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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雪峰:當代中國鄉村的價值之變
來源：文化縱橫 作者：賀雪峰 時間：2015-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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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價值觀的兩種類型
當前中國農村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如何理解這種變化，成為建構學術理論和提出政策建議的基礎。價值之變或農民人生觀的變化是當前農村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的組成部分。不理解農民價值觀和人生觀的變化，就很難理解鄉村治理中的其他一係列變化。
數千年來，尤其是獨尊儒術以來，中國形成了一種重人倫、輕鬼神，重此岸、輕彼岸的文化。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不知生焉知死”，對神異世界存而不論，而專注於現世的生活。專注於現世生活並非不論人的生命意義，而是將人的生命意義放在此岸世界而非彼岸世界。孟子說“不孝有三，無後為大”，將傳宗接代確定為最大的人生任務，傳宗接代構成了一般中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每個人都是祖祖輩輩傳下來的，還要子子孫孫傳下去，從而香火不斷，生命不息。有限的生命因為可以融入到子子孫孫向下傳遞的無限事業中，而具有了永恒的意義。無論現世生活多麽艱難，隻要可以延續子孫，就會有光宗耀祖的希望，就值得忍耐和堅守。
關注有限生命於無限意義層麵的價值，可以稱之為本體性價值，即關於人的生存的根本性意義的價值，是使人安身立命的價值。有了對本體性價值的追求，人們的生活中就有了綱，有了目標。綱舉目張，生活中其他方麵的價值將會服從和服務於對本體性價值的追求。
在傳統社會中，農民最為根本的本體性價值追求是傳宗接代，延續生命的意義，農民最擔心的是香火不繼。一旦傳宗接代不存問題，農民就會有更多的追求和更大的事業心，比如追求財富、聲譽等。而一旦斷子絕孫，人生就不再有希望，也不再值得期待，今朝有酒今朝醉，現世的享樂就變得重要。
在當代中國農村，因為現代性因素的持續衝擊，以“傳宗接代”作為基本訴求的傳統的本體性價值追求，已經或正在被證明是不正確的，荒謬的，至少是愚蠢的。中國農民安身立命的基礎就被動搖了。一旦缺失本體性價值，農民就更加敏感於他人的評價，就十分在乎麵子的得失，就會將社會性價值的追求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所謂社會性價值，是指那些在人與人交往層麵，在“在乎他人評價”的層麵，及在“不服氣”（不服“誰”的氣？）層麵產生的人的行為的意義。本體性價值主要是個人內在體驗的價值，是一個人對自己生命意義的感受，是與自己內心世界的對話，是一種宗教般的情感。而社會性價值主要是個人對他人評價的感受，是從人與人的交往與關係中產生的。正是因為有了社會性的價值，而使村莊中有了輿論力量，有了麵子壓力，有了正確與錯誤的評判標準。社會性價值產生於一個社會的內部，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社區中，社會性價值不僅生產著人生的意義，而且服務於村莊秩序的生產，那些不利於村莊秩序生產的社會性價值會被社區逐步清除掉。也正是正麵導向的社會性價值使得村莊內形成了道義經濟，形成了美醜善惡的評價標準，形成了正當的以互惠為基礎的人際交往，形成了社區的集體意誌，形成了村莊“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最低限度的合作，村莊事實上構成了一個道義乃至行動的共同體。
