駁顧海良的“創新”高論
朱立平
據報道,2015年11月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論進行了第28次集體學習,由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副主任顧海良教授主講。
2016年1月1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顧教授的文章《創新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文。聯係政治局第28次集體學習後的報道,此文想必是他在政治局講解內容的精華。
顧教授的狹窄視野、思維定勢、理論慣性、認知偏差,在其高論中俯拾皆是,不駁不足以明其害。
- < >主義,在馬克思著書立說的時代多如牛毛。看到自己的理論“被馬克思主義”的亂象,馬克思曾鄭重申明,他自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有感於形形色色的人們肆意定義和曲解“馬克思主義”,恩格斯說:“馬克思大概會把海涅對自己的模仿者說的話轉送給這些先生們 :‘我播下的是龍種,而收獲的卻是跳蚤’”。
現在,主義通常代表理念或有完整體係的思想和信念,以及實現不同目標的不同方法。所以,馬克思主義,應該是馬恩闡釋的全部思想和信念,以及實現不同目標的不同方法。
“政治經濟學”一詞,據載由法國人蒙克來田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後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首次使用,但“政治經濟學”在西方主流社會很快被“經濟學”邊緣化和冷卻了。
令“政治經濟學”“熱”向東方的引子是恩格斯的《反杜林論》。恩格斯在該書“概論”中指出:“這兩個偉大的發現——唯物主義曆史觀和通過剩餘價值揭開資本主義生產的秘密,都應當歸功於馬克思。由於這些發現,社會主義變成了科學,現在首先要做的是對這門科學的一切細節和聯係作進一步的探討。
當杜林先生大叫大嚷地跳上舞台,宣布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中已經實行了全麵的變革的時候,理論的社會主義和已經死去的哲學方麵的情形大體上就是這樣。”
恩格斯這兩段話披露了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劃分和闡釋實際上始於杜林的“傑作”,恩格斯隻是針對性地予以批駁而已。
1913年,列寧為紀念馬克思逝世三十周年而發表《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一方麵,列寧通過分類闡述馬恩理論,擎起了馬克思主義的大旗,從馬恩理論中汲取了精神動能和信念力量,為在俄國突破皇權與神權的腐朽沒落統治提供了足以與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世俗信念相抗衡的共產主義信念;另一方麵,在推崇和推廣馬恩理論的同時,列寧首開了分割“馬克思主義”三部分之先河。
前蘇聯建政之後,理應全麵、係統和開放地研究馬恩的全部理論及其影響和列寧的全部理論及其實踐,服務於建構一整套與時俱進地同社會主義實踐發展不斷互動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
令人遺憾的是,前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大體上沿著列寧的思路,骨子裏卻接續和實現了杜林式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全麵變革”,投機取巧地、主觀地和機械地把“馬克思主義”分別裁剪成《馬克思主義哲學》、《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其中,《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通過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上、下冊)在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的大力普及,主宰了包括新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政治經濟學”。
顯然,《馬克思主義哲學》是方法論,《科學社會主義》是社會信念,《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社會理論。
問題是:在前蘇聯和新中國,整個社會在形式上一直在“學習、應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卻口是心非地學習和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結果一直起著弱化共產主義信念的作用。共產主義信念,因為“馬克思主義”被人為分割成“三部分”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革命成功後登堂升帳,變得“想你時遠在天邊”。
就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逐漸坐大的“香火”興旺過程與共產主義信念逐漸弱化的敗亡階段重疊起來。期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喧賓奪主”,被誤當成社會主流價值觀來研習著、布道著、膜拜著,同時,共產主義信念經由教條化和宗教化而被虛位化和妖魔化,代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過。結果,共產主義信念在前蘇聯社會裏逐漸弱化的同時,各種非共產主義價值觀陸續泛濫,終致共產主義主流世界觀在前蘇聯冰雪消融,前蘇共泥牛入海,前蘇聯的共產主義大業徹底泯滅在曆史的垃圾堆裏。
盡管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早早就與前蘇共修正主義當局決裂,但卻沒有深挖前蘇聯孕育出修正主義的理論弊端和信念缺失,一直無由與前蘇聯首創的一整套“馬克思主義”劃清界限,所以在“前三十年”裏一直受騙上當,深受其害,不明其故。
前蘇聯首創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已經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前蘇東被推下“聖壇”而煙消雲散,但在新中國一直有“馬克思主義”的大旗罩著,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 的曆史作用從未得到認真反思。
