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鴻溝：自作聰明者的貢獻
當前中日兩國嚴重對立，大有武裝衝突的可能，這即是中日雙方社會的缺乏了解所致，也是那些自作聰明者的貢獻。是後者的問題更大，日本方麵有其國內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因素，日本本國和中國的專家學者都有論述。但在中國方麵卻少有人提出，也許是會影響中國政府及學者專家的麵子，但這卻是一個事實。即：中國對日的誤讀和政策的判斷失誤，是政府和專家學者的自作聰明所致。
一、日本修憲和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是日本的主權和內政。
將其解釋為日本走向軍國主義並不符合事實，也並不能使日本放棄修憲的努力，除了加大雙方的矛盾，使中國幹涉他國的內政印象加深，並無任何幫助。況且日本修憲並非現在的決策，而是長久以來日本政府需要解決的問題。戰後由美國製定的《日本國憲法》實施後，受到絕大多數日本國民的歡迎和擁護，因此直至今日從未進行過修改。但也有一部分人，強烈要求修改憲法。日本國內護憲與修憲一直存在著激烈的鬥爭。美日安保條約的簽訂違背了日本和平憲法的和平理念：日本國憲法不承認軍隊存在同時強調不與他國地接軍事同盟，由於目前日本需要美國的軍事保護，美日安保條約不能放棄，同時日本要加入到聯合國維和行動中，也會需要提供武力等手段。修改憲法就是唯一的解決方式，否則，會產生違憲的可能。
修憲是日本的法律賦予的，修憲的障礙，是在日本國內而非國外。簡單來說，是由於日本和平憲法同美日安 保條約相互衝突所致，日本不可能放棄日美安保條約，那麽，修改憲法和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是唯一的選擇，否則，會產生違憲問題。在聯合國和維部隊日本為韓國提供子彈就是一個例子，以後，在日本參加聯合國的活動時也會發生許多違憲問題。日本國內許多反對修改憲法的人，並非是害怕日本走軍國主義的道路，而是嚐到了和平憲法的好處，能夠在美國軍力的保護之下，專注發展經濟提高本國人民的生活水平。
至於我們所稱的日本想成為正常國家，隻是我們的單方麵認為，舊金山合約的第一條：戰爭狀態結束，承認日本主權。日本的和平憲法是日本民眾自己的選擇，安培的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因為日美安保條約不得不簽，但又修憲未成功而辭職的。政府、政治家、民眾在日本是一個老虎、棒子、雞的遊戲，政府是在憲法下運作，政治家是靠選票上台，民眾是為自身利益投票。中國的專家學者是靠日本的和平憲法忽悠大眾的，因為，日本沒有戰爭權，在東海及釣魚島的維權活動中，隻要中國不動用武力總體上是安全的，又可以安撫本國民眾。故我們會盡量避開美國而不用避開日本，美國可沒有和平憲法。當日本修憲和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後，我們將會遇到麻煩，好日子不多，因此，要盡快的拿出對策，而非煽動民眾對立情緒。
二、釣魚島問題的僵局，雖然是由於曆史原因引起的，但卻是中國政府當年提出的擱置爭議政策所致。
擱置爭議、韜光養晦的政策，說的好聽一點是權宜之計。但是，政府的任何的權宜之計，在事實上，都將會使政府的威嚴和信譽受損，這是必然的結果，政府理應承擔這個責任，而非民眾。前幾年，在反日遊行中，大量打砸日資企業，更有中國人受傷著實讓人無法理解。釣魚島問題目前無解，究其原因，是雙方主張的基礎完全不同，關鍵的是，在簽署《馬關條約》時釣魚島所處的地位，是屬台灣還是衝繩。1.中國希望日本承認有爭議，雙方談判解決，已無可能。釣魚島目前在日本控製之下，已歸國有，日本沒有可能拿自己的領土同別國談判。2.提交國際法庭仲裁，是日本希望的。但根據現有的文件中國的勝訴希望渺茫，日本政府也沒有意願向國際法院提出申請，中國目前也不會提出。3.武力奪回沒有可能，日美安保條約的威力，中國不會傻到同美日開戰，目前看不到能夠取勝的條件。目前嚴重對立的僵局，在沒有共識的條件下，隻能是雙方浪費金錢和加大民眾情緒對立的遊戲，能夠拖著當然好，但不會願意的大有人在。
三、靖國神社問題再起波瀾，安培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是我國對日有關部門和專家智庫的失職所致，未能預計安培晉三年內參拜靖國神社和沒有對此的製裁手段，明顯的是對日外交的失職，理應由外交部門負責。
8成的日本受訪民眾支持安培參拜靖國神社，是日本社會的真實現狀，沒有對日本的社會情況進行認真的梳理，出現如此的失誤，擁有眾多的學者專家的外交部門應該反思。對靖國神社的認知，對日本社會生死觀的認知，對安培本人的傳統背景的認知，明顯的沒有進行認真的研判。在生死觀的問題上，日本同中國不同，中國憂生，日本憂死，與死者共生感是日本對死者的視點。
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日本恢複國家主權。日本政府開始赦免戰犯，逐步恢複其名譽和待遇。1953年8月3日，日本眾議院通過《對戰爭犯罪受刑者赦免的決議》，陸續釋放了仍服刑的13名甲級戰犯(其餘5名監禁期間死於獄中)，其中重光葵、賀屋興宣出獄後還分別出任外務大臣和法務大臣。1953年8月1日，日本國會修訂《戰傷病者戰死者遺族援護法》，14名甲級戰犯（7名絞死、5名監禁期間死於獄中、兩名審判期間病死）的遺族享受與一般戰死者（法律上稱為“公務死亡”)同等的撫恤待遇。
1966年2月，厚生省向靖國神社提供了包括14名甲級戰犯在內的“祭神名票”，但由於皇室出身的靖國神社宮司築波藤麿態度消極，以及其他原因，合祀甲級戰犯事一直未能得逞。1978年10月，靖國神社宮司換屆，新任宮司鬆平永芳當即將14名甲級戰犯以“昭和殉難者”身份秘密合祀。鬆平後來接受采訪時聲稱，合祀得到了日本政府的許可。
日本政府從法律上為戰犯“正名”，製定了“殉國者”這一名目,規定戰後自殺和被處決的日本軍人也能被合祀入靖國神社。1959年,厚生省向靖國神社提供了一份“祭神名單”,要求將乙級和丙級戰犯合祀於靖國神社並獲準。1966年,厚生省又向靖國神社提出,將14名甲級戰犯也合祀於靖國神社。軟磨硬泡之下,1978年,14名甲級戰犯被合祀入靖國神社。
由於日本是通過本國法律將14名甲級戰犯的遺族身份確定，雖然中韓兩國根據自身的情況對其供奉在靖國神社提出抗議及指責無可非議，但在其他國家看來是日本國的內部事務，無法有所表示。在小泉之前參拜靖國神社的幾位日本總理都是中國政府的坐上賓。安培明顯的是一個日本傳統的人，又受製於日本政治環境的驅使，參拜應是可預見的。中國有重金培養的眾多專家智囊，卻栽在一個安培身上，著實說不過去。
正確的判斷形勢，做出相應的對策，是政府的責任。但因為政府出現錯誤卻幫助政府推脫責任的人，應該受到指責，因為推脫並不能使今後的決策更加透明和正確，專家學者的作用是使社會變得更好而不是相反。中國需要接受的一個痛苦的觀點：就是中國社會必須要想象中國會有失敗的可能，而不是戰無不勝，隨時要防止倒下。
作者： 馬雲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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