收了。比如陳雲同誌提出，前麵要加建國以前的二十八年，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現在前言有了，還有其它許多重要的意見，大家一看就曉得哪些是根據大家提的意見修改的。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306頁）這樣，又經過政治局擴大會議七十幾個人的細致推敲，就在1981年6月27日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一致通過了決議的文本。《決議》的最大貢獻，是對建國以來的曆史作出了正確的總結，科學評價確立了毛澤東的曆史地位，係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內容和指導意義，為全黨和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礎。
可是郭道暉的文章卻說，“後來經過修改通過的正式決議並未完全遵循大多數與會者的意見，而主要決定於當時主持起草的胡喬木和中央領導的人的意見”，“遺憾的是，這次討論中多數人的意見並沒有被後來正式通過的決議所采納“，還是“囿於傳統的思維，為尊者諱”。這不是明目張膽地用少數人錯誤的意見來“綁架”四千人的討論、“綁架”全體中央委員嗎？不是明目張膽地把矛頭指向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嗎？
本來，在形成決議的討論過程中有不同意見的分歧是黨內生活中的正常現象。可是郭道暉卻經過精心編織，把內部討論中的不同意見公開拋出來作為顛覆黨最後的正式決議的根據，這是黨的紀律所絕對不允許的，在性質上已屬反黨行為。 還需要指出，郭文提到的一些老幹部除個別人外均已作古，無法再對郭文的內容、傾向和目的加以肯定或否定，也無法再對經過國際國內風雲變幻考驗的決議發表意見。因此，郭文中一些極端錯誤的觀點，理應視作他本人觀點，由他本人和推出這篇文章的《炎黃春秋》來承擔政治責任。
那麽，郭文一再指責決議沒有采納他力主的意見，到底是些什麽樣的意見呢？（1）關於對文革前十七年曆史的評價。郭文否定黨的正確的工作指導和取得的偉大成就是這一時期的主導方麵，否定社會主義製度的建立是我國今後一切發展和進步的基礎。它說：“存在一條‘左’傾路線”，“毛澤東就是‘左’傾路線的總代表”；（2）關於對毛澤東思想的評價。郭文否定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否認毛澤東思想是黨和人民寶貴的精神財富並具有長遠的指導意義。它說什麽毛澤東思想“沒有什麽體係”，“如果有，也是不科學，甚至是反科學的體係”，並狂言可以寫出一本“論毛澤東的‘左’傾修正主義”；（３）關於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郭文否認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否認毛澤東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否認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否認毛澤東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它誣蔑攻擊毛澤東是“封建主義打底，馬列主義罩麵”，是“曆史上最大的暴君”，簡直是十惡不赦的千古罪人，並還有其它諸多的人身攻擊。對於這樣的一些意見，黨的《決議》能接受嗎？鄧小平當時就做了明確回答：“當然，也有些意見沒有接受。”因為這些“意見”嚴重違背曆史實際，是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在黨內的反映。如果采納了這些意見，就違背了黨心、軍心、民心，中國共產黨就不成其為馬克思主義政黨了，中國就不稱其為社會主義國家了。
鄧小平早在《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中就指出，“這同三中全會的精神有沒有不一致的地方？沒有。這裏所說的一切，都是為貫徹三中全會的方針政策必須采取的措施……隻有堅持我們黨一貫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克服妨礙實現三種全會方針政策的不良傾向，我們才能堅定地向著我們的宏偉目標勝利前進。”（《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78頁）他又說：“我們黨的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又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4頁）
郭文說，他們要求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意見，所以沒有被《決議》所采納，是“因為那時對毛澤東的評價，還沒有達到現在認識的高度”。看來，這些反毛小圈子裏的人們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徹底否定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的時機已經到來。但是同這些人的妄想正好相反，通過對國際國內正反麵曆史經驗的深入思考，毛澤東崇高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長遠的指導意義，在廣大人民群眾包括大學生群體中更加深入人心。