顧教授的”創新“高論,無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來曆、底細和曆史危害,抱殘守缺,不思進取,根本就是理論上“老年癡呆”的胡言亂語。
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害處
顧教授的“高論”,盡圍著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打轉,先提恩格斯怎麽讚同說,再提列寧怎麽感同,最後把習近平拉上來”墊背“,再回頭點綴些鄧小平怎樣說、如何做,完全把毛澤東思想當成了“霧霾”,仿佛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三部曲,都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方法論的功勞,與毛澤東思想沒有任何幹係。
顧教授既不了解中國曆史發展的規律性,更不了解其他人類社會的曆史發展規律,所以事實上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曆史作用捧到了宗教般的程度,與猶太教徒看待上帝、基督教徒看待耶穌、穆斯林教徒看待穆罕默德已經沒有本質區別,自說自話、自作主張地把前蘇聯“馬列權威”裁剪的“馬克思主義”當成了中國人民的“老祖宗”。
中國社會的曆史發展規律是:1、王朝周期興亡;2、社會不患寡、患不均;3、強大外部勢力直接插手越多、力度越大,王朝周期興亡的周期便越短。影響較大的例子有:太平天國、改革期的大清、中華民國。
中國共產黨取代中國國民黨,本質上是中國傳統王朝周期興亡的必然結果,馬列主義的作用是為中國革命勝利提供了一些具體幫助,一種更加高遠的社會信念和非常現實的榜樣力量,但無論如何也改變不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中國革命從勝利走向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成功。
然而,在前蘇聯和新中國分別建政後,第二代主政者們不約而同地開始賣力“抬高“外來的“馬克思主義”,把本土的製勝法寶“擠到“馬克思主義之後,變成可有可無的點綴。
毛澤東《論十大關係》發表之時,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中國泛濫之初始。毛澤東發現,自己領導中國人民創建的新中國,已經被”一線”領導中國共產黨的修正主義官僚集團“篡奪”了,於是,用“加權馬、列”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發動文革,領導廣大工農商學兵打到了官僚集團。
文革十年用巨大的社會代價培育了一代覺醒了的中國民眾,包括如今主政的一代精英,打斷了王朝周期興亡在新中國演進的傳統“步調“,否則,任由劉鄧一直”一線“主政,中國走的就是解放前國民黨的老路,就是前蘇聯的覆轍。
因為毛澤東領導下新中國的內部團結和對外強勢,西方敵對勢力在中國周邊屢次策動戰爭,均“偷雞不成蝕把米“,隻好改變策略,先千方百計聯手中國,包括助力鄧小平的“改開”,一邊圖利,一邊做掉前蘇聯,再回頭從容對付新中國。沒有毛澤東,沒有十年文革的“耽擱”,先倒下的就是新中國,而非前蘇聯。
前蘇聯的土崩瓦解和新中國的曆史曲折,都充分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就成事有限,敗事有餘。
追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曆史作用,其最嚴重的弊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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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與理論脫鉤。
“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隻是馬恩理論的一部分,馬恩理論或“馬克思主義”隻是社會主義理論的源頭之一,本應成為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創始部分。
前蘇聯的“馬列權威”不僅沒有努力建構和完善開放的和能夠與時俱進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反而後退一大步,將馬列理論割裂成一塊塊,並封閉成一條條,擺上“聖壇”,令人們照學、照抄、照搬、照用。經過“馬列權威”割裂和裁剪了的“馬克思主義”,內部三部分內容之間實質是脫鉤的,外部與其它理論之間是完全脫鉤的,結果使得“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事實上變成了一段段“死理兒”,窒息了馬列理論作為社會主義理論體係源頭活水的活性。
- < >社會主義實踐是全麵的,渴求全麵的社會主義理論來引導。"馬克思主義"應該是社會主義理論的有機組成部分,不應是涵蓋含混不清的“理論大筐”。用內容狹窄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指導日新月異的社會主義實踐,隻能產生兩個都有害的後果,要麽理論脫離實踐,無法有效促進實踐的順暢發展,要麽理論捆綁實踐,致使理論窄化和固化的缺失不斷累進地、放大地貽害社會實踐。
與社會主義實踐互動的應該是社會主義理論,而不是某某人的主義,或思想,或理論。這一認知應該作為理論創新的基本常識。
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等,是不同領袖在不同社會曆史條件下基於實際和引領實踐的理論成果,即便存在一些理論上的淵源和思想上的承繼,也不能抹去各自的獨立性、特殊性和完整性。馬克思主義是對前人理論的揚棄,但不能因此說馬克思主義是對某某前人理論的發展。
毛澤東思想,可以說成是“把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的產物”,但並不能因此將毛澤東思想籠統地劃到馬克思主義的帳上,更不能將其歸結為“對馬列主義的新發展”或者說“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就是毛澤東思想,不能模棱兩可地變相歸結為馬克思主義的一部分。
