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左”、“右”之爭可以說吵的厲害。極右和極左，實際上都是教條主義這一根藤上結的形狀迥異的兩個瓜，他們腦袋裏都有個公式，從本本上的教條可以推導出現實，隻不過各有各的聖經。
“空談誤國，實幹興邦”。中國道路是曆經千辛萬苦探索出來的，與其糾結與“左右”之爭，不如老老實實從中國的實踐出發構建中國的話語體係，推動形成中國學派。
延安時期成熟的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成果。
合三用於一體
甘陽有“通三統”之說，以為中國當代社會中有三個傳統在相互碰撞，一個是改革開放以後“市場”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傳統，另一個是毛澤東時代形成的追求平等和正義的傳統，最後一個就是所謂的中國傳統文化或儒家文化。[ 甘陽：《通三統》，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與此三統相應，論者也多以新自由主義、新左派、新儒家等作為當代中國意識形態的分野。
三統如果能通固然很好，但是事實上彼此相隔。右派、左派、新儒家不但難以互通聲氣，反而各說各話，彼此都看不上，整個社會意識形態大有相互撕裂之勢。官方希望能夠尋求社會的最大公約數，構建所謂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但往往弄出一個四不像的“拚三統”。
何以故？根本不立，光說三統，不明其體，就如同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或者說各有各的源頭和流向，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難以交匯。許多人都力圖尋找共識，殊不知，當下中國最大的共識就是中國實踐和中國道路，大家都在同一艘船上，中國的巨輪既不會沉船，也不會掉頭，或者改道，而是按照自身使命所昭示的曆史軌跡乘風破浪前行。
談到中國話語構建，我們可以借用古代哲學的一個重要範疇—體和用，古人說體用雖然各有分歧，但是大體上都主張體是根本（或為形質、或為本性等等），用是體的運用和顯現。直到近代，張之洞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張之洞：《勸學篇》，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11。]體用被賦予了新含義，並開啟了爭訟不止的西化和保守之辯。
對於人類的思想而言，何為體？毛澤東同誌說的好：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裏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隻能從社會實踐中來，隻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 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裏來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320頁，人民出版社，1999年。]
可見，隻有實踐才是體，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才是理論構建的源頭活水。
目前，在我們在大學裏講授的社會科學，不論是經濟學、法學、政治學還是社會學，絕大部分是西方學者構建出來的，幾乎看不到中國經驗和中國理論，以至於甘陽有“世界之大，沒有中國”之歎。
西方的理論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現代西方話語體係構建經曆了二三百年時間，各種理論提出都不外乎著眼於解決西方社會的問題，並反映西方社會的獨特實踐經驗。
同樣，構建中國話語體係也隻能以立足於中國當代偉大實踐。中國已經走出一條不同於西方的道路，構建了一套獨特的經濟政治體係，同時，當代中國文化也具有很多中國元素與中國味道。中國的實踐實際上已經駛入了現代社會科學(xi fang hua yu)體係的未知水域，反而是社會科學發展大大滯後於實踐。這其中，當然有方法與理論的落後，最根本的還是心理上的，一種深入骨髓的文明自卑感。
中國人當不敢坐下來的賈貴已經一百多年了，在洋先生麵前一直是站著的，能夠把先進國家的理論學清楚，用以指導中國實踐，把英文說利索就是很大的光榮了。今天，從器物層麵上看得很清楚，東方的太陽冉冉升起，西方的太陽在徐徐下降。是時候讓中國人坐下來，好好總結一下中國的實踐，並和世界上願意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來共同探討、共同發展人類的學術。
以實踐為體，還意味著破除抽象普世論的迷思。
抽象普世論背後實際上是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研究對象混淆的機械思維。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是自然客體，當然可以有超越國家民族，甚至地球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和理論，社會科學則不然。當然，自然科學是否有放之宇宙而皆準的普遍規律？現代物理學一些發現實際上已經使得這一點很可疑了，這是另話，按下不表。
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類的實踐活動，何謂實踐？馬克思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說人類的活動是“革命的實踐”和“實踐批判的”、“改造世界”的活動。 [ 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一卷，第54-57頁。]如果我沒有理解錯的話，他老人家這裏雖然沒有一語道破，但是實際上蘊含著一層意思，實踐是介於物質（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之間的第三性。
