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過後整理書桌，發現幾份深埋數月的美國《高等教育記事》雜誌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的副刊(The Chronicle Review)，有點過時，但還是翻閱一遍。與正刊不同，副刊的文章大多出自教授之筆，不長也不術語連篇，話題相對活潑；當然，是否每個作者都知道自己在說什麽，則另當別論。
比如，2014年2月28日那一期，登了一篇題為“非批判性思維在中國”的文章 (“Non-Critical Thinking in China”)。作者，美國某高校一位英語係副教授。
說實在的，在美教書20多年，過去很少在這份唯一關於美國高等教育的周刊雜誌上看到任何關於中國的信息，但最近幾年，這份“高大上”雜誌，居然也關注起中國，不過路子跟美國其它媒體並無二致：提到“中國”基本沒好氣。不是舊金山大學一位院長因不滿該校為招收中國留學生而不顧其中有人造假或不合格而辭職，就是中國留學生如何紮堆而且不懂得如何按照美國人的習慣進行學習思考，等等。沒毛病也得找點出來，更別說在他們眼裏，中國/人往往渾身上下乏善可陳。
確實，沒看幾段，便想起2013年在該雜誌上看到的另一篇文章，基本如出一轍：某教授去中國教英語，回美後吐槽中國學生如何沒有自己的思維能力。當時就想，此公懂中文嗎？他教的中國學生用英語跟他交流的能力究竟怎樣？緣何隻要是“中國”，這些學者可以完全不顧一般常識，信口開河，而且還得以正兒八經被發表？
這次的文章是作者被“中國學者交流服務中心”(The China Service Center for Scholarly Exchange) 邀請，作為“專家”在福建某高校觀察後的所思所想。作為專家，她的任務是：旁聽一堂課，與老師和學生交談，審察課程教材，然後給出她的印象。
作者一方麵完全不提供緣何美國那麽多教授，單單選她做專家，這一背景；另一方麵卻背書似地寫道：“這一邀請，以及這門課的名稱，讓我感到也許時代確實變了。不再是毛澤東時代那樣，大量的過去(swaths of the past)不能提；不再有學生向黨支書匯報老師和同學‘政治不正確’的話；‘批判性思維’也不再隻是罵美國。”
在這位“專家”筆下，就這麽幾句話，不但毛澤東時代被如此混亂地一筆勾銷，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中國，除了經濟發展，其內部本身的思想交鋒和爭論也從來不存在。言下之意，中國人至今還隻等著她這樣的西方大聖來拯救，發展“批判性思維”。
不懂中國曆史和現實也就罷了，還把道聽途說當正文，聽一堂課，開一次會，跟順著她思路走的國人私下裏交談幾次，就得出中國“沒有批判性思維”之結論，大聖自己的“批判性思維”跑哪去了？
大聖不懂中文，卻對英語專業的中國學生高標準嚴要求，連大多美國學生都做不到的所謂“批判性思維”，卻要讓英語表達能力尚不成熟的中國學生表現出來。
如果她懂中文，也許她會非常驚訝地發現，中國哪裏還需要她這樣的“專家”來審察中國人是否具有“批判性思維”；在中國大學裏，到處充斥著毫無批判便被當作真理接受的自由主義觀點，而自由主義觀點不正是她所認為的批判性思維嗎？
如果她懂中文，很多學生們也許會告訴她，他們是多麽向往到美國接受最好的教育，因為中國什麽都不如美國。
如果她懂中文，也許她會非常驚訝地發現，中國人對美國自由主義的向往，才是最需要“批判性”思考的。
三十年前曾經在當時的“上外”教過書的一位來自美國的英語係教授，至今都對我說，他近四十年的教學生涯中，最好的學生就是那年他在上外教過的英語係研究生，比他所有的美國研究生都好。好在哪裏？好學，好問，愛思考，有想法，有意思。
三十年後，這位蜻蜓點水的“專家”，敢於無知者無畏對中國“一言以蔽之”，卻不知會傷害多大一批 (swaths of) 崇美民眾的感情：咱早已對自由主義頂禮膜拜，咱是如此逢中必反，你咋還說咱沒批判思維？
如果大聖自己真有批判性思維，而不是把信口而出、符合自己觀點的想法（opinion）當作批判性思維；如果美國大學課堂裏真能容忍批判性思維的話，應該也邀請中國人做專家，到美國大學課堂考察“批判性思維”是否真正存在，共同討論什麽叫做“批判性思維”，基於什麽樣的前提和立場加以考察，順便也看看能否真正探討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選擇問題，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