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大民主”和“大革命”
劉鄧“抓五七式右派”的“五十天”文革，讓毛澤東震怒。毛澤東寫了《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基於他那“懲前斃後，治病救人”的一貫思想，允許劉少奇，鄧小平作撿查，改過自新。本人有“幸”聆聽了劉少奇，鄧小平，李雪峰（北京市委書記）作撿查的錄音。一同出席“撿查大會”的還有周總理，但沒有周總理的撿查。三個小時的講話錄音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劉少奇那句“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知道革命怎麽革”。文革中紅衛兵批判劉少奇“老反革命”，就是出之這句話。（不是“老革命”，而是“老反革命”）。然而五十年來我始終認為劉少奇這句話講得對，講的好。事實就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大革命時期，開國元勳們打到反動派，在革反動派的命。從未想到過有朝一日要“革自己的命”（GCD幹部的“自我思想革命”）。他們想到的僅僅是，打到反動派，坐官當老爺。他們的官場思維完全沒有脫離舊有的官場文化。他們沒有“自我思想革命”的準備。毛澤東的“大革命”對他們來說，確確實實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知道革命怎麽革”。
新中國的“共產黨政治體製”有三大“政治難題”（見博文《中華民族的三大政治體製，和共產黨的三大政治難題》， 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1541/201512/421762.html）。偉人毛澤東早就明白這些難題。解放戰爭剛剛取得勝利，他就警告全黨：“這僅僅是萬裏長征走完了第一步”。改造思想，改造社會，重建“政治體製”才是最難最難的艱巨任務。為此，毛澤東作了多次嚐試，包括五七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黨內整風運動（然而“天有莫測之風雲”，這場整風運動被黨內的“老革命們”導向成“反右運動”）；六二年的“七千人（幹部）大會”，發動幹部提意見（可以匿名）；六四年的“四清運動”等。但這都不能解決黨內的根本問題。經過多年思考，毛澤東最終發現和發明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批判”的“大民主”和那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大革命”）。
這種自下而上發動群眾揭發執政黨的黑暗麵，重點放在執政黨的當權派，“七八年再來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是“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將執政黨幹部置於群眾監督之下的最好“治國治吏”手段。自然，萬事開頭難，作為第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問題很多。正如劉少奇的那句話，“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不知道革命怎麽革”。相信第二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會實踐得更好，而且會一次比一次好。畢竟這種“大革命”是史無前例的，是以“大民主”為武器的。
正如毛澤東所言，“民主是工具，民主不是目的”。將“民主”宣傳為目的都是剝削階級欺騙廣大民眾的一種手段。民主都是有條件的，沒有條件的民主是不存在的。資產階級民主的條件就是“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因而“無產階級革命”被視為“洪水猛獸”。毛澤東“大革命”的工具，“大民主”也 是有條件的。這個條件就是，不能反對毛主席，不能反對中央文革（這個條件自然是少到不能再少）。換句話說，其他任何一級執政黨的幹部，人民群眾都可以對他 （她）說“不”。於是，十七年來鐵板一塊的執政黨五級黨組織（中央，省市，縣區，鄉鎮，村社）癱瘓，天下大亂。執政黨的幹部再也不能像五七年“反右”那樣 動撤給人戴上“右派”高帽子。這是史無前例的真正意義上的“大民主”。這種“大民主”和“大革命”讓所有西方政治家目瞪口呆。
鄧小平不明白這種執政黨“自我思想革命”的偉大武器，而隻會窮兵黷武，對“八九學運”赤手空拳的學生也要兵戎相見，坦克伺候。如果鄧小平理解這一偉大武器，實行沒有《全盤否定》的“改革開放”，七，八年來一次“大民主”和“大革命”，相信絕不會出現當今多如牛毛的腐敗“大老虎”。如果鄧小平的窮兵黷武是好辦法，對下次的“八九學運”也兵戎相見，坦克伺候，我想執政黨會立刻分裂，因為執政黨再無一人能像開國元勳們那樣威懾全軍，保持軍隊鐵板一塊。《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是唯一有效防患於未然的偉大武器。
“共產黨政治體製”讓各級黨組織都有發布“行政命令”的權利。毛澤東對這種“行政命令”非常耽心，曾多次提醒全黨不能用“行政命令”的辦法領導群眾。然而，沒有《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想 堵絕“行政命令”管理群眾是不可能的。黨組織的“行政命令”比封建社會皇帝老兒的“聖旨”還“聖旨”。它永遠都是懸在老百姓頭頂上的尖刀利劍。五，六十年 代，兩個快畢業的大學生偷偷談戀愛，被黨組織知道後，畢業分配一個去東北，一個去新疆。本人為了太太的工作調動，說服了市委書記，拿著市委書記的“批條” 去見電子局長，局長大人就是不放人。我的多次奔波和努力最後還是無果而終。給我的結論是：執政黨的幹部不是“與人為善”，而是“與人為惡”（這事對你有好 處，偏不讓你幹；這事對你有壞處，偏要讓你幹）。可見，當“人民公仆”變成“人民老爺”，共產黨的天下就會是人民的“地獄”。毛偉人《七，八年一次的“大民主”和“大革命”》就是讓執政黨的幹部永遠“為人民服務”，永遠作人民的“老黃牛”。
“大革命”的“大民主”是有代價的。特別是開頭第一次，其代價也許是巨大的。但大方向對頭比什麽都重要。我們看問題不能“因噎廢食”，因為這個成語打幼兒時就已銘刻在心。不過，世上也有很多人就是越活越糊塗。我們看問題也不能隻看眼前，不看長遠。紅軍長征路上隻有草根和馬尿，但你不能《全盤否定》那個時代。因為方向是對的，長遠的結果是好的。卅年代，有識青年奔赴延安，而不是西安，因為延安的方向是對的。多年後，去延安的勝利為“王”，去西安的失敗成“寇”。這就是，有人高瞻遠矚，有人鼠目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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噘呼，“老革命遇到新問題”。劉鄧“不知道革命怎麽革”，但毛偉人知道，那就是充分“相信群眾”，“依靠群眾”的“大民主”和“大革命”。
白鏡天，二零一六年，元月，於北美寒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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