如果做一個簡要概括，毛澤東的主要貢獻，一是開辟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道路，奠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傳統，並在實現“結合”中培養了一代幹部，引導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二是毛澤東思想作為被實踐證明了的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奠定了黨的思想理論基礎，也奠定了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理論基礎；三是在以他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在我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實現了我國曆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並開展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建立起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係和國民經濟體係，為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的改革發展奠定了物質基礎和國防安全、外部環境及人才方麵的基礎；四是不失時機地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為鑒戒。實現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並帶領中央領導集體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和取得了重要理論成果，指明了走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和方向。五是如《決議》所說，貫穿在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中的立場、觀點、方法，毛澤東重要著作中包含的許多基本原理、原則和科學方法，“是有普遍意義的，現在和今後對我們都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所有這一切，豈是幾個反毛的“英雄”所能撼動的？
《決議》並沒有否認毛澤東的錯誤，而是堅持曆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譬如，在分析他的缺點和錯誤的時候，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曆史的複雜背景。如果把問題僅僅歸結於某個人或若幹人，就不能使全黨得到深刻教訓，並找出切實有效的改革步驟。又如，有些錯誤是毛澤東一個人的，還是別人也有點份？《決議》多次提到黨中央領導集體也要承擔點責任，這就比較合乎實際。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中，事實上還是毛澤東最早覺察到了以一平二調為中心的五風問題，並著手努力糾正當時已經覺察到的錯誤。再如，以鄧小平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這個《決議》，從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出發，根據實踐檢驗的結果，把作為中國革命、建設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區別開來，既拒絕了“左”的也拒絕了“右”的錯誤主張，在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的同時，為科學地確立毛澤東的曆史地位和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奠定了堅實基礎。諸如此類對複雜問題的正確處理，充分體現了我們黨是成熟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這種基於曆史唯物主義的科學分析及其結論，不僅為我國廣大人民群眾所堅決擁護，也為國際上廣大的有識之士所稱道。
對此，郭道暉的文章卻指責說，決議的“許多評價，是為毛澤東的錯誤辯護的”，並進而把各種問題歸結為“個人品質”問題，對毛澤東竭盡醜化誣蔑之能事，全盤否定毛澤東和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郭道暉文章以“大討論記略”的幌子拋出了若幹“內部材料”來蠱惑視聽。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再對它作幾點分析。
第一，1989年2月一場嚴重政治風波正在醞釀的時候，鄧小平在發出“壓倒一切的是穩定”的重要政治信號時，著重談到了必須堅持《決議》對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評價，他說：“我們已經對建國以來曆史事件的是非、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誌的曆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也作出了恰當的評價。對毛澤東同誌晚年錯誤的批評不能過分，不能出格，因為否定這樣一個偉大的曆史人物，意味著否定我們國家的一段重要曆史。這就會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的不穩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84頁）1991年8月，我國已經在局勢穩定中繼續推進改革和建設，而蘇聯正發生劇烈動蕩，黨和國家的解體危在旦夕。此時，鄧小平又向全黨發出了“老祖宗不能丟”的重要告誡，即不能丟馬克思，不能丟列寧，也不能丟毛澤東。