也許毛澤東同誌比他的許多先行者都更深刻地理解了馬克思對於實踐的觀點，這一點不但體現在他不朽的篇章《實踐論》、《人的正確思想從哪裏來的？》，也散見在他的一些充滿智慧閃光的談話中。1973年7月，他和楊振寧、周恩來等人吹哲學時說：“矛盾的普遍性並不單獨存在，就存在於特殊性之中。人類是看不見的，看到姓楊的、姓周的，看到大人、小孩，但是看不見‘人’”。[ 《毛澤東年譜（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六卷，48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這裏，毛澤東比公孫龍、維特根斯坦等哲學家說的無比晦澀的一條真理，以一種再清楚不過的方式揭示出來。普遍性隻存在在特殊性之中，真正普世性必然是建立在多元性之上。
正是由於實踐活動兼有客觀性和主觀能動性雙重屬性，所以不同國家的不同具體實踐，會產生出不同的，但是可能同樣有效的道路與製度體係，同樣也可以構建出不同的話語體係。
反過來，任何成功的、有效的獨特探索都具有普世意義或者說普世價值。這是由於人們總是要相互參考借鑒的，大家都是各有千秋，可以取長補短的，隻有最沒出息的國家才一味照搬照抄。如同秦腔唱的那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頭。”我們不能說美國模式才是舅，才是普世價值；中國模式就不能有朝一日也當當舅舅，成為普世價值。
體一立，用遂明，凡是可以為實踐提供參照和借鑒都可以為我所用，“合則用、不合則不用”。從用的視角看，中國確實存在馬克思主義、西方話語、中國傳統這“三統”。
通而觀之，我們不妨倡一說：中國學派是一體三用，以當代中國實踐為體，以三統為用。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六十年實踐為體，以馬克思主義、傳統文化、西方理論為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所用。
因此，要通三統必需先將理論和現實的“頭足倒立”再次倒過來。不論從哪一統出發，都必需先承認當代中國實踐這個體，三統存續與開新在於成為附麗於中國實踐的用，在於為理解中國實踐、解決中國問題、引導中國未來提供精神資源。而不是試圖從三統出發來倒過來推導中國現實，那無疑是本末倒置，緣木求魚。
換而言之，三統必需以中國的實踐為檢驗標準，返本開新，合三用於一體；而不是將自身作為實踐之標準，故步自封，剪裁現實，撕裂現實以應三統。
當然，任何話語體係的構建都不是平地起高樓，都不可避免地與現有的理論體係發生關聯。這裏就有個體用的問題，即三統如何為中國話語所用的問題？
以下分三統而論之。
以西方理論為用
麵對著一個基於西方社會實踐，經過二三百年發展已經日趨成熟和精細的西方話語體係。中國問題的研究者往往麵臨著兩難的抉擇：如果套用西方的理論來考察中國的實踐，經常是驢唇不對馬嘴，而且即便削了中國的足，也未必能夠套上西方的鞋。
與此同時，西方已經形成一套完備的、嚴謹科學的理論體係，如果拋開西方理論另起爐灶，顯然不但不利於中國社會科學發展，還會造成中國社會科學的倒退。
怎麽辦？以中國實踐為體的同時，還要以西方理論為用。為用不是套用，而是批判的利用。說的更具體一點就是要和西方理論形成“二階連續性”，而不是“一階連續性”。[ 美國學者沃馬克在研究毛澤東1957年前後政治思想轉變的過程中提出了“二階連續性”的概念，認為1957年前後毛澤東的雖然行動方式發生轉變，但是價值和思想方法仍然保持連續性。參見：沃馬克：《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基礎（1917-1935）》，270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這一概念啟發我思考中國話語體係和西方話語體係的連續性問題。]
人類的知識體係就像一棵大樹。元知識是根部，基礎理論、中層理論構成主幹和枝幹，而具體理論則是枝葉。一階連續性是理論觀點的套用，就是試圖將中國的話語嫁接到枝葉上，成為西方話語的附庸。二階連續性，則試圖在根部和主幹上實現溝通，對於具體理論觀點批判，甚至推翻的同時，卻並不否認其更為深層的基本理念和方法體係。
政治學者王紹光最近提出了中國的“代表型民主”[ 王紹光：《代表型民主與代議型民主》，《開放時代》，2014年第二期。]可以說是中國話語構建過程中如何和西方理論形成二階連續性的一個經典案例。這一個概念在挑戰代議製民主理論的同時，卻又不挑戰民主理論，反而是豐富和發展了經典民主理論。
當然，強調二階連續性並不是完全排斥一階連續性。西方的理論體係不是鐵板一塊，內部也是非常多元，許多西方現成的理論、流派和中國實踐高度契合，確實不妨拿來就用。
這就使得中國的話語體係與西方理論體係既有分野，又有共通之處。同時，由於汲取了西方的理論和方法的營養，中國話語的體係構建就不需要花費和西方那麽長時間，譬如積薪，後來居上。這是我們可以期待的中國學派，而不是中國自言自語派。
中國傳統需要創造性轉化
中國有五千多年綿延不斷的文明史，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提供了豐富精神資源。對於現代中國話語構建來說，更為重要的命題是傳統話語多大程度上提供了資源，而不是當代實踐多大程度上詮釋了傳統話語體係。用古人話說，當代中國麵臨的是六經如何注我，而不是我如何注六經的問題。[宋·陸九淵《語錄》：“或問先生：何不著書？對曰：六經注我！我注六經！”]
中國話語與傳統話語的關係要超越長久以來的批判/繼承的二元對立敘述。中國話語並不需要通過批判抑或繼承傳統確立自我的體統，而是需要汲取傳統營養來豐富自身。中國話語要通過對傳統話語進行“創造性轉化”，[ 《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話讀本》指出要對傳統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話讀本》，101頁，2014年。]從而實現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種創造性轉化不但是中華文明返本開新，譜寫新篇的需要；也是傳統話語影響當代中國實踐，貢獻當代中國話語體係的途徑。
創造性轉化是指對於傳統文化同情性理解的基礎上，改造中國文明，實現中華文明的現代化與社會主義化，汲取傳統文明的合理成分，拋棄其不合理成分，並賦予新的時代內涵。舉其大者有三：
一是傳統價值理念的創造性轉化，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係重要來源。例如，從法家富國強兵中開出法治、富強等新內涵；從王道之中，開出民主、和諧、友善等新內涵；從大同思想中，開出平等、公正等現代價值理念。
