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逼死了畢節4名留守兒童？
來源：破土網 作者：左楠 時間：2015-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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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澎湃新聞報道，2015年6月9日晚，貴州畢節4名留守兒童在家集體服農藥自殺身亡。最大的哥哥13歲，最小的妹妹僅5歲。他們的父親長年在外打工，母親則被人拐跑。爺爺奶奶已過世，外公外婆年紀大了無法照顧孩子，隻剩4個孩子在家中。
貴州省畢節市，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幾年來卻出了一件又一件與留守兒童相關的事件：
一個月前，2015年5月，畢節7名女童被老師猥褻。這些孩子年齡基本都在6到7歲，多為留守兒童；
2013年12月，畢節5名留守兒童在放學路上被農用車撞死；
2012年11月，畢節5個男孩在冷雨夜躲進垃圾箱生火取暖，結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歲，最小的9歲。他們全都是留守兒童。
與前幾次的事件略有不同：這一次，四兄妹不是被害、意外死亡，而是喝下農藥，用一種主動的方式離開這個並不接納他們的世界。四個乳臭未幹、甚至還不能理解什麽是死亡的孩子，怎麽就能做出這麽一個決絕的決定?我們不知道。有一位自稱是4名死亡兒童親屬的村民說，1個月前，4個孩子因沒有生活費輟學在家，家裏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時，孩子們將玉米磨成玉米麵，不用篩子篩幹淨，就湊合吃了，“因為太窮了”。而孩子的父親雖留了聯係電話，卻一直打不通。
當然有人會指責家長的不負責任，在這個越來越重視家庭、親情，所有的媒體都在呼喚“常回家看看”“停下腳步關心下一代”的時代，居然會有狠心把孩子扔在農村、自己進城打工的父母，實在是與“家和萬事興”的主流價值觀不符。
可是，當我們在城市中看到許多人打著不穩定的零工、隨時可能被拖欠工資、受工傷沒有辦法治療、即使拿到工資也僅僅夠自己溫飽的時候，即使他們是留守兒童的父母，真的還有底氣去要求他們“常回家看看”嗎？
對於冷漠的鄉鄰、支離破碎的農村社會生活關係的批判也是不乏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資本下鄉，剪碎了原有親和、穩定、和睦的村民社會網絡，留下一個空心化的農村，隻有孩子和老人孩子堅守。
然而當留守的村民們陷入了集體的貧困之中，自己的生存都沒法保障，又怎麽要求他們去關心鄉鄰呢？
當然，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又可以拿來說一說。簡單翻看一下畢節市政府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關於民生建設這一點赫然占了大量篇幅：省級“十大民生工程”完成投資145.43億元，市級“十件重點民生實事”完成投資177.52億元、占年度投資任務的101.99%……“減貧摘帽”城鎮新增就業5.84萬人，轉移農村勞動力18.5萬人，被評為“省級創業型城市”等等，努力鼓勵農民在本地就業、創業，卻對大量外出務工人員留下的孩子不聞不問，極少有專門關注關心他們的政策。
不過細想想，外出務工人員創造的財富與價值都被勞務輸入省份拿走了，為什麽留守兒童這個包袱要讓輸出地承擔呢？當地政府也是挺冤的。
或許是國家關於社會救助的法律法規不健全？這個指責在三年前幾個孩子死在垃圾箱的時候就出現過。同時國家也確實出現了政策調整，然而並沒有什麽X用……
那麽，到底是誰扔下了孩子？誰逼得他們不得不死？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第一批打工仔打工妹的出現，第一批留守兒童也來到了世間，原想著父母進城打工，獲取更多的收入補貼家用，在農村的孩子會有更幸福的童年。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第一代農民工還取得了比較可觀的工資，養活了自己，還能寄一部分回家，幾十年後，現在農民工的工資卻常常連自己都不夠花了。
有個統計數據可以說明。我們都知道最低工資是根據當地消費水平和生活資料價格計算出來的。1992年最低工資標準245元相當於職工平均工資（494元）一半，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之內。一般認為最低工資占平均工資的40%到60%，屬於比較合理的區間。北歐國家的最低標準高於平均工資的60%，因為社會貧富分化比較小，收入差別不大。但是，以深圳為例，最低工資絕對數額雖然在增長，占平均工資的比例卻一路走低，到2010年隻占百分之二十幾，不到百分之三十。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農民工平均工資的數額在全國來說還是比較高的，都是這樣低的比例，在其他地方打工的工人，又能有多少錢能補貼回家呢？