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即“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實打實地把馬克思的理論和列寧的理論“加權”在一起,看似“學習、應用和發展了馬列主義”,但實踐起來與當年的王明並無二致,都造成了實踐中的災難性局麵。“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這種照搬照用馬列理論的“理論創新”同樣不能歸結為馬克思主義,更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而是毛澤東思想本身的發展偏離了正軌。
總之,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思想、科學發展觀等一樣,都應該成為弘揚共產主義世界觀的理論源泉、精神力量和信念基礎,都必須有機地吸納進與社會主義實踐互動的社會主義理論體係中。但是,不能誤把上述任何一個必然存在這樣或那樣主客觀曆史局限性的理論創新及其具體實踐單挑出來,裁剪和製作成一麵理論旗幟或幾麵旗幟,否則就會造成不必要的人為混亂和現實困擾。要與時俱進發展的應該是能夠與實踐互動的理論體係,而不應是以某個領袖為名的理論,也不應動輒顯擺一長串主義、思想、理論充門麵,權作理論創新無作為的“皇帝新衣”。
這就是我不再續寫“習近平主義“一文的原因。
3、 理論與信念脫節。
馬恩理論的恒久精華和不竭偉力主要源自唯物辯證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唯物辯證法和共產主義世界觀應該是推動和牽引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最精彩、最崇高、最感人的核心力量,本應成為社會主義實踐中最華美的篇章,但卻被“馬列權威”裁剪出來的“馬克思主義”生生地“禁閉”在幹癟的“基本原理”中,令人難以從“基本原理”感受到令人信服的精神動能,難以恒久地用共產主義世界觀武裝頭腦,難以在日常生活踐行以集體主義為基核的共產主義世界觀,難以通過大力塑造共產主義世界觀來不斷提升社會主義理論和社會主義實踐的互動水平和良性拓展,反倒因為“學習、應用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促成的各種失誤與挫折,給各種敵對勢力妖魔化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提供了“難以辯駁的口實和證據”。
一言以蔽之,馬列主義在前蘇東之所以沒有持續發揮強大正能量作用,反而連帶馬列主義本尊和原共產黨組織統統被丟進曆史垃圾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難辭其咎。
- < >實踐的確是理論創新的土壤,是理論創新不斷開花結果和不斷收獲的廣闊天地。毛澤東思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上的創新出偏,顯然背離了一切從實踐出發的正確軌道,像王明那樣走捷徑,直接從馬列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抽取內容,加以拚接,用以指導實踐,客觀結果與王明的錯誤並無二致。
改開是以“全否文革”和“三七開”毛澤東起始的。
鄧小平主政後,實事求是,撥亂反正,很快終止"兩個凡是",果斷停止"以階級鬥爭為綱",確定國家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進而用"不爭論"廢掉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武功”,基本擺脫了積重難反、積習難改、積弊甚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糾纏和幹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得以砥礪前行。 鄧小平理論的成功經驗和曆史功績在於:實事求是,目標實際,注重發展,有錯必改,摸索前進,成效顯著。
改開的曆史沒有遠去。與"初級階段三十年"一樣,"特色階段三十年"也是波折不斷,在經濟建設大發展的同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困境,經由社會實踐中經濟領域雜草與莊稼競相生長,政治領域生態嚴重惡化,文化領域一片混亂不堪,主流社會價值觀幾近崩解,社會狀況一度發展到"反腐亡黨,不反腐忘國"的窘境,逐漸凸顯出來。
民心思大變,社會需大治,人類要發展。偉大的人類社會發展事業,呼喚偉大的人民領袖、偉大的創新理論和偉大的社會實踐。這就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履新之後運籌帷幄,宏圖徐展,振奮人心,重聚民意,舉世皆讚的曆史必然性。
坦率地講,“馬列教條”的死灰複燃,讓習總書記也落入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圈套,表明新一屆黨中央也有理論困境。
理論創新,樹立理論的靈魂最重要。沒有靈魂的社會理論終歸是一些死理兒。
社會集體主義,是中華文明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傳承至今和與時俱進的靈魂;社會集體主義,是牢固樹立和具體實踐共產主義世界觀的“信念抓手”,是連接現實社會和理想社會的坦途。因此,社會集體主義應當成為新中國新時代理論創新的靈魂,樹立信念的靈魂,社會實踐的靈魂。
新中國踐行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和“特色階段”已經過去,一個以鮮明的和堅定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為基礎,以集體主義為靈魂和主渠道的嶄新發展階段應該開始。與嶄新的社會集體主義實踐相適應,理論創新的任務非常明確,那就是建構“社會集體主義”理論體係。這是另當別論的問題。
- < >實踐的確是理論創新的土壤,是理論創新不斷開花結果和不斷收獲的廣闊天地。毛澤東思想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上的創新出偏,顯然背離了一切從實踐出發的正確軌道,像王明那樣走捷徑,直接從馬列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抽取內容,加以拚接,用以指導實踐,客觀結果與王明的錯誤並無二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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