一旦現代性的因素進入到了傳統的封閉村莊，村莊的社會性價值就會發生變異。傳統社會中的秩序被打破了，人們對社會性價值的激烈爭奪往往不是整合了村莊的團結，而是破壞了村莊的團結，村莊社會因為對社會性價值的激烈爭奪，而使村莊共同體解體，村莊變得原子化起來。
下文以在遼寧大古村的調查為例，試圖語境化地解說當前中國農民在價值層麵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農村地域遼闊，經濟、社會和文化差異極大，這就為從不同地區農村中農民的價值實踐來理解當前中國農村正在展開的變遷提供了條件。
值得注意的是，農民價值變遷並非純是自然的過程，在有些時候，正是因為政策部門誤解了當前農村的狀況，並因此采取了錯誤的政策，而加劇了因為農民價值變遷所導致的鄉村治理困境。
不現實的中產階級價值觀
大古村是沈陽市郊縣的一個農業型村莊，平原地區。大古村人均耕地達到兩畝多，土地並不緊張，但土地的產出率很高，又在城郊地區，因此早在人民公社時期就實現了遺體火化。在人民公社初期，為了改造農田，增加耕地，更是將所有墳墓平掉改成耕地。目前大古村人去世後，一般是先火化，再將骨灰盒抱回村裏，埋在村邊沈大高速公路旁的林帶，留一個小土丘。沈大高速公路管理部門隔年就會采取措施將土丘鏟平。時間一長，骨灰埋在何處就不容易知道了。尤其是，祭奠逝者的事情一般是由子輩進行，孫輩很少會為爺輩逝者上墳。
除了將骨灰盒抱回來埋在村邊林帶以外，縣城也有一個大型公墓，根據位置的不同，墓地分為三檔，價錢分別是5000元、7000元、8000元，一個墓地占用時間是20年。20年後如果仍然占用，就需要重新交錢。村裏有約1/5的逝者葬在了城裏買的墓地裏。因為20年後需要重新續費，而大古村孫輩一般不會管爺輩的事情，等到子女也已經去世，就不會有人來為逝者續費，逝者的骨灰盒將無處安放。因此，大古村老人寧願將骨灰盒帶回村中，埋在不允許留墳頭也不準立碑的沈大高速公路的林帶裏。
喪葬形式和墓地選擇看起來好像不太重要，因為這是死者的事情。在唯物主義者看來，人死如燈滅，人都已經死了，如何處理遺體及骨灰還重要嗎？大古村老年人也說，隻要子女在活著的時候好好照顧，死後怎麽樣就無所謂了。不過，涉及到人的死亡問題，就是涉及到了人的生命的價值問題，涉及如何將有限的生命放在無限的生活長流中，從而獲得意義，並為活著的人找到活下去理由的根本問題。中華民族曆來強調慎終追遠。因此這個問題需要好好討論。
在河南調查時，筆者與在縣市掛職的河南省委黨校一個副校長聊天，談到計劃生育，這位女校長十分不滿意農民的生育行為。她說，“農民所以多生，並不是為了真正地發展經濟和提高素質，而是好玩。他們生孩子是為了玩孩子，覺得生孩子有趣，整天與孩子玩，很滿足。”“他們生一大堆孩子就很滿足，而並不關心自己養不養得起孩子及孩子將來讀不讀得起書。”這個女校長未講出來的話是農民很愚昧。
與女校長想法相似的是，接受了現代理念並可以過上中產階級生活的人，大都會覺得農民生得起卻養不好孩子，是很愚昧可笑的事情，中國絕大多數地方的農民也已經接受了女校長的觀點，或產生了同樣的想法。大古村人也是如此。在大古村，即使國家政策允許頭胎生女孩後可以再生一胎，大古村絕大多數育齡夫婦也放棄了第二胎生育指標。不過，在那些被我們看起來愚昧可笑的農民的想法及他們的行動中，卻擁為較我們這些外人根本得多的東西：他們在追求人生意義的永恒，而非僅僅考慮一日三餐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他們希望通過生育子女，來將個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無限的人類延續的事業中去，他們的想法和行為合乎天道，合乎自然規律，合乎人類的本能，也合乎動物的本能。通過生育子女來使自己有限生命的意義得以延續，人的一日三餐才具有意義，如果隻顧自己的一日三餐，人活在這個世界上就顯得怪異。