進城務工父母的相對貧困，給留守兒童帶來的是絕對貧困。這一次的被父母留下的五個孩子，就是長期得不到家長的撫養，除了父親走前留下的玉米沒有任何可以養活自己的東西，不是喝農藥自殺，也隻能餓死。
在家庭的場域內，他們不得不被父母遺落，在社會保障領域，他們也被遺忘。目前對於地方的社會救助，主要依靠地方財政，而地方財政收入，依靠的是稅收。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沿海城市成為資本集散地，大型的企業集中在東部沿海以及大城市，務工人員也這樣集合。勞務工輸出省份的稅收就極度不足，卻承擔著大量社會救助的負擔。許多需要救助的人自然無法顧及。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不打破，無論怎麽加強管理、防止貪腐也無法真正實現社會救助應有的效果。
同時，伴隨著資本下鄉以及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村的大量耕地荒廢或挪作他用，農村的孩子也不得不依賴於市場才能解決溫飽問題，錢就成為一切的中心。沒有父母寄回的錢，他們隻能選擇做童工，掙點活命錢，或者選擇死亡。當父親留下的玉米吃完了，4個孩子選擇了後者。
上世紀50、60年代，為了發展貴州、四川、廣西等一係列三線地區的建設，“三線建設”計劃轟轟烈烈地展開，一批大型重工業工廠在這些偏遠的地區開工，帶動了一大片地區的發展，大量補貼了地方財政，拉動再生產領域條件的提升，緩解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如今，當一切以發展為綱、全民進入GDP狂歡的時候，這些偏遠地方的孩子卻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麵，遺忘在了角落。
資本的邏輯在於不斷地擴張，將有利於自己的東西卷入其中，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擠壓得一分不剩。生產領域的壓榨擴展到再生產的空間中，農民工的孩子、父母就首先受其害。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就形成了：一邊是發展的盛宴，東部沿海城市在高速發展的狂歡之中，有一位資深的經濟學家說：到了2020年，我國有望成為高收入國家啦，所有人共享了發展的果實啦！然而這個論斷麵對了4個孩子的死，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玩笑。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改變不平衡的發展，那些家庭溫馨、社會和諧的話語又有什麽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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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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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省畢節市，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地方，幾年來卻出了一件又一件與留守兒童相關的事件：
一個月前，2015年5月，畢節7名女童被老師猥褻。這些孩子年齡基本都在6到7歲，多為留守兒童；
2013年12月，畢節5名留守兒童在放學路上被農用車撞死；
2012年11月，畢節5個男孩在冷雨夜躲進垃圾箱生火取暖，結果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最大的13歲，最小的9歲。他們全都是留守兒童。
與前幾次的事件略有不同：這一次，四兄妹不是被害、意外死亡，而是喝下農藥，用一種主動的方式離開這個並不接納他們的世界。四個乳臭未幹、甚至還不能理解什麽是死亡的孩子，怎麽就能做出這麽一個決絕的決定?我們不知道。有一位自稱是4名死亡兒童親屬的村民說，1個月前，4個孩子因沒有生活費輟學在家，家裏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時，孩子們將玉米磨成玉米麵，不用篩子篩幹淨，就湊合吃了，“因為太窮了”。而孩子的父親雖留了聯係電話，卻一直打不通。
當然有人會指責家長的不負責任，在這個越來越重視家庭、親情，所有的媒體都在呼喚“常回家看看”“停下腳步關心下一代”的時代，居然會有狠心把孩子扔在農村、自己進城打工的父母，實在是與“家和萬事興”的主流價值觀不符。
可是，當我們在城市中看到許多人打著不穩定的零工、隨時可能被拖欠工資、受工傷沒有辦法治療、即使拿到工資也僅僅夠自己溫飽的時候，即使他們是留守兒童的父母，真的還有底氣去要求他們“常回家看看”嗎？