我們應從這樣的曆史經驗和背景中來看待郭道暉文章的實質和危害。它當作殺傷性武器拋出的材料有的本來在決議中已經做了恰當的、公正的評價，任何“過分”、“出格”的說法都是不符合曆史的本質和人民的利益的。可是郭文卻采用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手法，采用誇大、渲染非本質和支流的東西，借以否定曆史的本質和主流的手法，來達到把毛澤東妖魔化的目的，徹底否定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的毛澤東思想。這種妄圖使我們丟棄“老祖宗”的卑劣行徑，是造成思想混亂、導致政治不穩定的重要亂源。我們要結合正反兩麵的曆史經驗，對於這一類的反毛噪音保持高度警惕。
第二，郭文所拋出的若幹材料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主觀臆測，無中生有，歪曲造謠，編造曆史。
如所謂1950年慶祝五一節口號中，毛澤東親自加了“毛主席萬歲”一條，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人員以已確鑿的事實說明，這種說法純是無中生有。再如拿高饒事件來說，郭文硬說高崗反對劉少奇、周恩來，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許以至支持，試問：既然如此，毛澤東為什麽要花那樣大的精力來領導反對高饒反黨集團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鬥爭呢？關於這場鬥爭的經過和一些細節，鄧小平在1980年3月19 日的談話中有過詳細的說明，在《毛澤東傳》、《陳雲傳》中也有詳細的記載。隻要翻一下這些材料，便可知郭文所說是無中生有的造謠。怎麽可以把高崗在陰謀活動中搬弄是非的流言蜚語，拿來作為誣蔑、攻擊毛澤東的根據呢？這樣的手段不是太卑劣了嗎？事實上，毛澤東較早覺察到了在他提出中央分一線二線後，高崗企圖拱倒劉少奇、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陰謀活動，並開始采取有力措施來解決這個關係黨的團結統一的重大問題。1953年12月13日，毛澤東在審閱總路線宣傳提綱時，加了一段有關“防止黨內個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動”和共產黨員“決不可以墮落到資產階級的卑鄙的個人主義”這樣一段話，這是第一次在黨的廣大範圍內不點名地批評高崗。由於高崗曾南下華東、中南地區進行遊說、煽風點火，12月中旬毛澤東專派陳雲沿著高崗南下的路線代表中央向高崗遊說過的幹部打招呼，要求他們不要上高崗的當，並特別囑咐陳雲向支持高崗的林彪轉告了非常嚴厲的話。 這些重要的事實都有據可查，是郭文無中生有地導演曆史不可逾越的障礙。
第三，用形而上學的凝固的觀點看待和解釋曆史，刻意炒作某些話題，以對毛澤東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這是郭道暉文章中又一個重要特點。
那些狂熱反毛的人，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毛澤東誣蔑為“多疑善變，言而無信”、“翻手為雲，覆手為雨”、“諉過於人”的“整人”狂。他們常常拿整風反右等問題來說事，炮製出從整風轉到反右是“預謀”論、“權術”論等謬論來蠱惑視聽，對毛澤東大潑髒水。當年從整風轉向反右，是根據情況變化、從實際出發的必要決策，還是所謂早就“預設”的整人“陰謀”？隻要冷靜的分析一下曆史的具體過程，就不難厘清這個問題上的界限，也才能真正總結經驗教訓。通過整風學習馬克思主義，加強黨的自身建設，這是黨的優良傳統。決定要整風，並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這是真誠的，經過長期醞釀準備的。大量的材料表明，整風的問題在1956年9月黨的八大時就開始醞釀了。這個問題上黨的領導集體的認識完全一致。其時發生的波匈事件的警示也使中央領導集體更感到了加強黨的自身建設的迫切性。這一年11月的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宣布：“我們決定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把整風說成是為“整人”而預設的“陰謀”之類的謬論，完全是惡意的無稽之談。
但是情況不是凝固的，而是不斷變化的。一段時期裏整風中揭露出來的工作中的大量缺點錯誤，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並作出批示，要求認真加以注意和研究。但自1957年5月中旬起，情況發生了明顯變化。一些站在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上的人掀起了一股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潮，否定建國以來的工作成就，把共產黨和社會主義說得一塌糊塗、一無是處。以至要求改變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取而代之。這種情況是開始決定整風時沒有充分估計到的，不能不引起毛澤東和其它中央領導人的高度警覺。1957年5月25日，毛澤東和全體中央常委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員會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毛澤東親自發出了重要政治信號：“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完全錯誤的”。