生兒育女並以此為樂，其背後是人們對本體性價值和永恒不滅意義的追求，是人類生生不息的源頭。正是有了對本體性價值的追求，人們才會覺得忍受現實苦難具有意義，才會脫離狹隘的個人利益的局限，才能擺脫個人物欲的困擾，才能夠安身立命。在缺乏超越性信仰的背景下，農民“傳宗接代”的願望構成了他們對永恒意義的尋求。一旦人們在追求“永恒”，人們就能夠忍受苦難，就能夠具有毅力，就不會自暴自棄，就不會隻顧眼前利益。
問題恰在於，當前的中國農村，一方麵，傳統的“傳宗接代”作為愚昧和落後的代名詞，被主流價值所拋棄，人死如燈滅，有限的生命不再能被無限的子子孫孫的延續向下傳遞，從而不再能憑此獲得永恒的意義，一方麵，農民又不能獲得當前主流價值所倡導的憑借事業成功和地位升遷，來獲得人生價值。當前社會主流價值，是所謂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是以廣告和時尚作為支撐基礎的適合有消費能力者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所提供和鼓勵的，是與絕大多數農民實際需要相當不同的價值觀。這種主流價值觀批判農民觀念為愚昧落後，提倡通過個人奮鬥來實現中產階級生活的夢想。問題是，以中國在全球化中的位置，中國的中產階級難以有快速成長壯大的機會，多數中國人缺少通過個人奮鬥來改變自己，實現“中產階級夢想”。強勢的中產階級價值觀可以打碎大多數人的傳統價值追求，卻不可能為大多數人提供實現中產階級價值觀的經濟基礎。如果一個社會的主流價值長期脫離這個社會大多數人的生活實際及他們可能達到的目標，這個主流價值鼓勵社會大多數人奮鬥的目標就注定是不可能實現的，這個主流價值本身就存在問題。
“社會性價值”獨大的負麵後果
當農民超越性的“傳宗接代”價值被證明是錯誤的之後，或農民的本體性價值失落之後，社會性價值對於農民的重要性就會凸現出來。所謂社會性價值，就是農民可以從鄰裏、朋友和人際關係中獲得的社會承認與社會評價，及他們對這種承認和評價的自我感受。社會性價值是一個人與人之間進行承認競賽的長征，在這個長征的過程中，友誼、欺壓、權勢，轉化成為個人的焦慮或動力。越是缺乏本體性價值的追求，就越發不能心閑氣定，就越發希望借在群體內的競爭來獲得優勢和獲取承認，就越發期待通過外顯的成就來替代內在的價值。
在追逐社會性價值的長征中，會形成各各不同的行動，會產生層次不同的輿論和觀念，其中有些行動和輿論會給所有參與競爭的人以收益，這種收益的典型是友誼，是“友誼第一，比賽第二”，是村莊內正麵導向的輿論，是可以整合村莊團結，疏導負麵情緒，供給農村公共物品的內生力量。還有一些行動和輿論會給部分人甚至多數人帶來損害，會以一種壓倒性力量打擊多數人，而隻讓少數人從打倒他人的行為中獲得自我成功的快感，這種行動及輿論會調動起嚴重的負麵情緒，會破壞村莊團結，並最終使所有人受害。在這種負麵情緒被調動起來的競爭中，人們的行為變得不可理喻，所有人都倍感沮喪。
舉例來說，在河南安陽縣調查中，村民以競爭建高房子來壓倒對方，以致於房子都建到了極不安全的高度。建高房子的意思是說，我的房子就是比你的房子高，壓死你。誰也不願意被壓死，因此，誰都弄一堆碎磚爛瓦來建一個更高的房子。
大古村則有這樣一個說法，可以概括負麵性社會價值被調動起來時人們的心理，這句話就是“氣人有、笑人無”它的意思是，如果他人經濟條件好，就會十分惱怒，認為他人的錢來路不是正道上的，不過是一些不義之財罷了。而如果他人經濟條件不好，就會笑話他人吃喝嫖賭，不務正業，沒有本事，是一個廢物。
回到關於喪葬問題的討論中來。喪事本來是一個與本體意義關係極大從而在中國曆史上一直受到慎重對待的事情，現在卻也因為本體性價值的喪失，而在有些農村變得不可理喻。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曾播出“喪事上跳脫衣舞”的節目，報道江蘇一些農村在喪事上請戲班子表演脫衣舞的現象。我們也早就觀察到了這個現象並作過評論。這次在大古村調查，再次發現了喪事喜辦的現象。注意，這個喪事喜辦不同於傳統所謂白喜事及一些民族將喪事當喜事的習俗，因為這個喪事喜辦既與中華民族慎終追遠的傳統不同，又與當前大傳統辦喪事的禮儀和基調不同，而是將喪事變成了惡性的沒有底線的麵子競爭的工具。