對於冷漠的鄉鄰、支離破碎的農村社會生活關係的批判也是不乏的，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資本下鄉，剪碎了原有親和、穩定、和睦的村民社會網絡，留下一個空心化的農村，隻有孩子和老人孩子堅守。
然而當留守的村民們陷入了集體的貧困之中，自己的生存都沒法保障，又怎麽要求他們去關心鄉鄰呢？
當然，地方政府的不作為又可以拿來說一說。簡單翻看一下畢節市政府2015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關於民生建設這一點赫然占了大量篇幅：省級“十大民生工程”完成投資145.43億元，市級“十件重點民生實事”完成投資177.52億元、占年度投資任務的101.99%……“減貧摘帽”城鎮新增就業5.84萬人，轉移農村勞動力18.5萬人，被評為“省級創業型城市”等等，努力鼓勵農民在本地就業、創業，卻對大量外出務工人員留下的孩子不聞不問，極少有專門關注關心他們的政策。
不過細想想，外出務工人員創造的財富與價值都被勞務輸入省份拿走了，為什麽留守兒童這個包袱要讓輸出地承擔呢？當地政府也是挺冤的。
或許是國家關於社會救助的法律法規不健全？這個指責在三年前幾個孩子死在垃圾箱的時候就出現過。同時國家也確實出現了政策調整，然而並沒有什麽X用……
那麽，到底是誰扔下了孩子？誰逼得他們不得不死？
70年代末80年代初，伴隨著第一批打工仔打工妹的出現，第一批留守兒童也來到了世間，原想著父母進城打工，獲取更多的收入補貼家用，在農村的孩子會有更幸福的童年。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第一代農民工還取得了比較可觀的工資，養活了自己，還能寄一部分回家，幾十年後，現在農民工的工資卻常常連自己都不夠花了。
有個統計數據可以說明。我們都知道最低工資是根據當地消費水平和生活資料價格計算出來的。1992年最低工資標準245元相當於職工平均工資（494元）一半，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之內。一般認為最低工資占平均工資的40%到60%，屬於比較合理的區間。北歐國家的最低標準高於平均工資的60%，因為社會貧富分化比較小，收入差別不大。但是，以深圳為例，最低工資絕對數額雖然在增長，占平均工資的比例卻一路走低，到2010年隻占百分之二十幾，不到百分之三十。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排頭兵，農民工平均工資的數額在全國來說還是比較高的，都是這樣低的比例，在其他地方打工的工人，又能有多少錢能補貼回家呢？
進城務工父母的相對貧困，給留守兒童帶來的是絕對貧困。這一次的被父母留下的五個孩子，就是長期得不到家長的撫養，除了父親走前留下的玉米沒有任何可以養活自己的東西，不是喝農藥自殺，也隻能餓死。
在家庭的場域內，他們不得不被父母遺落，在社會保障領域，他們也被遺忘。目前對於地方的社會救助，主要依靠地方財政，而地方財政收入，依靠的是稅收。然而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沿海城市成為資本集散地，大型的企業集中在東部沿海以及大城市，務工人員也這樣集合。勞務工輸出省份的稅收就極度不足，卻承擔著大量社會救助的負擔。許多需要救助的人自然無法顧及。這種不平衡的發展不打破，無論怎麽加強管理、防止貪腐也無法真正實現社會救助應有的效果。
同時，伴隨著資本下鄉以及農民工進城打工，農村的大量耕地荒廢或挪作他用，農村的孩子也不得不依賴於市場才能解決溫飽問題，錢就成為一切的中心。沒有父母寄回的錢，他們隻能選擇做童工，掙點活命錢，或者選擇死亡。當父親留下的玉米吃完了，4個孩子選擇了後者。
上世紀50、60年代，為了發展貴州、四川、廣西等一係列三線地區的建設，“三線建設”計劃轟轟烈烈地展開，一批大型重工業工廠在這些偏遠的地區開工，帶動了一大片地區的發展，大量補貼了地方財政，拉動再生產領域條件的提升，緩解區域發展的不平衡。如今，當一切以發展為綱、全民進入GDP狂歡的時候，這些偏遠地方的孩子卻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麵，遺忘在了角落。
資本的邏輯在於不斷地擴張，將有利於自己的東西卷入其中，把勞動者的剩餘價值擠壓得一分不剩。生產領域的壓榨擴展到再生產的空間中，農民工的孩子、父母就首先受其害。這樣一個斷裂的社會就形成了：一邊是發展的盛宴，東部沿海城市在高速發展的狂歡之中，有一位資深的經濟學家說：到了2020年，我國有望成為高收入國家啦，所有人共享了發展的果實啦！然而這個論斷麵對了4個孩子的死，簡直是一個天大的玩笑。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不改變不平衡的發展，那些家庭溫馨、社會和諧的話語又有什麽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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