二是傳統治國之道創造性轉化，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治理現代化的重要來源。中國傳統善治之道，可謂極高明而道中庸，能夠治理如此泱泱大國，數千年而不大更造，難道是偶然嗎？牟宗三先生的《政道與治道》一書中曾經概括了傳統的治道：儒家的德化、道家的道化、法家的物化。這其中蘊含著極高明的見解，時下論中國治理者可謂不少，何必都祖述西方的治理理論呢？
三是傳統文明體係創造性轉化，成為中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來源。中華文明作為世界上唯一綿延數千年的文明體，對世界各國人民具有曆久彌新的魅力。傳統文明經過吸納西方文化，完成現代性轉化之後，將實現文明之再造，涅槃重生，並成為中國國家軟實力的不竭源泉。
“道並行而不悖”，傳統文化融入當代中國話語體係，並不取消其自身道統的演進，反而提供了“開新”的契機。儒學、道家、法家、佛學等曆久彌新的傳統觀念形態，將得到傳承與創新，並進一步光大，進入發展新期。
土的掉渣，才能洋的輝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是有其道統傳承的。
2013年1月，習近平同誌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學習貫徹黨的十八大精神研討班上的講話中，分六個時間段對社會主義五百年，從空想到科學、從理論到實踐進行了係統回顧和梳理。[ 參見《習近平總書記係列重要講話讀本》，第4-24頁，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新中國對於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與空想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實踐、蘇聯模式一脈相承，並不斷超越，將社會主義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此，中國話語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是雙重的。既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問題，即如何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問題。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式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即如何搞社會主義建設，如何改革開放，走出一條前所未有的社會主義新路總結提煉為馬克思主義新成果。
這是一個山溝裏走出的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土地上生出來的馬克思主義。也許我們最擅長的就是將別人的嘲諷接過來作為自己的光榮，殊不知隻有紮根中國的大地，才能是革命的政黨永遠年輕，沒有土哪有洋，隻有土的掉渣，才能洋的輝煌。
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推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回顧社會主義五百年曆史，隻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才真正回答了什麽是社會主義，如何建成社會主義的命題。當今世界，也隻有中國探索的這一套社會主義體係對於資本主義構成真實的挑戰。中國模式以其巨大規模和相對於西方的異質性構成了對於西方中心論真實意義上的挑戰。實踐證明中國模式是成功與有效的，同樣也證明是正確的。隻要中國沒有失敗，社會主義就不會失敗；隻要中國成功了，就會為其他更多的國家指明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還需要將毛澤東思想作為主體納入，而不作為繼承的對象。如同中國六十年實踐不可分割，六十年形成的官方思想體係也不可分割。新中國成立後的毛澤東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有機組成部分。毛澤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奠基者，建國不久後，他就提出了要獨立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並建設了一套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政治製度體係。鄧小平的成功恰恰在於糾正了毛澤東的錯誤部分，並繼承和發揚了毛澤東的正確部分。如果將兩者分開，勢必麵臨著前後三十年相互割裂，相互否定的問題。
中國話語構建是當代中國實踐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的偉大飛躍，是實現中華民族精神層麵上的偉大複興和上層建築建設。中國話語構建是“一體三用”，以當代中國的偉大實踐為體；馬克思主義為中國所用，開創中國式馬克思主義；古為今用，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洋為中用，與西方理論形成二階連續關係。
回望曆史，任何創新學派潮流的形成，都是對於一個大時代實踐的精神回應，中國正處於這樣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時代，我們每個人都置身於一個實踐創新不斷湧現，思想爭鳴空前活躍的中國氣場中。
隻要我們以中國實踐為母體，汲取“三統”之營養，未來幾十年,我們也許可以目睹 “中國學派”的形成和茁壯，並逐步改變近代以來不但器物落後於西方，同時在話語上自愧不如的格局。
中國將結束借來話語言說舊時代，而進入一個自主話語言說的新時代。隻有那樣，我們才能實現黑格爾說的那樣使得我們的理論真正屬於我們的民族，也才能真正完成精神層麵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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