大古村喪事比較簡單，一般三天時間。傳統社會中，喪事因為是與鬼神世界打交道的事情，一般會禁忌很多，規矩很嚴格。大古村建村曆史不長，傳統無多，且村民來自五湖四海，習慣各異，因此，大古村的喪事儀式比較簡單，也少禁忌。村支書關平51歲，以前從來沒有主持過喪事，也不懂其中的規矩，卻因為當了村支書而屢次被邀請主持喪事。關平按照自己的理解去主持喪事，也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
大古村辦喪事，在文革前也是請吹鼓班子的，吹鼓班子一般8個人，沒有女性，在辦喪事時吹一些悲調，進一步加強了喪事的悲傷氣氛，也是對死者的懷念。文革中，辦喪事請吹鼓班子的做法被破了“四舊”。1994年，村裏有一戶人家辦喪事，請來吹鼓手和戲班子，恢複了文革前辦喪事的“舊俗”，不過，這一“舊俗”與之前又大為不同，主要是吹鼓手吹的調子已不再是悲調，而變成了喜調，尤其是戲班子表演的節目，往往是明快、喜調及搞笑類的，吹鼓班子一般有16人，其中一般有六七個年輕女子，在辦喪事的第二天晚上表演狂歌勁舞。之所以要表演狂歌勁舞，是為了吸引村民來觀看。村民並不喜歡悲調的表演，辦喪事如果要顯得體麵，要讓更多人知道，就要讓戲班子表演歡快的節目。
大古村老年人並不喜歡喪事上的喜調，說這不是歡迎老人去死嗎？這是什麽道理？鄧昌五老伴去世時，他極力要求不請吹鼓班子，但他兒子不同意，說：“別人都請得起吹鼓班子，我們比他們窮啊？”意思是說，既然有村民辦喪事請了吹鼓班子，鄧家也不窮，也請得起。不能讓人家看笑話。
1994年大古村第一次在喪事上請吹鼓班子表演，引起極大轟動，成百上千人去觀看。但現在，無論吹鼓班子如何狂歌勁舞，人們都不再有興趣去看。雖然沒有人去看，每戶辦喪事卻都得請吹鼓班子。不僅要請吹鼓班子，而且要在遺體火化時盡量多雇車送行，有的雇40多輛小車，排場很大。
請一個吹鼓班子要花2000多元，雇一輛車要100多元，加起來就是一筆巨大開支。目前大古村的喪事支出一般在1.5萬元左右，雖然不是很多，但相對於農民收入的確是有些多了。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卻是老年人攢養老錢時的精打細算，和厚葬老人生前“有飯吃、無錢花”的困窘。
大古村社會性價值的生產與爭奪雖然是負麵性的，但仍然在再生產著。問題是，負麵性社會價值被調動起來後，會進一步破壞村莊的整合，並最終使村莊社會性價值的爭奪變得不再需要，村莊輿論解體，村民進一步原子化，並且隻關注眼前的利益。這種情況下的農村就會更加糟糕。
在村莊原子化以前的負麵社會價值方麵，河南開封農民認為，無論錢的來路如何，隻要能在村裏蓋樓房就是有本事。有農戶為競爭蓋樓房而數年不用電，表明河南開封農村農民之間的競爭更為激烈，其負麵後果也更深。相對來講，大古村人認為，即使你有錢蓋房子，也應該有一個正當的錢的來路，否則就談不上光榮。在河南開封，節衣縮食不用電以蓋樓房被視作有骨氣，在大古村則會被視作打腫臉充胖子。
當前大古村雖然也有一些負麵的社會性價值被調動，並因此對村莊整合構成了破壞，但總體來講，大古村仍然是有序的，輿論力量大都發揮了正麵積極的作用。關鍵是輿論力量還有。隨著農村社會流動的進一步增加，村莊負麵因素對村莊的屢次破壞，就可能使村莊團結解體，村莊輿論不再有力，村民甚至不再去做那些即使負麵卻仍然是社會性價值層麵的行動。村莊原子化了。
一旦村莊原子化，村莊輿論不再起作用，村民就會依據自己的現實利益行動，而不再將他人放在眼裏。沒有鄰裏的輿論約束，沒有宗教的信仰約束，構成人們行動的唯一理由就變成赤裸裸的現實利益。
加強農村本體性價值的建設