但這並沒有使那些反共情緒高漲的人頭腦冷靜下來，反而以為共產黨不能收拾局麵而加劇了他們的活動。這說明了鬥爭具有不可避免性。鄧小平在20多年後總結反右問題時多次說道：反右是必要的，錯誤是擴大化了。他說：“三大改造完成以後，確實有一股勢力、一股思潮是反社會主義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反擊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說過，那時候有的人確實殺氣騰騰，想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扭轉社會主義的方向，不反擊，我們就不能前進，錯誤在於擴大化”，“問題出在哪裏呢？問題是隨著運動的發展擴大化了，打擊麵寬了，打擊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確實處理的不適當，太重，他們多年受了委屈，不能為人民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這不但是他們個人的損失，也是整個國家的損失。”鄧小平在談到改正對其中大多數人的處理這項重大的政治措施時，又指出：“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1957年不存在反對社會主義的思潮，或者對這種思潮不應該反擊。”（《鄧小平文選》第2卷 第294、243、244頁）
反擊既有必要，又發生了擴大化的錯誤，主要教訓在於對出現在一定範圍內的鬥爭不能估計得過於嚴重，要恰如其分；對於解決在執政條件下的思想政治領域的矛盾，不能采取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鬥爭的辦法，否則容易混淆不同性質的矛盾。這方麵的問題暫不在本文中討論。因為郭道暉的目的和興趣完全不在談論經驗教訓問題，而是另一個性質的問題，即企圖用整風轉向反右的話題，大肆炒作所謂“陰謀”論、“權術”論。在郭道暉的另一篇文章中還竟把從整風轉向反右歸結為所謂“毛澤東多疑善變的猴性”，所謂“毛澤東獨斷專行、多疑善變的秉性或權謀”。凡此種種，對人民領袖欲置於死地而後快的仇視態度已溢於言表。
最後還要指出，郭文還通過歪曲有的老革命家的根本立場，采取移花接木的辦法，來為達到自己反毛的政治目的服務。彭真是我國的一位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他在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冤屈和磨難，複出後主抓我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法製建設，發表過許多重要的意見。他鮮明地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和態度，是人所共知的。可是郭文卻把彭真關於要重視民主法製建設的意見嫁接到要求否定毛澤東的主張上來。在敘述了彭真的意見後，郭文緊接著說，“遺憾的是”，“討論中多數人的意見並沒有被決議所采納……”。這種明目張膽地搞移花接木，借彭真的威望來包裝自己一夥的反毛主張的做法，不是太不光彩和居心叵測了嗎？
既然郭文打出了彭真的旗號來騙取支持，我們就引幾段彭真在重要時刻的重要的話，來回敬他們。1979年4月22日，彭真複出後首次在中央工作會議一個小組發言，他說：“現在一個突出的問題是，應該怎樣看待毛澤東同誌和毛澤東思想這麵旗幟”，“如果我們放棄了毛澤東思想，不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我們高舉什麽旗幟呢？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的結合，如果把它放棄了，實際上也就是放棄了馬列主義旗幟，那麽我們用什麽理論來作為全黨、全軍、全國人民的行動指南呢？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旗幟。否則，必然造成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整個革命陣線的混亂，使親者痛，仇者快”，“國外敵對勢力正在瘋狂的希望我們‘非毛化’，他們對毛澤東思想是極端仇視的，正在千方百計地貶低它，妄圖把它搞臭。對此，是不能等閑視之的。”1989年6月21日，在平息動亂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指出：這些年來，“鬧得四項基本原則好像不時興了，黨的領導核心作用、階級、工人農民等等都不大講了，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簡直有點像犯了忌諱，反對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倒吃香起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特別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被說成僵化、保守，反對改革、開放。這種說法極為荒謬”。（《彭真文選》第365、366、661頁）這些年來，李銳、郭道暉等一類人的反毛言論的邏輯和理由，不也是“極為荒謬”嗎？2010年7月1日
（《環球視野》2010年8月23日第3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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