一旦個人脫離了宗教，脫離了對神秘力量的敬畏，又脫離了輿論的約束，則個人就會表現出可怕的力量。張鳴說，如果一個人殺了人後，將他人屍體埋在自己床下而不害怕，這樣的殺人案是很難破的。同樣，一旦村莊社會中的人們不再受到內在道德力量的約束，不再敬畏外在的神秘力量，不再在乎村莊的輿論評價，則任何不可理喻的甚至喪盡天良的事情都可能發生。當前中國農村中已經普遍出現子女虐待父母，以至喪失勞動能力的父母衣食無著的情況。前述河南省委黨校女校長講到她在農村救災時親見這樣一件事情：在一個暴雨的夜晚，山洪暴發將老太太住的棚子衝垮，老太太僥幸從棚子中逃出來，站在自己兒子的樓房前瑟瑟發抖。直到天亮後兒子開門，才發現自己母親站在門外大半夜了。問為什麽她不敲兒子的門進去，她說她“不敢”！我一個農村籍學生講他們村一個老人上吊自殺後，他三個兒子直接用三輪車將遺體拉到火葬場火化，而沒有舉辦任何儀式。湖北省老齡辦一個處長講起最近回到家鄉村莊，聽說鄰居四兄弟為父親火化後的安葬起爭執，老大竟一腳將父親的骨灰盒踢到河裏。我在一個村調查問近年有無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案例，村民回答是最近這些年沒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在當前中國農村中，已經有了太多無良子女逼死父母，這些有勞動能力的子女忘記了正是那些現在喪失勞動能力的老人生養了自己。在有些農村，沒有人會站在老年人的角度考慮他們的生活，雖然人人都會老，從而人人都會麵對老年後的悲慘處境。在缺乏本體性價值，又缺少社會性價值的情況下，一個社會就不再有道德和信仰的力量來約束膨脹的私欲，就不會有長遠的預期，就會成為一個短視的沒有前途和希望的社會，就是一個道德淪喪的社會。中國的某些農村正在落入這樣的陷阱中。
近年來，因為價值失落，中國農村普遍地、大規模地出現了原教旨很強的地下基督教的傳播，並可能產生嚴重後果。
當前農村出現的價值失落問題有其必然性的一麵。市場經濟的進入，消費主義文化的漫延，大規模的社會流動和農民政治社會地位的進一步邊緣化，構成了農村價值失落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麵，當前農村價值失落也與政策失誤有關，比如喪葬政策的失誤和對公共空間建設的忽視。
喪葬顯然不隻是成本高低的問題，也不是節約土地與否的問題，而是中國這類缺少超越性價值的國家中，涉及到人生價值與意義，事關安身立命可能性的一個根本問題，正是通過將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無限的子孫繁育之中，將有形的生命變成永恒的建築在那裏的墓地，而使人們珍惜了現在的生命，並憧憬著未來的生活。“不知生焉知死”，是說中國人是關心現實生活，而不關心來世的，因為關心不了。但是，關心不了不等於來世就是虛無，就不要有一點敬畏與想象，因為來世既包括建築在村頭的墓地和子子孫孫年節到墳頭的看望，又包括對自己在有限生命中為無限未來所創造的可能性，及自己因此而有的價值想象。
新農村建設需要將農村公共空間的建設考慮進去。不僅如此，新農村建設還要關注農民的精神生活，關心他們對生命意義和為什麽而活的看法，要在當前變動的世界中為農民創造一些永恒的可以寄托生命意義的東西，比如永久的墓地，或子孫繁衍的意義。農民或人類從祖祖輩輩中走過來，還要子子孫孫走下去，村莊是這個變動世界中農民可以依托的家園，是他們在變動世界中保持信心和力量的想象共同體，是他們心靈的慰藉之所。如果9億農民有了村莊這個根，如果在外流蕩的農民還可以常想家鄉，還牽掛著埋在村頭祖墳裏的祖先，他們就會有一些曆史感，就不至於過於虛無，也就願意對未來保留更多信心和寄托更多希望。
當前村莊本體性價值的失落已經造成嚴重後果，加強村莊本體性價值建設已是刻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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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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